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当代文学说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意味了一个重新启动。打开思想的闸门，激情与启蒙，此起彼伏的文学运动，纷至沓来的名词术语，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学段落迫不及待地跃出地平线。二十多年过去之后，这个文学段落业已成为一个奇特的遗迹载入文学史教科书。然而，这一段时间的许多迹象表明，八十年代文学正在再度返回。“重返八十年代”的号召似乎表示了某种理论动员，“八十年代”开始充当一个特殊的词汇卷入现今的话语场域。当然，这时的“八十年代”远非一个十进制的时间序号。作为一个文学史单位的指称，“八十年代”似乎预设这个时期存有某种同质的文化。相对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或者，相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今的文学，八十年代文学隐含了某种自足的一致性。时间距离模糊了各种具体而微的差异，慷慨地将“家族相似”赋予八十年代的诸多作家。这是“八十年代”拥有自己“语义”的必要条件。

如何概括“八十年代”的“语义”？至今为止，改革、启蒙、主体的觉醒、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各种命题莫衷一是。一些人对于八十年代的异常踊跃记忆犹新，另一些人认为八十年代浮躁肤浅，名不符实；当然，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屑于谈论八十年代——一个乏善可陈的过渡阶段。总之，八十年代的文学事实陆续尘埃落定，但是，这些文学事实的历史意义仍然是一个聚讼不休的区域。耐人寻味的是，退入文学史教科书并不意味了可以享有某种共同认可的定论。“文学史”这个概念的传统威望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人不再无条件承认，历史叙述是单声部的；文学史即是文学评价的盖棺论定。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事件形成了双重的效应：首先，建立一个以“审美”为轴心的评价体系，重新衡量一系列经典作品，调整它们的彼此位置；第二，“重写”并不是最后的审判，“重写”之后还可以产生新的“重写”。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有权一次又一次修订文学史写作。文学史写作受制于各种隐蔽的机制或者话语装置，绝对的“客观”、“公正”、“科学”不啻于一种幻觉，甚至是一种有意设置的迷惑。分析显示，阐述八十年代文学的时候，开放与保守、现代与传统、文学与非文学、世界与民族时常无形地扮演了主宰性的“元话语”。这一段落的文学史意义来自一套二元对立的隐蔽褒贬。换言之，某种惟一的“本真”并非文学史写作的首要动机，重要的是阐释。阐释之后的八十年代文学组织到一个庞大的对话网络之中——不仅记录文学事实，而且在记录的同时无言地证明什么，支持什么，或者拒绝什么。多种文学史写作之间的竞争远不限于史料的数量和翔实；更为重要的是，每一种文学史隐含的对话潜能。

“八十年代文学”的称谓很快标出了相对于自己的文学史单位。许多人愿意承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学是一个独立段落；“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七十年代末期的文学是另一个段落；两个文学段落之间的连续和递进是一个令人尴尬同时又挥之不去的问题。八十年代之后，九十年代迄今的文学又构成了一个段落。尽管二十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未纳入“当代文学”范畴，但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常作为启蒙的典范而加入当代文学的多边对话——例如，五四新文学运动与八十年代文学之间的精神呼应。总之，八十年代文学的意义即是在这些文学段落的相互权衡之中表述出来。由于彼此之间的对照、比较和映衬，每一个文学段落的特征格外显眼。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文学是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阶级”是文学总体主题之中的一个关键词。无论是成长小说还是青春期抒情，无论是描述乡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进入工地、码头、厂房，阶级搏斗是一切故事的原型。某些作家企图摆脱这个原型，他们的尝试遭到了严厉的处罚。如果处罚的罪名升级为阶级异己的文学对抗，作家立即丧失文学写作的资格，甚至丧失生存的权利。“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主题对于文学的束缚达到了顶点。文学的各种想象空间被剥夺殆尽，“阶级”成为一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的沉重镣铐。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文学构成了一次大胆的解放。如果说，解放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令人惊异，那么，这显然是对于禁锢和压抑的剧烈反弹。饶有趣味的是，八十年代文学隐含的激情很快耗竭。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显现出某些意想不到的转向。一些人对于文学投身世俗以及娱乐倾向赞许有加，他们认为，华而不实的八十年代已经到了收场的时候；另一些人觉得，八十年代的文学理想遭受重大挫折，历史不知在什么时候掉了链子。总之，不论认可还是非议，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开始脱离八十年代旧辙而拥有了自己的内涵。

现今看来，八十年代文学的粗糙与生机勃勃是两个共存的显著特征。不长的时间里，如此之多的文学派别粉墨登场，众声喧哗。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意识流，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种种新颖的称号眼花缭乱地驾临文学史长廊，各领风骚。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古希腊哲学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八十年代文学内部同时隐含了三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这一切不仅形成各种文化歧见；同时，仓促、草率与浅尝辄止证明了某种见异思迁的游击作风。如此纷杂的文学现场，如何想象一种同质的文化存在？

如果说，围绕“八十年代”的各种命题显示了不同的聚焦，那么，我试图启用另一个不至于产生多少异议的概括：八十年代文学毋宁称之为解放的叙事。人们无法在众多的文学派别与价值体系之间找到一个公约数，但是，各种话语无不集聚于解放的主题之下，形成一个整体，并且将锋芒共同指向了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规训。这显明了一个多义的八十年代，又显明了一个单质的八十年代。考察表明，八十年代文学内部，各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争辩以及新陈代谢并不显著。知青文学并不是伤痕文学的背叛，寻根文学亦非先锋文学的对手，黑格尔美学思想、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以及结构主义之间的分歧不再重要；解放的叙事驱使各种话语聚合成一个结构，协同抗拒传统观念的强大压力。“解放思想”的号召产生了全方位的效应，文学首当其冲。解放的叙事不仅解释了八十年代的生机勃勃，而且解释了粗糙——由于解放的渴求如此迫切，摧枯拉朽意愿远远超过了精雕细琢的耐心。

一种观点主张，将1992年视为八十年代的终结——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兴起关闭了一个浪漫的时代。（1）我倾向于赞同这种划分的理由是，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兴起意味了一个交接：解放的叙事开始转换为现代性叙事。解放的叙事开始衰微，并且导致结构的松弛、解体。这时，各种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逐渐显露，分裂为众多文化碎片，继而在现代性叙事之中重新排列，接受另一些主题的整编、组织。“当启蒙不再面对传统的体制，而是一个复杂的市场社会时，其内部原来所拥有的世俗性和精神性两种不同的面向，即世俗功利主义传统和超越的人文精神传统就开始分道扬镳，……80年代那个精神与肉体完美统一的人开始解体。”（2）这时，八十年代的启蒙告一段落。

八十年代解放的叙事与九十年代现代性叙事之间既隐含了深刻的断裂，又存在内在联系。九十年代超出了解放的叙事框架，八十年代终于成为一个认识和分析的对象。两种叙事之间的转换带来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这即是“八十年代”在现今的话语场域之中所要讲述的内容。

二

八十年代的阐释、重塑和表述之中，人们察觉到一个隐蔽的话语构造工程。“文化大革命”遭受的强烈否定是这个话语构造工程的开始。依附这种历史叙述，八十年代从“传统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一跃而出，继而开启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阶段。从民族国家内部自我改造式的“决裂”到民族国家外部的文化资源引入，一套文化知识热衷于将八十年代形容为又一个五四时代。“文化大革命”与“八十年代”的对立框架繁衍出诸如“传统”与“现代”、“封建”与“启蒙”或者“中国”与“西方”等二元构造，八十年代的话语策略成功地赋予自身的历史合法性。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终于诞生。（3）不论如何评价这种描述，首先必须指出的一个事实是——这个话语构造工程乃是后续的解释，而不是始于八十年代之前。换言之，人们没有理由将八十年代想象为这一套话语的产物。八十年代之前，有限的大众传媒遭到极其严密的控制，种种异于统一舆论的观点没有任何机会公开发表。如果将八十年代的转折形容为这一套话语的蛊惑，显然陷入一种幻觉。一套概念术语的特殊装置即可带动历史驶入另一个方向，这种设想过分夸大了理论话语的能量。在我看来，“八十年代”的来临隐含了极其强大的历史内在冲动。这种冲动事先零散地分布于众多的日常经验之中，期待一次振聋发聩的理论总结。如果不存在呼之欲出的政治无意识，理论话语的生产只能提供某种观念性的空中楼阁。

批评家同时提出，打开八十年代转折背后的全球视野，引入另一些曾经遭受忽视的历史景象参预解释，例如，“文化大革命”与西方六十年代之间的呼应，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第三世界的境况和各种地缘政治关系，弗•詹姆逊或者德里克等左翼理论家的论述，如此等等。如果考察的目光仅仅徘徊在民族国家的内部空间，人们无法及时地察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压榨，并且形成独立的地域文化主体。这种症候的一个重要表征即是——西方的现代性被奉为不二的楷模。（4）晚清、五四时期以及八十年代，“睁眼看世界”时常象征的是闯进西方文明的盗火者；然而，现在到了恢复另一个传统的时候了：坚持以批判西方文明的姿态跨入全球化时代。尽管如此，全球视野仍然没有理由覆盖民族国家的内部考察。“外部”目光通常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仿佛叙述一个同质的共同体。全球的地缘政治之中，设定这个共同体存有统一的目标和意志，无数面目模糊的个体各司其职，竭力效命于金字塔顶端传来的指令。然而，至少对于八十年代的转折，这种理论模型远未完善。七十年代中期，陈陈相因的标准语言日渐僵硬和空洞，政治神话的宏大叙事——包括全球政治的描述——退化为无效的陈词滥调；另一方面，社会成员愈来愈难以忍受“文化大革命”的沉重枷锁，人心思变。这时，“内部”冲动的巨大压力扰乱了民族国家制订的外部目标，后者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经验严重脱节了。

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不愿意正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或者因为沟通机制的失效，或者因为权力体系盗用民族国家的名义发出了有损于社会成员的指令。人们可以不断地读到革命领袖号召“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崇高辞句，但是，革命理想和正当的动机在具体实践之中奇怪地走向了反面。哪些原因导致实践的失败？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常被束之高阁。然而，如果所谓的全球视野仅仅考虑几种制度或者几种生产方式的兴衰，仅仅热衷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博弈，那么，这种历史图景只有概念、数据而缺乏带有体温的情节。这种状况可能产生的致命盲点是：当另一个压迫体系形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时候，人们常常熟视而无睹。无视具体的经验、感受、气氛、语境，无视一个个故事之中的血泪，这种概念规划走不了多远。七十年代中期，种种异端的地下文化群落陆续浮现，怀疑的气氛普遍弥漫；同时，民间的思想活力开始悄悄地复苏。不久之后，政治神话的宏大叙事与社会成员的经验之间出现了最后的对决。这个对决以前者的溃败而告终，八十年代终于应运而生。显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承传。八十年代如此急于摆脱“文化大革命”，因此，清理战场的时候，围绕革命的许多合理命题遗憾地遭到了抛弃。玉石俱焚，这是失败的实践不得不偿付的历史代价。

为什么是文学——而不是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充当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先锋？这决非偶然。相对于种种数据或者理论分析，文学始于具体的经验：始于几句对白、一个表情或者若干家居场面。八十年代之所以委托文学领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伤痛已经抵达社会末梢，危及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广泛地积聚潜藏在具体经验内部的能量，无微不至地清理种种伤痛，这是文学的擅长。大面积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血腥的暴力、不寒而栗的政治罪名以及毁灭个人尊严的惩罚体系，这一切不仅推翻了正常的秩序，而且制造了一个民族难以愈合的巨大心理创伤。粗暴，蛮横，不信任，惊悚，颓废，道德欺诈与彼此怀疑，窥伺欲、监控与告密，对于政治的不屑与冷漠，抢夺权力的渴望——这个巨大心理创伤的各种并发症至今还在延续。崇高或者道义的声望之所以一落千丈，很大一部分可以追溯至政治神话的破产。如同宗教的瓦解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神圣的垮塌带来了亵渎与玩世不恭。理想的信奉演变为一个笑话之后，再也没有必要牺牲什么了。这时，犬儒或者拜金主义的自私轻而易举地跨越种种道德屏障而大行其道。革命言辞曾经用于编织自我保护的理论躯壳，继而成为泄愤的攻击工具，最终充当了牟利的堂皇修饰——以上三部曲之间存在深刻的递进关系。不言而喻，八十年代文学可以视为这种心理创伤表露出来的曲折的精神症状。如果说，经济的复苏或者制度重建可以制订有条不紊的规划，那么，心理创伤的诊疗远非如此简单。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或者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无法制造持久的乐观情绪——解放的叙事之中，为什么声名显赫的“伤痕文学”构成了序幕。“伤痕文学”企图在回忆与叙述之中修复心理，犹如精神分析学利用自由联想引导遭受压抑的无意识。“伤痕文学”复述了许多苦难与悲剧，整个社会开始在一片唏嘘之中释放压抑已久的悲情。令人瞩目的是，许多小说、戏剧——例如，卢新华的《伤痕》、张贤亮的《灵与肉》或者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均选择了家庭的瓦解作为戏剧冲突展开的空间。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划分出的政治阵营不仅全面干预既定的社会关系，而且强劲地袭击了传统的家族人伦。由于形形色色的政治分歧，家庭在社会的重压之下分崩离析，妻离子散或者亲人反目成为普遍的情节。“伤痕文学”选取家庭作为抚慰人心的第一个入口，继而向各个领域扩散。从启蒙、主体观念到内心的无意识；从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寻根文学的传统文化到先锋文学的形式探索——对于多向展开的八十年代文学说来，解除压抑是修复心理创伤的首要疗程。相对地说，每一种话语说出了什么远不如反抗了什么显眼。作为解放的叙事，文学既显示出压抑体系如此密集；又显示出遭受压抑的冲动如此活跃——如果全球视野视而不见地掠过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复杂内容，八十年代只能如同一个突兀的片断不合时宜地插在历史的褶折之中。

三

对于八十年代文学说来，“主体”曾经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主体观念从哲学领域跨入文学，刘再复居功至伟。他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与《论文学的主体性》曾经在八十年代名重一时。刘再复试图以主体观念阐释作家、文学人物以及读者，并且构造一个以人作为衡量核心的理论体系。当然，各种激烈的批驳接踵而来，很快形成了争论漩涡。一种观点认为，主体观念与历史唯心主义近在咫尺，主体观念的扩张可能成为抽象人性主义的旗帜，诱使文学脱离广阔的社会生活；另一种观点认为，精神分析学、语言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均重新描述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时，奢谈古典哲学的主体观念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二十五年之后的一次访谈之中，刘再复的回应表明了当时的历史判断。在他看来，八十年代刚刚开始摆脱“人道”的危机，没有理由以“高深的学术姿态”嘲讽人道主义的“过时”与“浅薄”；他不惮于承认，主体观念“的理论动机是想用‘主体论’的哲学基点来取代‘反映论’的哲学基点”；刘再复如此总结：“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义是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重新建构个体经验语言，重新谱写个人的声音。可以说，这又是一次凤凰涅槃，是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之后，共同赢得的一次历史性觉醒。”（5）考察八十年代解放的叙事，主体观念与启蒙气氛的相互激荡显然是生动的一幕。

估计当初没有多少人料到，主体观念在九十年代的现代性叙事之中分裂为多副面孔。这显然与现代性的多种模式遥相呼应。众多思想家曾经谈论过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例如启蒙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或者浪漫现代性；每一种现代性模式无不企图建构与之适应的主体观念。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清晰地展示出主体的分裂以及多种主体观念的复杂冲突。

对于八十年代文学说来，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犹如主体观念的无意识认同。显然，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并非以理性、公正和犀利的批判锋芒著称。对于他们说来，气宇轩昂的五四知识分子恍如隔世，西绪福斯式的倔强或者尼采式的“超人”凤毛麟角。从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蒙的《布礼》、《蝴蝶》，知识分子多半以受难者的形象出场。贬抑、讥讽、漫长的思想改造和无情的政治攻击蚀去了一切桀敖不驯的棱角。跨入八十年代，短暂的控诉和伤感之后，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愿是全力以赴，尽量弥补遭受荒废的事业。然而，这种无怨无悔的“孺子牛”形象并未维持太久。或许，这是一个未曾充分阐释的问题：九十年代之后，哪些原因驱使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论是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洱的《午后的诗学》还是阎连科的《风雅颂》，知识分子迅速地沦为名利的俘虏。追名逐利的日子里，满腹的诗书无非转换成别致的欲望修辞学。这种气氛甚至孕育出另一个九十年代的张贤亮。在他那里，八十年代的受难者如同阳光下的雪人溶化在欲望与市场氛围之中。张贤亮的《习惯死亡》之中，受难者的全部历史成功地兑换为境外性冒险的资本；到了《青春期》，那个人们熟悉的章永璘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当年的马缨花、海喜喜这一帮底层人物扮演的是企图蚕食企业的周边刁民。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开始变质，这可以视为主体分裂的前期征兆。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包含了想象的成分，那么，九十年代中期围绕“人文精神”的激烈争辩犹如真实的佐证。“人文精神”的涵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但是，卷入争辩的多数是文学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说，文学知识分子匆匆地挑选“人文精神”这个概念表述他们意识到的某些异常。不论赋予“人文精神”什么涵义，这个概念首先是抗拒市侩哲学的一面旗帜。现代性叙事正式引入市场经济的洪流。这不仅意味了另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同时还制造出一种实利主义的世俗气氛。各种琐碎的小算盘回响在粗鄙的经济环境之中，诗意、深奥的哲学以及精神尊严疾速瓦解。拜金主义意识形态的合围之下，知识分子很快边缘化。这时，“人文精神”毋宁是他们维持精神重心而仓促挪用的一个概念。追溯西方文化史，“人文精神”宗旨之一是抵制宗教的压抑，肯定人的尘世生活；然而，这些文学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很大程度地成为鄙夷尘世的精神姿态。当年，这个文化误差曾经令王蒙迷惑不解：商品和市场不就是启蒙“祛魅”的必然后果吗？——“人文精神”为什么出尔反尔？（6）如今，我倾向的解释是，“人文精神”隐含的矛盾即是来自主体观念的分裂与相互冲突。

八十年代的主体观念不仅化身为文学知识分子，同时还化身为文学女性形象。修辞学分析表明，八十年代那些倾心于女性主义主题的作家大量使用“我”作为叙述者，例如林白与陈染。她们一批作品之中出现的“我”逐渐汇成了一个相近的女主人公形象：知识女性，孤独而清高，自闭而自傲，憧憬爱情而又无法迁就周围的庸常男性。这种女主人公锐利甚至尖刻的性格明显地表露出对于男性中心社会的挑战，“我”的内在精神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是启蒙主体的另一种注释。然而，不久之后的一批女性作家出现了暧昧的变化。卫慧、棉棉或者九丹的“我”似乎更富于冲击力。她们的女主人公放浪形骸，颓废恍惚，吸毒，性开放，并且坦然地表示对于物质和商品的渴求。如同现代主义精神的某种响应，她们的作品大胆戏弄种种严谨、保守的生活观念；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察觉她们对于市场的巧妙献媚：女性的身体暴露与其说向男性文化示威，不如说将挑逗窥伺欲作为市场占有的手段。如今许多人已经深谙一种复杂的策略：抛出一个愤世嫉俗的形象迎合世俗。这时，八十年代的主体观念再度遭到破坏。

如同审美现代性对于理性、物化和世俗气氛的鄙夷，另一种主体观念仍然显现为高昂的浪漫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例如张承志或者张炜。相对地说，张承志更为激烈、决绝。激进政治、宗教信仰、血统论、民粹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气质化合成某种公然的孤傲，张承志时常不惮于严词抨击周围的知识分子，宣称决不与这一帮庸人为伍。尽管他反复表示对于额吉、阿訇、普通牧民与山民的崇敬，但是，张承志宣谕的“清洁”道德、英雄主义与刚烈血性出示的是一个另类精英的形象。与张承志的剑拔弩张不同，张炜显得温厚、沉稳，但是，他的愤怒和犀利毫不逊色。自然与大地是他心目中的保护神，唯利是图的商人性格令人憎恶，层出不穷的技术文明不断地腐蚀人们的道德信念。张炜拒绝与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合作，大地一般的质朴是他的向往。根据线性的历史想象，“人文精神”的召唤以及张承志、张炜的怨恨如同历史落伍者的焦虑，现代性的呼啸降临引发了前现代保守主义者忧心忡忡的埋怨。然而，另一幅理论图景之中，现代性并非一个完整的固体。韦伯、齐尔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著名思想家曾经从各个方面阐述了现代性的内在紧张。作为启蒙现代性或者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对抗，审美现代性或者浪漫现代性的文化激进姿态阻止了物化、世俗和拜金主义的世界过度膨胀。如果说，诗意、感性、崇高与数学、理性、日常生活共同依存于解放的叙事造就了八十年代的主体，那么，现代性叙事带来了主体的分裂。由于审美现代性的主体顽强地存在，启蒙才不至于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之中如此短暂地结束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