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是局部不是全体

　　在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组织的一次文学会议上，我曾经说：“回顾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前辈作家们，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文坛成名？‘30后’作家王蒙，开始写作时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40后’作家路遥写了《人生》；‘50后’王安忆最开始引人关注的作品是《雨，沙沙沙》；‘60后’的余华和苏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少年血’系列等作品；‘70后’的徐则臣最初引起关注的是《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花街系列’作品。这些作品都写的是年轻人，都是在一个连续的传统里。这些都没有被冠以‘青春写作’，可到了‘80后’就变了。‘70后’徐则臣属于成名较晚的，比他早成名的卫慧、棉棉作品中的年轻人，与徐则臣作品中的年轻人截然不同。卫慧、棉棉和之前的‘传统写作’断裂了，后来的徐则臣等人则将其接续。‘80后’目前进入公众视野的这一批人承袭了卫慧、棉棉这一脉，尽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人只是‘80后’中的一部分，——但在许多人想象中的‘80后’却全都成了这样的。我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做编辑，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从期刊发表作品起步的，和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80后’写作者决然不同，这一拨人将会像徐则臣他们那样，接续上被同辈人扯断的传统。反叛然后回归，常常是一代人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70后’还是‘80后’的写作者，在与所谓‘传统写作’发生断裂的同时，也暗暗地有了承续。”

渴望“独一无二”

　　“70后”和“80后”，尤其是“80后”，何以和以往的作家显现出如此大的不同？成长背景的不同，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每一代作家开始写作，大概都在二十岁左右。“70后”最初开始写作大概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80后”大概在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两代人最初的写作时间，刚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三十年间。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效，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带来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反映在这两代人的写作中，即是对物质生活的大量呈现。以“70后”较早成名的作家卫慧和“80后”较早成名的作家郭敬明为例，他们作品中对物质生活的展现，近乎于目下愈演愈烈的电影里的插入广告。酒吧、迪厅、高级会所等等消费场所成为小说里习见的背景，各种名牌服饰、轿车成为小说人物的必需品。有的作者似乎想写出物质繁盛之后的“空”，或者说“了悟”(卫慧号称信了佛教)，但这种“了悟”，并不能掩盖对物质痴迷的实质——有点像古代很多色情小说结尾往往来上大段道德说教，但并不能掩盖色情小说的实质。

　　“70后”的卫慧和“80后”的郭敬明都是从上海向全国辐射他们的影响的，这或许并非偶然。上海从上世纪开始，就已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大程度上成为财富的象征。卫慧和郭敬明都不是上海人，青年时期通过求学来到上海，他们对“上海”的膜拜要远远超过天生的上海人——棉棉和韩寒本就是上海人。卫慧和郭敬明是当下中国无数刚刚富起来的年轻人的缩影。也正因此，他俩的书能够在年轻人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共鸣。他们的趣味，代表了中国转型期很多年轻人的趣味。——不过，如此单从经济维度入手进行分析，还是肤浅的。卫慧和郭敬明还符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年轻人的许多其他特质。比如，卫慧迎合了思想解放的风潮——突出表现在“性”上。以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读者，比前一代又有了新的特点，比如，大多是独生子女，自恋自闭，自伤自怜，又卖乖耍酷。无论何种态度，都是为了向周遭的社会表现自己的独一无二——他们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本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对社会有着对家庭同等的期望。如此种种性格特点的年轻一代，无疑会将郭敬明小说中的人物视为知音。或者说，郭敬明的小说是因为他们才出现的。

真正的中坚是这样的

　　然而，再怎么变化万端，社会与文学总有其不变的一面。这不变的一面，就成了传统。当那虚浮的表层在时间的磨蚀下渐渐剥落，才会露出真正的中坚。譬如“80后”的苏瓷瓷。她的小说集《第九夜》中的诸多篇什，有年轻人的忧伤、反叛、孤独，却完全不似郭敬明等人的表达，并不作乖巧的叹息，也不会故意撒泼，而是有着对生命的极度热情，有着对青春生命的深度阐释。但苏瓷瓷的作品只在不多的人中引起了反响，她在现实生活中，更未享受到文学带给郭敬明等人的优渥待遇，不得不做一些和文学相悖的文字活儿，至今已经很少写作。但苏瓷瓷等人并未对文学失去虔诚，许许多多如他们一般的年轻写作者，正从远离市场、远离世俗利益的文学期刊上慢慢起步，他们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大众熟悉。诚如“80后”文学批评家金理所说：

　　他们“在文学的年轮中默默成长，在积累、沉淀之后给人水到渠成、春来草自青的感觉。开始执笔写作并不意味着一个作者就找到了他/她文学的起点，经过一段时潮的淘洗，经过与文学传统的对接与渗透，‘80后’的文学季节也许才真正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