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几位敏感的朋友已经预言：批评的时代又在来临。为什么说是“又”？那是同上世纪80年代相比而言的；在某些看法来说，80年代算是批评 最为发达的时代。果然，批评有了新气象，也可以说，批评开始进入了全新的时代。这种新气象、新时代从90年代蔓延至今，已经改变了80年代形成的批评格局 和生态，甚至80年代的批评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历史化的存在，成为当今批评的一种重新陌生化的探讨性对象。常识提醒我们，一旦回忆开始出现，显见不是历史出 了问题，而是现状有了困难。批评的回望动向说明自身的反省欲望已经十分强烈了。

　　所谓批评的新时代，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环境发生的改变。我在90年代末的《作家》杂志曾发表过一种简单、感性的看法：世纪之交的中国之 变，实为千年之变；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从此渐行渐远、一去不返，而当今世界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则开始在中国获得制度性的建构，一个“新中国”正在出现。这也 正是所谓中国社会转型的真正历史含义和政治含义。这种改变对于批评(包括现实的一切文化发展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努力)的挑战在于，我们自身如何才有可能参与 “新中国”的塑造和建设？——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可以证明文学批评对于近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国家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今天的文学批评能够同样选 择这份历史的担当吗？

　　另一方面则是文学批评自身也形成了一种新时代。这种新时代的宏观特征主要就表现为批评的固有观念趋于瓦解，统一的批评不再存在；同时，随着价值 面向的多样多元，批评的边界和限度也愈显暧昧、模糊。批评貌似无限的增量发展既显示了它的社会权利的极度膨胀，同时也就滋生、构成一系列相关问题：批评究 竟因何而存在？批评的风尚发生了什么深刻的变化？批评的价值地位及其合理性究竟在哪里？

　　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看来是交集在一起的，也就是当今的文学批评必须对自己的存在价值有所确证。

　　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主要想从所谓学院批评的角度来谈。

　　学院批评之名起于何时，我无暇确知。在近年的一般使用中，它常被用来与另两个有点奇特的概念即媒体批评、作协批评对举，意谓大学教师身份的批评 家为学院批评，作协机构工作的批评家是作协批评，而媒体记者或一般的报纸言论、网络言论则可视为媒体批评。其实大家想必也对现状都有所了解，并无所谓真正 意义上的批评派别，但职业身份和批评立场、宗旨、趣味等，倒也确有关系。为了行文的说明性，大概也只能用批评家的身份做划分的依据，其他标准恐怕在这种分 门别类上确有勉强，除非干脆将这类划分径视为无意义。

　　因为自己长年在高校执教，又一直从事文学批评，所以一般应该被视为、或自命为学院批评。学院批评之被最多、最大诟病的是什么？就是脱离现实、远 离现场；专注理论，封闭自娱。相应地，媒体批评总被指为炒作博眼球，作协批评则多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联系。后两者的是非这里先不论，要说的是前者即学院批评 的短长。

　　学院批评并不纯粹。从身份而论，学院批评的来源在近十几年里已经发生太大改变。相比于媒体或作协，学院的人力资源吸附力恐怕是最强的。只是万变不离其宗，相较于其他领域，学院治学还自有一套专业规矩，也有相对共识认同的经验性价值标准。而学院批评的短长或即与此有关。

　　在一般品评、比较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流程时，论及文学批评，多谓80年代为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这种看法的最大理由就是那时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和价 值地位最为凸显。我本人也这样说过，没有80年代的文学批评，就没有80年代的文学。这话并不是指文学批评对于同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作用，而主要是想强 调文学批评在80年代文学整体中的标志性。如果将80年代置入文学史的话，这段文学史的诸多标志会由文学批评来担当。换言之，80年代的学院批评(那时并 无此概念，代指大学教师身份的批评家)与文学现实的关系并无后来那般的隔阂，而是非常的整合相融，也就是说并无将文学批评分列为三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需 要，当然也无所谓学院批评的门户可能。文学批评没有获得特殊性的文学身份，甚至还往往被视为文学整体的某种代表。文学批评的分门别派是后来的需要和新的权 力结构所致。结合90年代后文学权力的重新分配、学院制度和学院批评的流变来看，不难看出其中的一些有趣的历史差异性来。

　　90年代初的改革和转型，导致了文学批评生态的变化。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兴起与流变，以及“断裂”事件的发生等，我以为与这种世道境况有关。 但同时，渐成气候的则是一般媒体业的发达，直到互联网的兴起。90年代由此被视作媒体时代的开始。在文学批评范畴，媒体批评的强势也是从此形成气候的。但 它尚未被赋予特定意义的命名。

　　危机的局势持续了几年，一旦扭转却也非常之快。进入新世纪不久，高校渐成新的利益汇聚地。其实，并没有理由认为高校真拥有特殊利益，但从作家纷 纷争入高校的势头迄今仍旺的现象来看，至少也能说明高校的文学权力已非昔日可比。随着高校内部体制的日渐规范，它的话语权方式也渐渐凸显。高校的文学研究 开始以一种学术权威性的姿态，自觉介入了当下的文学批评。这其实形成的是一种对于文学批评格局调整的专业压力。而所谓学院批评一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以前虽也有一般意义上的学院批评，但一向不被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生态现象。作为批评家的高校教师，与作协批评家并无有意识的身份和批评价值观方 面的鸿沟。但是最近十年间，学院批评跟着高校在资源、制度方面的改观，特别是学术型态观念渐趋成熟，开始形成完善自身的身份意识，文学批评(再)生产也有 了自己的特定学术方式，这就不能不与以往的批评方式、批评意识、批评观念产生距离。对此我想这几年从作协系统转身成为大学教授的批评家应该最有体会。文学 批评的层次开始丰富起来，这无可非议。有了规矩就要遵守，除非把这规矩革命了去。

　　文学批评一向多被视为作协的当然职业之一。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制度内，能够称作职业批评的只能是作协批评；作协批评家也是惟一的职业批评家(群 体)。明白这一点，也就不要担心作协批评真会受到伤害。媒体、高校并不拥有这种特定的文学资源优势。所以，高调的文学批评亮相依然只能是作协的角色担当。

　　媒体、高校、作协各有其批评行为的基本逻辑和利益诉求，很难作简单的价值判断。但比较起来，可能高校批评家的问题最致命。

　　学院批评家的问题我看并不在所谓的理论封闭或脱离现实，而在相反的方向上出了大毛病，即太不讲理论、太沦于现实。

　　媒体批评的职业目标在做新闻，讲求的主要是新闻专业性而非文学专业性；作协批评则更多担有主流导向的职责；学院批评顾名思义就该在批评学术上有 所着眼、有所追求、有所建树，即应该有专业理论性。学院批评应该是一种最纯粹的专业批评，或最该具备纯粹专业批评的品格。如果说世上并无一种全面的、完善 完美的文学批评，任何形态的批评都是有其限度的，那么每种方式的批评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最大理由，也就在其自身的方式和价值体现立场。不能因为批评方式和立 场之不同而訾议其合理性或价值。

　　所以，当学院批评被批评为理论封闭或脱离现实时，我以为这并非学院批评病象的主要表现——理论应该有其相对封闭性及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此 产生的问题和弊端应该在学术层面上探讨和解决——主要病象倒是缺乏学院专业意识、理论规范和学术立场，也就是太不讲理论、太沦于现实了。其致命性后果会取 消学院批评的价值根基。

　　理想的学院批评当然是既能有批评理论的学术贡献，也能介入文学现场，对批评现实有实际的支持。但事实上难以如愿做到。权衡利害，我的观点是：在 批评理论上应讲求学术规范，宁愿因理论的谨严而付出一时疏远现实的代价，这是学院批评的专业门户所在；在批评姿态上应表现批判锋芒，随波逐流、依附权利、 不能坚持个人主张和批判立场，是学院批评在文学政治上的沦落。但很不幸，这正是现在所谓学院批评的普遍状况。

　　例如，对一些毫无学理条件限制的所谓批评概念，一般人瞎说说倒也罢了，可学院教授们也会跟着起哄，取媚俗流，搞不明白究竟是忘记了常识还是学术 人格的堕落。起哄瞎说的教授多了，学院的尊严也就消失了。轻薄为人者必遭人轻薄。当一切规矩都消失之后，世上也就再无学院的位置了。学院是最后应该坚守的 地方，这该成为学院批评意识的底线。

　　在另一些案例中，学院批评又像是一种赶堂会的俳优，专事批评表演。特别是有些早已以烂闻名的文学研讨会，某些学院批评家一如俳优，给点出场费， 呼之即来。批评家则是蒙招如遇恩宠，随手就是一篇表扬稿。此类研讨会中最堕落的是高校学院举办的，打着专业学术的招牌，或为私人名利开方便之门，或行政商 合流各取利益之实，或心不在焉只为学术政绩，因此为求面上好看，舆论一律，最不可能一致的文学批评居然也会众口一词，学院的思想批判、学理质疑和多元交锋 或被有意压制，或被悬置回避，或径直就被逐出了学院批评之中。只有世俗的利害考量而无原则的是非思考，学院批评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批评精神和批评魂灵。

　　不讲究理论，就不会有专业层次；不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纠结、沦陷在现实利害之中，就不会有超越、批判、质疑性的思考。这两点恰是学院批 评应该时刻警醒和自省的。而且同时，就像任何一种批评形式一样，学院批评也有其必然的限度或限制，它只能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发言才会最合适。学院批评提供的 是自己的特殊贡献，而非以俗流为满足。就此来说，所谓批评文风只是表象，根子是在对于自身批评定位的自觉认识和坚守程度，还有批评家心中的自我期许。只是 遗憾，现在自轻自贱、甚至连起码姿态也懒得做的学院批评实在太多，着实令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