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会有生老病死”,正如“春来也秋去也,冬冽夏荣”一样,自然规律,无法抗拒。这个道理我懂。我的八十六岁的母亲已于2002年与世长辞了,但是,每到清明、十月一、母亲节、或看到裹过脚的媪人 ,心中总会有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最后只得无奈的默默地问候一句“我亲爱的妈妈,您在那个世界过得还好吗!?”以表达我深深的思念之情!
我母亲生长在一个书香大家庭里。她的曾祖父是大明朝后期的举人。我外祖父兄弟五个,其他四个都有三五个儿子,惟独我母亲是独生女,在她五岁时其父亲去世,撇下母亲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可能是由于母亲的聪慧和独女丧父的缘故吧,母亲在她的大爷大娘们眼里是非常受宠爱的;在众多的堂兄妹之间,母亲在他们心中也是最受尊敬、最有权威的一个。可使母亲最憎恶最遗憾的是:一是从她六岁时我外祖母就把她的脚给裹起来了;二是无论如何哭闹也不让她外出读书;三是不让她参加社会活动如妇救会等。这三件无法改变的现实困扰着母亲的一生。由此,她把解决这三种遗憾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们的身上。对封建的礼教持扬弃的态度。
对封建礼教摒弃之一:对于女孩子缠脚,母亲一直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她说:“我们老一代女人受的罪,绝不再女儿身上重演!女儿的脚顺其自然,该长多长是多长!”所以,小时候母亲给我姊妹三人做鞋子,每年都大半码到一码,不让女儿的脚受一点束缚。我姊妹三个,从小到大,没有一个穿过小鞋的。母亲共生下三女两男,尽管家族里一些人指责说“闺女是人家的人、不要让她读很多书,女子无才便是德么。”听了这些批评与指责,我母亲总是平静的一笑。我们小的时候,都在人民公社里吃工分粮。大一点的上学,小的不会干活,我母亲体弱又有一些繁重的家务,因此只能挣到半个劳力的工分,全家人挣工分的重担大部分都落在我父亲身上(那时男劳力一日十分),我父亲加班加点,每天挣到十二分,但工分仍不够用。有时父亲累极了,再加上族人的指责,就不让我上学了。我在家过几天,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母亲就到处托人,找我的老师、找父亲的好友来劝说父亲。父亲是位爱讲面子很好劝说的人,又是个疼女儿胜过疼儿子的人,看到女儿难过,就又让我回校读书了。母亲常说:“闺女儿子一个样,谁能上啥样的学,我就供他上啥样的学,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
对封建礼教摒弃之二:我孩子的爸爸在外地工作,我和孩子一直常住在娘家。1967年春,我一岁多的次子患了急性脑膜炎,孩子的病情严重,必须马上入院诊治。这时,好多邻居和族人都劝我母亲赶快把我娘俩送到孩子的奶奶家去!在这里孩子出了事姥姥家担不起!我母亲既严肃又镇静地说:“离他奶奶家几十里,他奶奶又是一个多病的老太太,送到她那里不就把孩子耽误了!赶快送我们欢口医院!抢救孩子比承担责任要紧!”一边说着,一边火速准备好了地排车,让我二弟和侄儿拉着我娘俩,飞奔到欢口医院。医生说:“多亏孩子送来及时,要再晚来两三个小时,孩子的病就麻烦了!”孩子恢复得很快,住了十天就康复出院了。
对封建礼教摒弃之三:1975年,我的二弟家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满月时弟媳带着女儿回她娘家过满月,晚上,一不留神,小女儿让被子给捂死了。按照老风俗,老规矩,娘家人要承担重大责任、得受抱怨和辱骂的。弟媳的母亲既难过又害怕,弟媳也不敢回家了。母亲得知此事后,强忍失孙之痛,亲自跑到弟媳的娘家,对亲家深有感触地说:“亲家,发生这样的事,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要早知道,我们都宁愿八天八夜不睡觉,也得看着我们的宝贝孙女。将人心比自心,我的两个闺女家的外孙都在我家常住过,我们对待里孙外孙不都是一样疼的吗?有时候,疼外孙还超过疼里孙呢。”一席话,亲家消除了顾虑。母亲又安慰了弟媳一番,并把弟媳领回家中。
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古老的东方女性的温良恭俭让在我母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母亲21岁嫁到董家后,对待继婆婆与公公如同自己亲生父母一样,所以,婆婆公公有什么事呀、病呀的,都是由我母亲操办照顾。我母亲对待她的三个小姑子一个小叔子,像自己的孩子一般照顾,像疼爱自己的亲弟妹一样疼爱。母亲每次回娘家,三个小姑子都要闹着跟着去,年轻时自己轻易没一人走过娘家。每逢过年,三个小姑子都要缠着非要穿上我母亲做的绣花鞋,新衣服。母亲心灵手巧,织布纺棉织手巾,剪纸花、编蓆打包等利钱活都会干。因此,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几乎每天都在熬夜,眼力和体力严重透支超负荷,37岁时就花了眼,还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一如既往的劳作着,疼爱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孝敬着公婆。三个小姑子陆续长大了,到了出嫁的年龄,家里穷,买不起嫁妆,母亲的嫁状分别给了三个小姑。孝敬父母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事,但是,要做到“顺”却是非常难的,这需要一种大度,一种胸怀,一种极大的忍耐性。老人年龄大了,大脑和各种思维功能都老化了,有时显得很固执、有时态度很粗暴、有时提出的要求很荒唐、有时张口就骂人……对于这一切,母亲总是微笑着,不厌其烦解释着,顺从着,和我奶奶相处五十七八年,母亲从没跟爷爷奶奶顶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久而久之,奶奶依赖母亲侍候成了一种习惯。吃饭,得吃母亲做的,穿衣得母亲缝的,就连别人得罪了奶奶,也得母亲去赔情,奶奶才肯罢休。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母亲已进入了耋年,满头白发,驼着背,每天几次的蹀躞着两点小脚给奶奶送饭,送水,洗衣服。偶尔我回家时碰上母亲给奶奶送饭,我抢过来端着给奶奶送过去,奶奶一定要问:“你娘哪,怎么没来?”我笑着问奶奶:“这也是我娘给您做好的,我给您送来不好吃吗?”奶奶说:“也好吃,也好吃。奶奶是怕累着你。”弄得我苦笑不得。到奶奶去世前的一年多里,奶奶基本上大小便失禁,我母亲还得到大坑里去给奶奶洗屎尿衣物,我叔叔很心疼母亲,与奶奶做了几天的劝说工作,奶奶才同意让叔叔家照顾她。可奶奶有个条件:一是母亲每天必须赔她说会话;二是母亲外出到哪里都要告诉她。母亲满口答应下来说:“这是我娘定下的老规矩了,哪能改呐!”我有时给母亲开玩笑说:“整天娘长娘短的叫着,不守着她不能叫声老婆婆!”我母亲笑着指着我说:“憨妮子,不许那样说!”母亲对奶奶真是情深深,意浓浓的。我奶奶1994年去世,享年98岁。我叔叔在办理奶奶的丧事上哭着对众人说:“我二嫂对我娘的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要兴喊娘的,喊个嫂娘都不过份!”我奶奶娘家的侄儿对我母亲也是千恩万谢地说:“没有表嫂的精心照料,姑妈不会活这么大年纪。”
外柔内刚的性格。在我的记忆中,轻易见不到母亲流泪,她经常对儿女们说:“不要用泪水换取别人的同情或怜悯,要用汗水获得成绩或成功。”最使我痛彻心肺的事:那是1960年春节前十几天的事,一个亲戚来到我们家,说是到江苏邳县去逃荒,到那里红薯、苤蓝都能吃得饱,我们一家四口先去打前站,你先给我们弄些干粮路上吃,得弄够四天吃的干粮。还告诉我母亲说:“他婶子:我们这样近的亲戚,我儿子、闺女们都是壮劳力,你的孩子小,等你们到那里后,我们还不得帮趁着你点,还能让你作什么难!”一阵子花言巧语,哄得原本心地善良的母亲上了当。母亲把“购粮证”上全家人一个月的口粮大豆、红薯干等几乎都给那亲戚弄成干粮拿走了。
1960年大年初一六点多钟,我在姥姥家起来刚下好饺子,我母亲、哥哥、二妹、二弟、三妹来了,说是让二弟、三妹吃一点饺子好上路去邳县逃荒去。(我和哥哥当时都在上初中)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非把我撵到姥姥家过年,怕我跟着逃荒去。我家离邳县260多里,我哥哥推着独轮小木车,放上破旧的铺盖和三妹(三岁),就这样出发了。饿了,走不动了,母亲就在路边拾点干草用勺头炒一把豆粒吃。母亲从来不愿白讨饶别人,弟弟妹妹饿极了,就到住户家用剪的纸花(做绣花鞋用的)换碗粥喝或红薯吃。他们都夸母亲剪得“凤凰穿牡丹”“蝴蝶闹菊”活龙活现的真好看。到了第二天的晚上,路经那亲戚的儿子工作的地方,我母亲老早嘱咐二弟和三妹,到了那亲戚家,人家给买了饭,再饿也不要给人家吃完,别让人家觉着没管饱咱似的。其实,我母亲没吃一口饭,才剩下一小口馍。
第四天的下午,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那个亲戚。在邳县一个大队里给人家编席子换点红薯干、苤蓝等充饥。这个大队是一个拥有十个小的队大村子,方圆三四里。送母亲他们到达的第三天,哥哥要返回老家上学了,这下可惹恼了那个老太太,她声色俱厉地指着母亲说:“能干活的你放走,剩下这几个小的不中用的谁来养活!”母亲说:“困难只不过是暂时的,可耽误了孩子的学业是他一辈子的事!我再难也要让儿子回去读书。”老太太气急败坏地说:“上学再好,远井管不了近渴!”母亲也不做声,只是打发哥哥回老家去了。“我还扭不过你,有你们的好看!”老太太喃喃地发誓。老太太先让他儿子破篾子时把皮厚的苇子挑出来,冲成三半,让年仅十三岁的二妹编席子用。几天过去了,二妹一双幼小的手,满手都是血口子和刀刺,二妹哀求说:“大娘,给我一些薄一点的篾子用好吗?”老太太气势凶凶地说:“嘴不尖,还想吃磨眼的食”二妹说:“不给就不给罢,厉害什么?”老太太便破口大骂:骂得话不堪入耳。对于从来没有挨过骂的二妹来说,委屈极了,泪水簌簌地往下掉。可老太太还不解恨的一个劲地骂,二妹再也忍不住了,与老太太还了嘴“骂我啥,你有啥!都是骂的你自己!”这可了得,老太太吆喝着她儿她女,要打二妹,见她儿女没动手打,气得暴跳如雷。这时,她看到吓呆了的三妹手里拿着一块啃了几口的红薯干,老太太追过去要夺过来,三妹吓得把红薯干藏到她的裤袢子里,也被老太太抢了去。并恶狠狠地说:“哪有恁好的事,光叫您小孩吃,光叫您小孩活,饿死大人吗?!”母亲走到老太太面前说:“大嫂,我带着孩子到别的小队编席子去,我们饿死不要紧,不再连累你们啦!”接着,带着弟妹,拖着一捆轧好的篾子,到离老太太三里多路的另一个小队编席子去了。
我母亲不会破篾子,就一个劲的学、练,十几天过去了,手上砍出道道伤痕,终于练成了破篾子的本领。就这样,我母亲带着二妹、二弟(九岁)、三妹,给人家编席子维持生活四个多月。收麦子的时候到了,该回家老家了,老太太对她工作的儿子说“那个老娘们真是‘黄鼠狼子钻阳沟,各认一门了’!什么事都不要问她的,不要给她一分钱。”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她儿子只给她买了一张返回老家的汽车票,打发他家的人走了。
哥哥仍推着那个小木独轮车,车上载着行李和三妹,其他人步行,奔走在返回老家的路上。饿了,吃点煎饼,或到村子里用母亲剪的纸花换点粥喝,有时在路边地里,挖上两把野菜,拾点干草,用泥块支上小锅,焯一下母亲就吃。二妹心疼地对母亲说:“你就不用吃野菜了,我们准备的干粮够回家的路上吃的。”母亲心情沉重地说:“我不挂念你姥姥,她吃‘五保’,我吃点野菜,省点煎饼,给你们的奶奶爷爷留着。”当走到离家还有一百多里的时候,母亲挖到一种据说是叫‘毛连科’的有毒野菜,误当‘马齿苋’食用,结果中毒,脸肿的好大,眼肿得合了缝,手指肿得像大蒲棒。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投来不少同情的眼光。过了不大会,当地的‘难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