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黄昏迫近蒿村，也迫近了一个少年的内心。蜻蜓在田野收集着最后一批阳光，它们是乡间最终的定居者。大山的背影像裙子一样早早地把山脚笼罩，我干完田里的最后一点活，拖着疲惫的身躯，开始收拾东西，扛起锄头，挑着箩筐，希望一天的辛苦和收获能赶在夜色之前早一步抵达温暖的家。
      田蜿蜒曲折，是狭长的梯田，从半山腰折折叠叠一直排列到山脚。远看跟楼梯一样，我们把这块地方叫做“楼田”。楼田的田哪怕只有几分大，田埂也有里把路远。我走在下面的田埂上，抬头看上面的田，感觉田就长在自己的头顶上，和盘踞在自己头上生活一样，沉重庞大，辽阔深邃，望不到头。
   这是多年前的瞬间感受，多年后的我有了不少的阅读经验，我发现：很多人都费尽心机地描摹自己的故乡，故乡的山山水水，和那些过不了多久就要换上一茬的花草树木，不管它们是多么的贫瘠与匮乏，总是和土地上的人们一起，被作家们赞美着，歌颂着，从而逼得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最为壮观一派——乡土文学，却大多对田避而不谈，他们不敢面对田，因为田是用来奴役人的。作家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田在奴役人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喂养人，让人使唤。“均田免粮”，所有的农民起义的目标都指向田，忘却了田的作家们，在我看来就是一群大逆不道的逆子，是不容宽恕的。
   田作为土地上的一块，是土的一种特殊形式，可能是山的外延，也可能是家的备胎。山里的地，整平了，开垦出来，蓄上水，种下稻子，山就成了田；再挖深一些，就演化成了池塘；要是田被抛荒长了草，就成了山的一部分；抽干了下基脚，长出来的则是一座房子。
   我们蒿村没有宗教，大家不信鬼神，只信命，但命是看不见的，看得见是田地和粮食。一条村道只有一个走向，一头通往家，另一头通向田。田种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不会多修，也不会少修。种田人觉得只要能吃好睡好，种好田，打足粮食，就行了，一条路只要能通到田里就够了，没有必要把路修那么远，把力气浪费在多余的东西上。


     2

   并不是每个出生在农村的人都有田，我是没有田的。我一直对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我们是生长在新时代的人，农民翻身当家做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这类话，倍感怀疑。
   农村分田到户单干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就连哥哥都差点成为了没有田的人。母亲告诉我说，头天晚上队开会分田，怀着大肚子的她百般努力，并没有得到村民们的同情，没能为肚子里的人争得一个份额。肚子里的哥哥似乎感受到了来自他母亲的委屈，在开会结束的当晚性急匆匆地赶到了人间，为他，也为这个家庭争得了难得的一份田：八分六厘。全村每个人还不到一亩。
   不管这个村子的人增加多少，田是有限的，等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田地早就被瓜分完毕了，连离村落好几里的高山田都不例外。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田的人，在农村被视为多余的人，我必须挤压属于父母兄弟那一份。从我懂事的第一天起，我一刻都没忘记“多余人”的身份。每餐上桌前母亲都要说上一句，吃饭一粒米都不能浪费，我们是四个人吃三个人的饭。
   蒿村是个山窝窝里的村子，山里的田，光照时间不足，粮食产量低下。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给人糊口外，还要喂猪，养鸡养鸭，这些是能给家里带来钱的东西。在别无其他出路的情况下，即便口粮是如何紧张，也不能不饲养牲畜，不养牲畜的人家，会被看做败家子，破落户，一家人都是好吃懒的做货色。那时候，哪家嫁女儿，判断男方是否可靠的最大依据就是，到他们家的仓库去，用手敲一敲，看仓库剩下几块板子，还够不够吃上一年，够不够养活他的女儿。看他们家上桌吃饭用多大的碗，碗用得太大是靠不住的，那说明这家人不会安排生计。
    我第一次感到田的重要性，是在目睹了一家三兄弟的反目成仇之后。
    老举爷爷六十多了，他认为自己不用亲自再种田了，他决定分家，把两个老人的田平分给膝下的三个儿子。田分远近，而且有的敞阳，有的朝阴，产量是不可比的。老举爷爷自以为公允的搭配办法，得不到三个兄弟的同意，他们总觉得其他两人沾了便宜，自己吃了大亏。于是你死我活，大打出手。三个儿子躺下了两个，还有一个撂断了脚。我无法理解他们这样的举动，不就是几分田么，为什么亲兄弟都要争个你死我活。我当时的还只是一个会看热闹的孩子，我不知道一年多打两百斤谷子，和少打两百斤谷子对一户人家的重要性。但我只知道了田对种田人家是重要的，足以让手足相残。我听见老举爷爷在山上给三个儿子挖草药治伤的时候叹着气说：“孽子呀，三个不争气的东西，怕是有一天要把老骨头饿死！”
    哥哥和我成长，把全家送入了一段饥荒史。
    那时候种田每亩要上交给国家一百多斤，而我们蒿村的亩产才700斤。赡养爷爷奶奶要几百斤，学校寄宿要三百多斤，有时候碰到急事拿不出钱，也只能向粮食要，一年到头，即便吃都不够，逼得没办法总要卖上那么几百斤。于是，每年青黄不接的之时，家里就得向别人借了。当时没有几家能多出几粒粮食，就算借也不过几十斤，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粮食在我家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很多农活，母亲都会让我学着做，只有做饭这样一桩小事，母亲不愿放手。每一顿饭，母亲都要亲自做，她用做好的竹筒量好份量，从不敢多放一两米。母亲说了，每餐少吃一点饿不死人，但每餐多放一两米，最后那半个月就要饿肚子。在煮饭前，母亲还会给每人盛上一碗米汤，米汤是有营养的，能饱肚子。米汤，浓酽，乳白，样子蛊惑人心，它是农村的牛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发现有什么营养饮料的味道能超过米汤的。四个人把碗喝得个底朝天。
   我是一个贪玩，而且粗心大意的人。有一次吃饭时，我不小心弄掉了几粒饭，父亲顺手就是一耳光，扇得我头晕目眩。“这是老子用汗水换来的！”我哭了。母亲把我搂过去，用手抚摸我的头，“他还是个孩子，你出手晓不得轻和重呀！”父亲大概也有些内疚，就说：“毛主席吃饭，一粒饭掉到桌子上自己都要捡起来吃了，农民糟蹋粮食那是要遭天打雷劈的！”从此，我每次吃饭都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疏忽。
   舅舅家是我们寄托在别处的一个粮库，每年的紧要关头，我们家都靠舅舅接济。有段时间，我甚至天真地以为得舅舅家的谷子特别多，好像老是吃不完，要我们帮忙吃一样。
   舅舅是吃国家粮的，在乡政府工作，家里却还种着三四亩田。其实舅舅家也并不宽裕，三个儿女，两个在读书，还有一个表哥天生痴呆。我想舅舅之所以对我们家好，是因为他和母亲感情太深的原因。舅舅告诉我，母亲当年的成绩是相当好的，从来都是班里一二名。母亲是主动放弃学业在家干活才是为了让舅舅安心读书。每年中秋节，我们全家都去舅舅家过节，包括父亲。先是因为外婆在，后来外婆不在了，一家四口照样也去。其实父亲并不愿意去，他觉得我们母子三人去就够了，他是没有脸去，因为他去是挑谷子的。每年中秋，母亲会捉着鸡鸭，让我和哥哥提着，回来的时候父亲的肩上挑着近百近的谷子。只要是放假，舅妈就对母亲说：“喊黑子过来耍！”她知道我贪玩，其实更重要的是，舅妈想减轻我们家的负担。每年的暑假、国庆，我都要在舅舅家呆上个把月，也就是说我要给家里省下整整一个月的粮食，而且在我回去的时候，舅妈总会塞给我十几块零花钱。我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山上溪头的角角落落，老屋院子里月光下闪闪发光的石榴和那股充满在那座房子里的温暖气息。在我眼里，舅舅家像自己家一样，甚至比自己家更加美好温馨。舅舅的目光里总是充满着慈爱，同样是爱，却和父亲有着根本区别。舅妈不但不会怪我每餐吃得太多，还不时地问我“吃饱了没？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点！”舅舅舅妈不会怜惜他们的粮食，就像不会怜惜他们对我的爱一样，他们给我的爱，一点不比我的父母少。我不清楚这么多年来，舅舅家借给我们的谷子，到底有多少担，他让父亲去挑的时候总是说借（为了照顾面子），但从来没有要父亲还。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想偿还这么多年的债，当我问舅舅的时候，他却说：“我也记不清是多少了，算了，就是几担谷，不用还了！”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不是你想还就还得了的。就像舅舅家的谷子，就像舅舅的那份爱。
   有一个亲戚是有粮食的，但他们家的粮食长着一副刻薄的嘴脸。那是大姨夫杨家寨家的粮食。
   杨家寨在我们那算得上是小平原，跟我们蒿村比起来，就是一块沃土，亩产比我们高出两三百斤，这也是爷爷为什么把姨妈嫁到杨家寨的直接原因。杨家寨是我们村到乡里交粮的必经之路。那一年我14岁，正在读初二。当我和父亲交粮经过杨家寨的时候，已经走了四五里路，腰已经到了该坐下休息一下的时候。我们打算放下担子到大姨夫家坐下休息一下。父亲走在前头，还没有坐下**，姨夫在端出一碗水的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蒿村人田埂虽然砍得光，但就是没得吃的”。姨夫以为我们是去向他借谷子的，他担心我们家还不起。姨夫的话像一块火红的烙铁一样，烙在我父亲身上，父亲坐立不安，起身就走。他再也没有半点心思在那休息。父亲狠了心，他跟我说，就算饿死，我们家也不会向他借谷子。后来几次，家里缺粮少米，爷爷都喊父亲问大姨夫借，父亲从来都是咬咬牙不松口。烙在父亲身上的那块红铁还没有冷却。我也记住了那句像烙铁一样伤人的话。同时，我开始思索，我们蒿村的人，那么勤劳，从来不懈怠田里的活，从来不潦草行事，为什么就是吃不饱呢？越是吃不饱，就越把田埂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让杂草影响任何一棵稻子，耽误任何一根穗子；越是把田埂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越吃不饱。他们和父亲一样，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和体力花在那几亩田上，他们只懂得收拾田埂，找不到别的办法。


                                3


  “我们家需要田！”
   四十八岁的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说。老大才上高中，黑子初中还没毕业，两个孩子都前途未卜，我们又没有什么手艺活可干，除了种田没有别的出路。母亲也表示认同，但哪里还有多余的田呢？父亲和母亲商量了好几天，最后从父亲嘴里蹦出了两个字：垦荒！
   几天后，我们牵着牛，带着犁耙和柴刀上了山。我们的目标是那两亩被村里人荒废了十来年的高山田。它们躺在芭茅岭的山坞里，像一座被遗弃的旧房子。田和草坪之间已经看不出什么区别。布满艾草、芭茅，还不间断地长出一大蔸一大蔸的黄荆子。我看到的是满目的荒凉，密不透风的荒凉，这里有我们想要的田么？有我们想要的粮食么？垦荒，就是要在绝望荒芜中垦出希望。话虽这么说，毕竟是艰难的，艰难的是不这块地，而是我们的内心。
   连续几天把杂草除掉，把坑坑洼洼弄平。三犁三耙之后，居然蓄上了水！蓄上了水，它就脱离了山，它就是田而不是山。但，没过多久蓄上的水，又全漏掉了，荒废了太久的田，还需要犁耙几次。那天，一切已经收拾停当，父亲已经先回家，他让我把牛赶到山上吃草。夜色暗下来，覆盖了群山和我。我躺下来，望着天边最后一缕余晖。蝙蝠在空中飞翔，手上的水泡和全身的酸痛，让我陷入了无限的沉思。难道我就这样把生命消磨在这两亩田上？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我要摆脱这里的一切，我要离开，我要远走高飞。我听见了来自我身体内的一个声音，它响亮，宏大，持久，仿佛震动了山林。我起身，赶牛回家。
   扛着铁锹，赶着牛，夜色中牛的步子迈得和我一样疲惫。
   第一年，我们得到了收获，第二年，因为干旱，穗还在胎肚子里就干死了。高山田就是这样，后来的几年，虽然还干死了一年，但大多数年头是得吃了。
   三年高中，四年大学，这期间，我家的田越种越远，越种越多，最多的一年有十二亩。因为那时，村里很多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像父母这样上了年纪，却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仍然坚守在老家，父亲和母亲把他们扔下的田都种下了，远的种一季，近的种两季。过度的体力劳动，让时间在父母脸上的投影，比实际年龄要粗，要长。他们的脸，黧黑，苍老，布满皱纹，像那块的土地和他们搁在土地上的命运。
    我像一个仇人一样，痛恨田，想狠狠地踹它们，踹得越远越好。但事实是，有几年我们家种了村里最远的田，甚至隔壁村的。这惹来了别人的笑话，说我父母这么大年纪了，自己村的田不够种，还种带外面村的了。父母听到这话，是心痛的，但，他们别无他法。我的学费太高。好在2004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我们自己种的粮食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了，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每年暑假，我都回家搞双抢，因为那时我还找不到什么方法报答我的双亲，我只能用最直接的办法。
   大三那年的暑假，我决定回家和田里的生活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我原并不打算回家，我想安排着为找工作打算。考完就往家里打电话。母亲说，家里不用太挂念，熬到你毕业，就不种那么多田了，声音粗粝沧桑，母亲总是最体谅我的。我还是决定回去，虽然她一个字都没说。
   双抢的太阳发了疯，毒辣无比，不依不饶。路边的杂草、树叶散发出被太阳烤焦的气味，热浪股股，而刚从水稻田里出来的人，全身湿透，水、汗不分。百斤重的担子让肩上的扁担往肉里咬，汗水也往磨烂的地方咬，痒痛难忍。父母都年过五旬，每次我总要尽力多挑一些。我忘记了整日坐教室的我，已经很难忍受那样的体力活了。一回来就睡下，全身酸痛，脚连下坡路都走不了。父亲怕我累倒，早上从不叫我，总要让我睡足，我总是比他们起得迟一些。虽然累，但我的心情却是高兴的，因为我以为，从此以后田再也不是压在我头上的东西了。
   我的能干，换来邻居们的好话，体会父母，又能吃苦，换成别的孩子，根本就不会回来。他们不晓得的，我体力已透支到了极点。我是憋着一股子气，在内心和这种生活默默地告别。
   我只是想用最简单，最平常，也最实际的方式，在有生之年为我最亲的人做些事。从他们坚定的笑容中，我知道他们很累，但有盼头，这个盼头来自两个上了大学的儿子。我希望，从此我和我的父母再也不要过像畜生一样累死累活的生活，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得到他们该有的幸福。我以为，只要我工作了，父母就不用种那么多田了，田不会再骑着我们一家人头上。想到这些，我似乎已经看到了田远去的背影。
   可是，我错了。
   因为即便我工作了，家里还欠着债。我劝母亲就只种家门口的一亩多田，有口粮就行了，欠债也是儿子来还，如果你们还这么累，我会感觉欠下的债更多。可是母亲怎么说？她说：“这么多上好的田，如今年轻人都出去了，我们不种就抛荒了，当初我们还上连芭茅岭上开荒呢。再说，家里欠着钱，我耍也耍不安生。”一生视田如命的她，放不下。在老家一天，她就要种一天田，除非我有能力把接到身边。


                      4


   当我在纸上隔岸观火般观望那一段与田密不可分的日子时，那个和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母亲也无力独自去种田了。
    我该如何表述我和田之间的关系呢？忠诚与反叛，皈依与憎恨，奋力摆脱，却又依依不舍。当我用怀念与审判的心情审视那段生活，我和所有从田里逃到城里的人一样，心情是复杂的。爱不起来，也不能像当初那样狠得直咬牙。
  城市马不停蹄地向农村扩张，农田的占用越来越多，房价坐上了飞机。农村户口变得比城市户口值钱，因为农村人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我告诉母亲这些，母亲一点都不信。她不相信她辛辛苦苦把儿子送去读书，吃上了国家粮，户口还不如一个农民。她不知道这根本是两回事。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和我对田的态度一致。我离开那块土地并不是我不爱它，农村户口可贵，并不是农村的生活就比城里好。
   回老家看望母亲，才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青壮年劳力不断流失，好多都荒废了，它们和那些青壮年一样，流失在时代的漩涡里。即便国家颁布鼓励措施，种田的有钱补贴，抛荒的要罚款，他们也情愿交上一笔罚款。先前我家开垦的田又重新荒芜了，很多通往田里的路，年久失修，连路基都坏掉了。当年为了几分田大打出手的三兄弟也不种田了，田仿佛成了一泡臭狗屎，谁都看不上了。它们暴露在太阳下，长出了高高的蒿子。我不知道还有不有人会再次想起它们，再一次带着犁耙去垦荒。母亲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村子荒成这样，荒得让人害怕。”
   一个上午，我看见老举爷爷，拄着拐杖，独自走在楼田的田埂上，来来回回的走，他唱着山歌：
   种田要种弯弯田，
   一弯弯到妹门前。
   五半六月来看水，
   先看妹妹后看田。
   多么熟悉的歌谣，依然是小时候听过的调子。母亲告诉我说，自从三个儿子出去打工后，老举爷爷就经常一个人到田垄里走来走去，没完没了地唱歌。他在田埂上行走的样子和一个收工回家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歌还是我听过的老歌，田还是那些田，但人老了。这都不是区别，区别在于，他只是一个守望者，而不再是耕种者。
   我，一个曾经也在这些田埂上行走的人，一个对那些走在田埂的命运无比熟悉同时又从别处得到了点审美能力的人，突然意识到：此刻，田被人高高顶在头上，成了一块躺在地上的天空，成了天空的另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