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来这个单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那里安了家。那是单位里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一间门窗唔得严严实实的十几平米的平房里，经常传出一个女人大声呵斥孩子的声音，同事告诉我：“那是个疯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作一次，不是摔东西就是打骂孩子。”

　　“她是怎么疯的？”

　　“上大学时被负心汉甩了，心里想不开。”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这种事放到谁身上都受不了。“刚分到咱们单位还能工作，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无法工作，只好在家养病。哎！可惜了一个聪明的大学生！”是啊！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那是多么出类拔萃的人才啊！

　　“她丈夫是做什么的？不管她们吗？”我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她的丈夫，不免一肚子好奇。

　　“你没看见有一个男人，成天挎着个小包拉着长棍子，戴着破帽子大墨镜，从那间小屋里早出晚归的？”被人提醒我有了点印象，但我还以为那是个要饭的呢！

　　“那个男人也是个大学生，在一家工厂当技术顾问，不过脑子好像也有点问题，总说自己有冤屈，揣着一些材料天天去上访告状，既不顾家也不好好工作。一对神经病，可苦了孩子了！”

　　孩子得不到正常母爱的呵护，但并不影响她的成长。在不经意间孩子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遗传了父母的聪明基因，考上了重点大学，在外地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让人不能忘记的就是这对特殊的夫妇。

　　虽然他们住在偏僻的角落，但要共用一个水房，共走一个大门，见面的机会还是有很多的。开始迎面碰上疯女人内心是非常恐慌的，但有过几次以后就自然多了，我不招惹她她还能攻击我？就当做不认识吧！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可是那一次偶然相遇，却让我吃惊不小。

　　我独自到水房打水，恰巧疯女人也在，我想躲出来一会，却看到她对我咧着嘴乐，我壮着胆子看着她，发现她虽然穿着邋遢，但颜面还算清秀，想来当年肯定是朵校花，才会引得负心男人心动。我也对她笑笑，试探着和她搭讪：“你认得我吗？”“你叫小翠，唱歌好听极了！”我的天啊！虽然一个单位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共事过，她哪来的这些消息？我有些怀疑她的智力水平，不由得想起人们谈论的一些事情。

　　单位开会时，她总是提前进入会场，坐到最后一排听领导讲话；发钱分东西时总见她很积极地排在队伍里；升旗仪式时，她在队伍最后站得最直；和领导说话时她还不忘记要做秘书一职。。。她的脑子里不全是糊涂一片啊！有时候她比谁都清醒！

　　是啊，听人们说她是最会过日子的人，发了工资就存银行，取款是用多少取多少，决不乱花钱。房改以后人们都花钱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她依然白住公家的房子攒自己的钱。听说她男人的冤案早得到了平反，而且还得到了一大笔钱的赔偿，人们好奇的想：两个高学历高工资的大学生攒钱干什么呢？

　　没见他们穿的光鲜亮丽过，没听说他们去饭店吃过饭，倒是见过他们做饭的情景：在那间低矮的平方前面，在那棵陪伴了他们20多年的梧桐树下，俩人摆上桌子说笑着包饺子，身边虽然没有长大的女儿，脚边却蜷缩着一只肥胖的黄猫，那一刻，疯女人是温顺的，神经病男人是幸福的！人们都说，是时间医治了俩人的心病。

　　今天下班时，人们着急着涌向大门口，却又退回来让开一条道，只见疯女人和神经病男人用三轮车拉着一车的东西从外面回来，车上面最显眼的东西是一卷红红的地毯！俩人面带微笑目无他人地从眼前经过，直奔那个生活了20多年的角落——那间平房小屋。

　　据说，他们的女儿要结婚了，父母的陪嫁是一套别墅，女儿过几天要回家来看望父母，他们正在精心准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