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诗魂之所以万古长青，因为它实质上已构成了国魂、民族魂。那是对国家命运和国民幸福所作的不懈探索。屈原的力量来自他对祖国与人民的信仰。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在天地间探索人类福址的精神。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虚弱的，哪怕它拥有再多的物质财富。同样，一个没有理想的诗人也是没有激情的，又哪来的创造力！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是对真、善、美的呼唤。屈原如果没有信仰，他就不是屈原了。他就不会有感召后人的力量。

    屈原，诗魂所铸造的国魂。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和长江、黄河并驾齐驱的，还有一条汨罗江。那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大精神渊源。中国历史，中国的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都绕不过汨罗江。如果谈论中华民族的信仰，就必须上溯到汨罗江。如果追忆中华民族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就必须重温屈原，重温屈原的信仰与影响。

    作为楚人屈原的后裔，作为诗人屈原的后裔，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家、诗人毛泽东，也是屈原的粉丝。

    屈原问天，毛泽东问苍茫大地。据我所知，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对屈原的作品百读不厌，屈原的政治思想，人格情操，文学精神都对毛泽东产生过深刻影响。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话时，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他还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还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

    他还多次向访华的外国元首推崇、介绍屈原。譬如1954年10月26日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1972年9月27日，他又把屈原的《楚辞》作为代表中华民族“国粹”的礼品，赠送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毛泽东以自己是屈原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为自豪。

    从屈原开始，诗人中的探索者就该是思想者。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屈原的《离骚》与《天问》所遗传的。中国诗人都有屈原情结。屈原本人也有解不开的情结，那就是爱国情结，忧国忧民的情结：“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为后世的中国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提供了精神座标。

   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李贺是诗鬼……更多如我这样的平凡之辈只能老老实实做诗人。其实中国诗歌还是有神的，能够算作诗神的，恐怕只有屈原了。一方面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诗人，另一方面，还因为他那大起大落的人生已成为一段传奇。

   作为大诗人的前提，似乎不仅写出充满戏剧性的作品，而且一生还要充满戏剧性。屈原做到这点了，哪怕他演绎的是悲剧，可这场悲剧两千多年来一直在感动着后人。他岂止是进入文学史，还深深地影响着民俗，成为端午节的惟一主角。这是专门为他一个人而设立的节日，却带有诗人节的性质，全中国的诗人都沾光了。

   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为天地或鬼神而设制，偏偏端午是用来祭奠一个人，一个诗人——屈原获得了一般的帝王都无法享有的永久荣誉。

   随着年复一年的推进，屈原的形象逐渐被神化，快要成为诗神的化身——唉，与西方的缪斯不同，东方的诗神是愁眉苦脸的。粽子、龙舟之类，更是为这个悲怆的文学神话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道具。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岂是俗人所能做到的？简直已达到神的境界，吸风饮露，纤尘不染。即使屈原比神多一具肉身，也相当于“半神”（英雄）了，也远远超越凡人，诗人这一概念因之而带有超人的力量。诗人的力量是要通过超越世俗而体现的。

   屈原无疑是东方文明中最大的诗歌偶像，连李白和杜甫都很崇拜他。中国的诗人都该算作屈原的后裔。

   屈原精神上的高海拔，给后世的诗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提供了攀登的目标：诗人就该是超人，超人就该是诗人；诗人不仅要富有人性，更难得的，还要具备几分神性。“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简直是站在神的高度，对芸芸众生的怜恤。诗人就该像神一样无私，像屈原一样忘我。

   端午，是为屈原招魂，呼唤伟大的诗歌精神；诗歌是有人格力量的，诗歌是要切进现实的，关注现实的，屈原在这方面是典范。

   端午，是一次盛大的检阅，又重新勾勒出了诗人的形象，诗人的形象就应当是屈原的形象。近些年，诗人们都抒写小我，格局窄，境界低，要么风花雪月，要么鸡毛蒜皮，诗人的形象模糊了，也没有了应有的高度，诗坛显得单调、枯燥，缺少活力，现在是到了恢复新诗强健体魄的时候了，是呼唤屈原精神的时候了，呼唤大诗人的时候了。

   屈原开创了大诗人的传统。在他之前，《诗经》的时代，都是些无名的小诗人（隐形的作者）；恐怕连诗人这个概念都未诞生。

   自从屈原诞生了，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身份也就出现了，而且是以具体的个人形象来出现。可以说屈原使中国的诗人第一次拥有了名字。况且，这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即使跟他无数的后裔相比，也算得上巨人。他一出手就是《天问》，站在万物的对立面，站在神的对立面，站在命运的对立面。跟顶天立地的屈原相比，我们即使穿上世贸中心那样的高跟鞋，也会显得渺小。

   屈原是站在汨罗江边的一个问号。他在问天，问老天爷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跟老诗人相比，哈姆雷特则要年轻得多，他是站在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个问号——不，他代替莎士比亚站着。他在问自己（莎士比亚也在问自己）：“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人类中所有瘦骨嶙峋的问号，都被自己问住了，都把自己难倒了。

   屈原所提出的“天问”，在汨罗江上空回荡着，在嘴唇、竹简、纸张之间回荡着。如果什么时候能找到答案的话，诗人就没必要存在了。至少，在高科技的时代，诗人们已日渐孱弱。他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而诗人的使命恰恰是为问题而活着，为答案而死去。

   屈原总给人失恋的印象。政治上失意莫非比失恋还痛苦？不能怪楚怀王，他哪里考虑得到诗人的感受？（在政治家眼里，诗人比女人还麻烦。）要怪就怪自己的单相思：居然相信君王应该是多情的。还是多看几眼山多渡几条河吧，山水反而是讲道理的。

   诗人原本跟艺人一样，分为两种：偶像派与实力派。大诗人注重形象，小诗人看重实力——期望以作品代替自己的面具。中国古代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就是偶像级的，他的怀才不遇，他的忧国忧民，奠定了传统对大诗人形象的要求——就该是精神上的巨人。

   甚至他投水自尽的悲怆结局，都为巨匠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戏剧性。一个时代为什么需要大诗人？因为它需要巨人来代言自己，“大写的诗人”确实使他立足的时代背景变得伟大起来。大诗人岂止深得一时一地之垂青，连渴望永恒的诗歌史都需要他作为形象代言人。这就是自古至今的传统：诗人除了打造作品，还要下意识地塑造形象乃至选择立场——此即俗谚所说的“作人第一、作诗第二”？过去的偶像哪怕是经历史之手纂改甚至捏造的，也会有更多的粉丝，因为他身上——他的形象，一定程度地暗合了社会或民众的期许。为什么要叫诗人？读者岂只满足于读诗，更是为了读人——文本背后的人格力量才最有杀伤力。说到底，是读者按照自己超越性的理想来模式化地塑造大诗人。所有的偶像都是制造出来的，并非本身单方面的努力即可获得成果——某些情况下，他仅仅是在配合，配合别人的愿望。

   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李贺是诗鬼……可屈原是诗魂啊。在诗人仅仅是诗人、连大诗人都缺席的时代，应该呼唤魂兮归来，而不是用下半身反对上半身，或用上半身反对下半身。丢了魂的诗歌，才会发生身体的内讧。有本事就闹一场灵魂的政变吧。

   余光中说过：“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写诗惯用的蘸水钢笔，也有着古老的泪腺。

   写诗时你觉得自己就是屈原：已经死过一回了。死过了的人无法再死。屈原拯救了你：你用他的死，换取了自己的生。你欠屈原一份人情。

    焚诗，直至它烧成骨灰。诗最适宜火葬。诗是无法兑现的纸钱。借来红泥小火炉，做我的焚诗炉。端午节，老百姓笑咪咪地吃粽子、划龙舟，只有诗人，把它过成了一年中的第二个清明节。焚诗，直至它被那高傲的死者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