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1967年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作品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红楼梦奖等。著有小说集《西夏旅馆》、《遣悲怀》、《月球姓氏》、《第三个舞者》等。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评论其为“最近台湾十多年来最了不起、最有创造力的一位作家。而且甚至是整个华文世界里面最有重量的作家之一”，也有人赞誉他为“近十年来台湾最优秀的小说作家”。

　　对骆以军的采访是在四月的一个下午，地点就定在香港浸会大学一间小小的会议室，时逢他受浸会大学之邀，作为“驻校作家”在港举办一系列的讲座、聚谈。午后的阳光斜映入窗，迎面是骆以军的侧面，而躲开光影的另外一侧，是他谈起的细密的小说梦境。小说家粗犷的外貌与温软的台湾“国语”形成鲜明的对比，可无论趋向其中任何一极，都很难与他小说中隐含的“暴力”径直去联系。

　　他喜欢比喻，几乎每一段话都用很多种意象来映射，那些意象往往是猛烈而暴戾的，比如狮子，比如倒转的金字塔尖，比如瞬间加速到最快的引擎。他说起从前在台湾乘高铁去做演讲，看着车上通勤的人们，好像一起在一个塑料(11850,65.00,0.55%)胶囊里睡。曾经接受媒体访谈时，他坦言，“暴力是我核心的驱动力”。

　　2010年的夏天，四十五万言的《西夏旅馆》为他赢得了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第三届“红楼梦奖”。前两届的得主是贾平凹和莫言，而骆以军的获奖，是台湾作家首次折桂。小说的背后，隐喻着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命运、历史和身份认同。“1949年的逃亡，于我父亲那一辈是一个噩梦，我是他噩梦中生下的儿子。”骆以军说，语意间不无萧瑟。《西夏旅馆》即将在大陆出版，这是他第一部简体字版的小说。出版社挑选这部作品时，他还没有拿到“红楼梦奖”。他十分谦逊，笑言多亏梁文道的鼎力推荐，于他，这是“知遇之恩”。

　　想写1949年父辈的逃亡

　　时代周报：好像在写《西夏旅馆》之前，你有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

　　骆以军：我大概三十岁出头的时候，一度进入一种很好的状态，几乎一到两年就写一本长篇。如果把那时候的我比作一辆跑车，自己都觉得引擎的转速非常高，就像年轻的狮子可以瞬间加速去扑袭。而且我的小说没有一本是重复的。我扑袭、包抄的对象，每本都不一样。我的同业也会觉得我很恐怖，很有爆发力。可是后来就遇到种种经济问题，父亲生病，太太忧郁症，我就停了下来。从2003年到2005年，大概三年，都没有交出长篇来，转去给杂志写专栏，来缓解经济压力。

　　时代周报：后来为什么想要写《西夏》？

　　骆以军：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到宁夏的时候，就起了写《西夏》的想法。《西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蒙古人灭西夏，只有一支党项的骑兵队逃出来，他们越过洮河河谷往西南跑，一直跑到四川西康那边。我在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父亲他们那一辈1949年的逃亡，他们的噩梦。我想把1949年发生的事附会到西夏的故事里。后来又写到西藏，放入我的朋友、台湾导演戴立忍家的故事。他父亲离开大陆的路线就跟党项的那个骑兵队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们进藏了，跨过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于是我就把这两个故事做了一个重叠，写了《西夏旅馆》。

　　时代周报：听说你写的时候遭遇了忧郁症。

　　骆以军：是这样。起初我想写成像塞尔维亚小说家帕维奇写的《哈扎尔辞典》，他伪造了一个哈扎尔族，编了一个辞典体，但内容都是虚幻的，非常牛逼(笑)。我也想这样。西夏这个王朝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一些文字、器皿、佛像，文字也不过是一点佛经，再有就是宋史、辽史里记录到的当时西夏发生过的战争。我觉得可以伪造一个辞典，里面是魔怪的、魔幻的。可是开始写以后才发觉，它的规格是我之前从没有遇到过的。文字上、结构上的发展，都超出了我当时可驾驭的范围。我是牡羊座嘛，急行军，爆发力很强，但不是一个续航力强的创作者。《西夏》写了才四五个月，忧郁症就发作了。

　　时代周报：听说当时还很严重。

　　骆以军：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忧郁症，治疗时间很长，用了9个月。现在的药很好，不会让人down下去，不会被吞噬，但人本来的一种尖锐感也丧失了。那种尖锐感所动员的疾速，是跑车引擎发动到最高，转速到最高，小说才能瞬间冲到的地方，就像电影《The BigBlue》，人要潜入海底最深处，到鼻血都流出来，才能看到那个不可能的景观。所以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可以写专栏，写书评，但几次想回过头写《西夏》，都不行，转不动了。后来这几年，我自己觉得像赛车引擎爆了，以前时速可能每小时300，现在掉到250，还要骗自己去催速，催到那个地方，可就不再像年轻的时候，要到哪，就到哪。这个时候就要靠很强的自我管控、自我的意志力。

　　写小说就是到地狱偷拿东西

　　时代周报：这次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安排了很多场讲座，但你好像每场都很紧张。

　　骆以军：我的体质就是这样，面对演讲、访谈就会非常紧张。这些年在台湾，到处去做演讲，讲完就很开心，可是进去之前就像要去杀头，就要不停地抽烟。

　　时代周报：好像很多写作者都是这样，可以写很长的小说，但面对人群去表述的时候会非常不自在。

　　骆以军：像台湾书店每年年终开party，找出版社、作家来聚一下，这种场合通常我都不敢去，觉得很怕。天心讲过，说我全身都是敏感带。其实我没有办法到办公室上班也是这样，因为我可以快速解读人与人间精密的讯息，比如三四个人在场，我会感觉到谁强谁弱，谁跟谁在相互伤害，那我就会想让大家都开心。如果对象是唐诺、天文这些我特别尊敬的人，同时在那，我觉得我的脑子马上就会炸开(笑)。

　　时代周报：这种敏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写小说慢慢训练出来的？

　　骆以军：我觉得我从小就比较敏感，当然后来写小说，更加训练了对讯息的接收。像我的一个有点流氓气的长辈，经常会拉我去喝酒，给我讲一些江湖人情世故，这个对我来讲是学习，哪些话不要那么直，很多话背后细微的层面，都要学习。

　　时代周报：可是这种学习又加大了对讯息的接收量，可能又增加了日常生活的痛苦。

　　骆以军：可我是一个写作者嘛，就是要让自己去受伤。事实上，现在西方定义的现代小说绝对是违反古典人性、违反古典物理学的。像卡夫卡、博尔赫斯他们的作品，他们脑袋里要承受的复杂的纬度，如果在古代，人一定会疯掉。现代职业运动也一样。本来古典时代的人打篮球，就是大家开心，投篮就好，可是现在的NBA是要挑选人出来打，搞到人要飞上去扣篮。那么，要保持这样的巅峰状态，这个人不止要在肉体上做高度的训练，还要掌握更专业的技术，要有非常强的心理素质。所以，作为一个现代西方定义的职业小说家，本来就是要把自己的头伸到地狱去偷拿东西。这种时候，身体大半部分的重力已经倾斜，一不小心可能就“砰”，被吸掉了。但要多偷一点，只能去受损伤。写作于我，是不可抗拒的所在。

　　对大陆60后作家没有印象

　　时代周报：刚刚你提到经济压力。台湾作家的收入状况是怎样的？

　　骆以军：大家都面临经济上的问题。过去十年，台湾主要的文学市场几乎全部是翻译小说。像朱天文、朱天心这样的长辈，那个年代可以有二十几万本的市场销量，但我现在有一万本就不错了，到下一辈的作家可能只有一两千本。对他们来说，即便每年能出一本不错的长篇小说，最后拿到的版税折合人民币不到8000块，跟台湾一个小学老师的月收入差不多。工作一年，只能等于一个小学老师的月收入(且配合台湾的物价水平)。书卖得不好，出版社慢慢也就不愿意出。像我的专栏算很难得，是香港人跑去办的，稿费比较高，但年轻一辈的作家想靠专栏来维生都很难。台湾自己的稿费很低，30年前就是1个字1块钱台币，现在还是，太低了。现在的副刊也不要纯文学，媒体都要众议化，要时事评论、社会评论、文化评论，反而以前副刊的概念没有了，纯文学的作品没有人看。

　　时代周报：但台湾作家现在在大陆很热，去年唐诺、朱天心夫妇在北京做讲座，到场人数之众，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骆以军：大陆现在有一个“台湾热”，这是很好的事情。十年前，大陆可能就有小众的读者注意到洛夫、商禽这些诗人，他们接触英美的现代诗，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与大陆的北岛、顾城、海子对照着读，变成中国一种很不同的经验。散文就是抒情，不太有信息量。可是大陆因为经历过“文革”，对台湾保留下来的这种右派抒情就比较感兴趣。现阶段，如果大陆开始对台湾小说感兴趣，那么我可以傲慢地讲，小说是万王之王，是所有的话语对整个历史文化的压缩档。大陆的读者可以通过台湾小说去看到另外一些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时空、历史背景，形成他们自己的奇花异蕊。我觉得现在人类存在的状况，都已经被遮蔽了，人类变得没多大差异。可是文学就提供了一个基因的海洋。如果今天大陆的读者愿意从唐诺、朱天心这样高度浓缩隐喻、庞大存在之造境的“小说”来体会一个不是传媒扁平印象的台湾心灵史，我觉得感激且感动。

　　时代周报：你读大陆作家的作品吗？

　　骆以军：我会读很多。我这一辈的作家，90年代读台湾的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读马来西亚的李永平，但同时也读大陆的莫言、王安忆、李锐、阿城、韩少功、贾平凹、余华他们。我年轻时很喜欢王小波，最近特别迷刘慈欣，如果花力气去读，每一本书都是一条神秘的河流，于读者而言，这是置身所在的另一个世界。在我看来，花园里的种样趋于复杂，是人类文明进化中最美好的事情。小说传递的不是故事，而是观看的方式，时空的结构，去认知完全不同的几何结构。

　　时代周报：你谈的大陆作家，像莫言、王安忆他们，现在也是老一辈的作家了。

　　骆以军：其实这也是现在大陆小说一个很奇怪的状况。按照西方定义，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是长篇小说家重要的形成阶段，是创作高峰期，要去攻大的东西，可是大陆现在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不大看到他们的创作高峰。好像60后没有哪个作家让人特别注意的，70后也没有印象，现在直接跳到80后。也许现在专业小说家要养成的全景表述需要的教养更庞大艰难，成熟期来得较晚，环境更险恶，诱惑更巨大，要表达的愤怒或所见更急切，而这就对小说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这一批，从文学来看，就再说吧，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