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三十年来，电视剧是中国文学艺术界成长性最好的艺术品种。它随电视的普及而出现，没有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的深厚传统，缺了“家学渊源”的自信，但也少了传承的负累和“影响的焦虑”。它是新时期的新生事物，但又不是以时尚的、先锋的旗号呼啸登场，它长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为市井里的闲人们打发时间而制作，在很多文化人的眼里，电视剧就是“肥皂剧”的同义词。今天，电视剧却成了人们文化生活里极为重要的内容，好的电视剧产生的社会影响，那些作品中蕴含着的思想分量、社会风貌、生活质感，以及艺术魅力，足以让专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甚至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反复品评。

　　《借枪》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电视剧文本。它具有电视剧应有的很多要素与品质，重大的历史背景，复杂的故事情节，有主有次的人物谱系，随时出现的戏剧性场面和适度的情节冲突与高潮。同时，它还具有舞台剧所具有的特征，即剧情的长度并不靠拉抻时间跨度来实现，《借枪》的故事发生在相对而言较短的时间范围里。空间延伸既不是天南地北地奔跑，也没有满足于反复演绎一个屋檐下的明争暗斗。情节细密，人物交错，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戏剧感。同时，作品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表达深沉严肃的主题时，交织着大量鲜活的生活场景，这些生活具体而不琐碎，有趣而不油滑。《借枪》的制作，可称专业而且精致。

　　由于主创人员特别是导演和原著作者的组成原因，很多人愿意拿《借枪》和《潜伏》比较。我无意做此评价高下的功课，但对《借枪》却有相比较而得出的看法。《借枪》是一部主题正、人物新的作品。如果说《潜伏》容易让人产生是隐喻“机关文化”的“误读”，《借枪》表现的则是共产党人熊阔海出生入死、智勇双全的战斗史。在民族危难的抗日战争背景下，熊阔海及其周围的一群人为了理想信念而斗争是本剧的最大主题。在熊阔海和杨小菊之间，既有他们个人行为方式的不同，更有敌我双方在面对信仰与利益以及智谋与得失之间的差异。这场“对手戏”不是相互算计的较量，也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而是在民族大义与个人荣辱之间的不同选择。该剧对两个人最后结局的处理也令人信服，熊阔海最终成为杨小菊的人生榜样，成为激励他走上正途的力量，使全剧始终保持在重大主题的线索上，而没有跌入无谓的相互争斗中。

　　熊阔海的家庭生活在剧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枪，“钱”是剧中最大的穿缀物。剧中的熊阔海，没有基本的养家糊口的本事，却有巧妙“借钱”以保持战斗能力的智慧。为了革命，他甚至把妻子最大的财富，一张房契也拿了出来。在表现这些情节时，既是把一个共产党人的境界推到最高处，也把一种乐观通达的生活情趣展现出来，为全剧增添了巨大活力。在表现熊阔海的抗日行动时，本剧没有为了谍战而忘了抗战。战争的残酷，侵略者的残忍尽在其中。战争在其中不是轰轰烈烈的烟火场面，而是短兵相接的无情与紧张。悬念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情节的必需，是随着剧情自然而然表露出来的。这正是主创者在艺术上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这种“必需性”不但体现在故事悬念上，也体现在剧中的道具都是故事情节的“必需品”。好的艺术作品，就是要做到举凡器物都要成为情节的必要道具。《借枪》在这一点上颇为讲究。一张房契，一把钥匙，一封家书，一张报纸，都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出特殊的价值和作用。比如第一集中出现的一把鸡毛掸子，看似不经意的道具，却渐渐成了致命的“武器”。这种处理方式，正是古典戏剧和现代小说惯常的手法，也是体现剧作家的机巧所在。

　　《借枪》还是一部首尾呼应，穿插有致的作品。“砍头行动”贯穿全剧，“借枪”行为一再成为玄机，“借钱”方式别致而有生趣，“借住”情节扩大了人物活动的空间，也产生出许多新的人物和情节。我注意到一些观众和评论者关于本剧结尾的不同看法，如过度的戏剧化是否可信的争论。其实，许多悬念剧的情节都不能用现实中的发生几率去评价。只要紧张感和出人意料处在观看的当时产生了效果，对戏剧来说就是成功的。典型的例子如著名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剧中所有的悬念都基于一个重要支点，即一个试图逃亡的犯人居然在同一座监狱里长达二十年独居一室而不被更换。但没有这个也许经不住现实推敲的情节，全剧的冲击力，结尾的爆发点又从何而来呢？我看重的不是《借枪》结尾的真实性，而更在乎这一结尾的处理方式，足以见出主创者将悬念和紧张以及艺术的精细保持到最后一刻，而不像我们通常中所见的许多剧情结尾，大多以大场面、大悲欢匆匆结束。

　　当然，《借枪》里的一些情节如那本藏枪的词典，还是让人有似曾相见之感，在把握故事走向时，也有一些难免的枝蔓和偏差。至少我个人觉得老满这个人物的加入及其戏份就值得推敲。但无论如何，我以为《借枪》是一部颇具艺术价值的作品，特别是它没有为了达成创作者的用意而损伤了最根本的东西：主题。这对中国的电视剧创作者来说，是颇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