文风是现象和外观，根子却在学风。学风涉及到立足点、方法论、目的性、功能性等，而学风又不能不受制于它背后的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和评估体系。所以，就文风谈文风是谈不清的，它不可能不与我们的时代生活存在密切关联。

　　过去，一部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后续和附加的东西并不多。评论只是面对作品，甚至那种简单粗暴的批评，也只是面对作品拿政治的尺子去量。现在不一样了，一部作品出版和发表后，将面临发行量的多寡、能上排行榜否、评奖等多种关隘，这一切还会带来连环套般的利益链，于是，评论若出言“不慎”，就可能“搅局”，大杀风景。对于一部分真正视文学为生命，有高远追求的作家而言，这可能不是问题，他们听得进不同意见。但对某些文学组织者、出版者、利益相关者，甚至包括某些作家本人，在某种情况下，并不想倾听真正的批评的声音，或者没有耐心，或者没有胸怀。他们很少意识到，评论是一个审美过程，是一门学术，是一种鉴赏艺术，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具有独立的品格，应有一个神圣的空间，应以予尊重。他们其实是想借助评论直接扩大作家作品的影响面，提升知名度，进而摘取各种大奖。如果评论不能配合，他们就会不高兴。某些组织者，甚至将之看做“政绩”，而政绩对他们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文学批评的“政绩化”，是另一种形态的工具论的死灰复燃，应该警惕。

　　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有没有一个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传统呢？这个传统在今天是否已被抛弃？在学院式批评尚未形成之前，批评是自足的。我们看到批评人士在批评一部作品时，往往都是细读文本，把文本吃透了，对作品的人物、语言、情节再三玩味，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一部作品的整体性的批评。钱谷融评《雷雨》，就像是钻到人物的灵魂里，同时又能跳出来进行深入探究。所以他深刻地理解周朴园和繁漪，他说曹禺没有把那个叫“雷雨”的人物漏掉。即便没有读过《雷雨》的剧本单看评论的读者，也一样可以感触到一个真实可及的繁漪。可是，自新世纪以来，经历了高校力量的扩张和文学的市场化、大众化之后，文本细读的批评风格越来越稀见了，即使有也淹没在那些大而无当的理论中了。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文本浩茫，大多数文本质地稀松，评论家们已经无法去面对每日几部长篇小说出版的新态势了；另一方面，也出于评论家被各种因素困扰，且难以摆脱的复杂的生存环境。

　　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语言尚多是鲜活的，有的几乎可以当美文来读。这样的批评文章不但可以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可以看出一个批评家的个性和才情。这样的批评文章，不但读者喜欢，被评论者自己也喜欢。我决不是出于怀旧，我要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不少批评文章，大多失去了独特的个性、鲜活的语言、质朴的直达要领的表达；把一些文章拿来对比，会发现面目相似的甚多，类似复制。这种局面的形成，也许大多还是出于学院式批评的影响，同时，受国外文学理论、古典研究文学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某种影响，当代文学评论也被纳入一种史料式研究的规范。在很多大学里，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文章不能算科研成果。规则制定者认为，那种文章是可以随意制造的，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于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很少再对单部作品发表看法，而那些被引入大学的批评家从此也得守此规矩。这就导致了新世纪之前尚活跃的一种鲜活批评文风的逐渐丧失。

　　也由于以上原因，当下的刊物与学院式批评共谋，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风气，要求文学批评也要进入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式的书写范式，这种研究式的文章不允许作者出来过多地发挥感想，即使要说带判断色彩的话也必得引经据典，用别人说过的话来印证和注释。我不敢说，这就是导致批评主体消失的原因，但至少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再也看不到像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傅雷评张爱玲，甚至司马长风评《围城》那样尖锐透彻、才华横溢、清新悦目的文章了。

　　应该承认，在今天做一个文学评论家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艰难。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古典时代，批评家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中国传统，即使在上个世纪文学还受政治箝制的时代，批评家面对的精神世界也是大一统的，而今天却完全不同了。我们不仅要面对完全开放的、陌生的、广阔的世界文化，同时还要面对正在兴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我们不仅要面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还要面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我们不仅要面对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还要面对电子虚拟世界的瞬息万变。这对批评家主体性的要求也就更高。当前批评的乏力，也可说是一种主体性的疲软，首先在于精神价值判断力的某种缺失、审美判断力的软弱。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文章停留在梳理、归纳、复述现象表层上，鲜有大的思考；对时代审美走向，提不出切中要害的问题，谈不上富有独创性的有深度的研究。当前批评存在着与批评对象脱节的严重现象。比如，批评与读者存在着评者自评，读者自读，热者自热，冷者自冷的互不相涉、漠不相关的状况(顺便指出，现在专业阅读、大众阅读、网络阅读三者之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化和隔膜)。批评与创作，同样存在脱节，一些重要的、先锋性的或为读者密切关注的创作，得不到及时有力的评论，一些带有典型性的创作难题得不到及时的正视，而一些并无多大代表性的作品的评论和一些无关宏旨的话题，却铺天盖地，占据了大量篇幅。批评与市场其实也是脱节的，消费者的市场选择和购买行为往往决定新的再生产的需要和走向，但批评者对此似乎做不出有见地的预判、评说、解析，显得无能为力。不少批评家对市场最热销的书籍几乎一无所知。

　　当然，更为重要和更加普遍的困境是，文学批评的写作对高科技、新媒体的依赖甚至依附，使它在悄然间强化了工具性、复制性、拼贴性、可操作性。这也许是一个人们习焉不察却直接影响着批评品质的大问题。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人类的生活与工作已进入加速度时代，古老、宁静、缓慢的农耕文明的诗意正在急剧消失，大地上不再是骏马和人的脚步，而是挟着尾气的汽车的飞轮；天空也不再是白云的悠悠漫步，而是飞机和电磁波的穿梭轰鸣。在这样一个时代，与告别手工业进入后工业复制时代一样，文学也告别了毛笔、钢笔而进入了计算机的技术时代；与告别农耕时代的封闭性、自适性、个性化、精英化、贵族化而进入大量繁殖、膨胀并拒绝个性的经济活动一样，文学也在告别私人经验、艺术自适、精英话语，而进入了公共经验、大众文化狂欢、欲望化书写的新场域。无论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阅读，似乎都已经被时代的主板刷过，文学进入了一个类似巨型计算机的控制系统。文学批评自然也在劫难逃。于是，我们看到，批评家们有时会出现在好几个会场，说着大同小异的观点，所有评论者的声音、词汇，好像预先被录音师调好了似的相似，而且每个时期都有一套时尚的话语和表述方式，就像最近“给力”一词一夜之间覆盖了所有媒体一样。文学研究者们在复制着似曾相识的论著，论文写作者们在泡制着批量的论文，它们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生产出来的产品。这虽然不是全部的事实，却也是普遍的事实。这种复制性具有不可阻抗性，它威胁着每一个具有独立批评话语能力和艺术个性的批评家。这也许才是真正最可怕的。

　　事实上，文学批评的现状与文学创作的现状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并不是文学创作取得了多么耀眼的成就，惟独文学批评败落得一塌糊涂。要谈成绩，文学批评同样很大，但我这篇文章是以谈问题为主的。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最大问题与文学创作一样，即缺乏创新。这一方面表现在批评理论的陈旧，如相当大一部分批评家，包括我在内，仍然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范式，而少有批评家在现代派后现代派文艺批评方面有较大建树，致使很多批评停留在观念的冲突层面；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已经面对世界文学，而批评家们，包括我在内，在世界文学的批评方面缺乏足够的储备。在今天要评论一些重要作家作品时，已经不能单单看这个作家的作品，还要看这个作家所秉承的传统。今天活跃的一些重要作家的传统可能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但我们对这些世界性作家及其文化背景并不熟悉，这就导致批评的错位或失语。是批评家自身的视界和修养限制了批评的道路。

　　创新的核心是要找到我们时代的审美元素和风格精神，找到与时代审美前沿相契合的新的形式和新的语汇。它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精神上的创新。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那里，我们似乎是有现成的美学原则和理论方法可以使用，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道路并不如此简单，美学原则被刷新了好多次。这就要求我们在美学原则和理论方法上一定要有新的突破。好的评论家不是随风而动，而一定是引领风气的弄潮儿。新文学运动离不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理论家的倡导。从五四开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也确实从国外引进了很多新的理论，这些新理论也的确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不断重复这些理论之后，也应想到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谱系，自信地提出一些新的美学原则和理论。但我们在这方面仍十分薄弱。

　　文学批评不是文学作品的传声筒、发布台，它有自身的使命、尊严和独立价值。文学批评带给文坛的应该是一种审美评判者和阐扬者的清新声音。当文学陷入迷途时，批评就会应运而起，将雷雨般的呐喊与批判高悬于文坛；当文学有新的活力与了不起的作品涌现时，她就发挥其先知先觉般的敏锐感受力，将那赞美的声音给予新生力量。文学批评自身也面临发展的问题，事实上也在发展中。比如，我们是否注意到，在各种报刊上，不时仍会出现一些新的名字和富于生气的文章；在网络的博客、论坛、播客等话语场，充盈着尖锐、泼辣、陌生、奇特的话语狂欢和草根精神，吸引着无数网民的眼球，这里已没有言说者与阅读者的界限，其见解和水平也并不在专业评论之下。无论哪种批评方式，都不能无视其存在，而要争取进入。主动，才能有新的发展。

　　我认为，现在文学批评公信力的缺失，根源在于社会生活中公信力的某种缺失，在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某种紊乱；文学批评的虚弱乏力，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批评的性质、功能、价值发生了严重的位移、扭曲和变形。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批评者，应该具有使命意识、担当意识，不能一股脑儿把责任推给客观环境，但是，今天的文学批评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确不是文学自身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几个人的职业精神可以挽回的。在一个诚信缺失、怀疑永恒的大背景下，要求文学批评者保持纯粹的审美精神和独立的品格，是合理的、美好的，却也是很艰难的。

　　的确，在今天，有一个重建批评的理想和公信力、强化批评的原则性和原创性、增强批评的批判精神、大力提升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的精神维度的问题。正如有的同仁所指出的，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必定要通过相互碰撞、摩擦、论争，才会显出其内在的分量和力度，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丧失了在真正的批评家身上常见的气质和素养，丧失了争论的勇气、反驳的激情、否定的冲动，丧失了对真理和善良的挚爱、对虚假和丑恶的憎恨、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的敏感。有的同仁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思想家退位，学问家突显”的时代，满足于考证、技巧的圆熟，满足于操作程序的流畅和制作的精致，再加上商业利益、体制化生存方式的需求的驱动，使得思想文化界和文学批评界日益沉迷于各种操作与“社会资源交换”的活动，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的批判精神。如果这种风气不能扭转，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有什么突破和创新，更不可能在世界思想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并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