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也不会否认，当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处于空前活跃或者说繁荣的状态；但谁也都感觉得到，文艺的现状并不令人完全满意。在数量的急剧膨胀、市场的热气腾腾背后，是普遍的降格以求和过目即忘，是大家隐遁，经典难寻。这已经成为我们的软肋和隐痛。原因众说纷纭，我以为，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文艺的审美理想出现了严重的缺失和畸变。主要的表现是：

　　低俗泛滥。这是最突出最明显的问题。一段时间中，网络、影视、图书以及大众娱乐场所中的低俗、鄙俗乃至恶俗现象比比皆是。网络上“芙蓉姐姐”、“凤姐”之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台，以暴露身体、发布艳照、自揭家丑、制造负面新闻之类手法搏出名的事情频频发生，许多博文和帖子脏话连篇，粗口频出，形同随地吐痰和当众大小便；一些娱乐节目很少思想性、益智性，变成为乐而乐，“愚乐”至上；文学创作中“欲望化叙事”、“下半身写作”仍乐此不疲，除了偷情还是偷情，三页不离性事；大众媒体中的交友、丰胸、壮阳等涉性广告十分露骨；一些歌厅和剧场中的节目，无论是北方的“二人转”还是南方的脱口秀，无论是荤段子还是脑筋急转弯，都鄙俗得不忍相看不忍相闻。以恶搞为卖点，拿肉麻当有趣。这股低俗之风，有时给人的感觉不只是偏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问题，而是背离了公序良俗、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的问题。

　　怪诞流行。早些年，“行为艺术”曾经前卫得吃死婴，钻牛腹，胡萝卜上套避孕套，这几年见得少了，但书法绘画领域的怪诞之风仍很盛行，以怪为美，以玄为尚。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对一些亚文化和畸形现象津津乐道。例如同性恋、性错乱、变性人、易装癖、虐待狂和受虐狂等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一个社会中，存在这些现象并不奇怪，在私人空间中，我们应对此给予一定的理解与宽容，但作为公共媒体，有必要对之津津乐道、大肆渲染吗？我这样说，可能会被人批评为“政治不正确”，但我坚持认为，在中国，对待最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和个别群体的亚文化，还是应有所区别，这不是保守，而是持守之道，是恰如其分。

　　造假成风。诚信缺失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最大问题。商业领域的造假蔓延到文艺界，假唱假演，假文凭假履历，假嘉宾假交锋，移花接木，PS，乃至赤裸裸的抄袭剽窃，成为顽症，以致见惯不惊，习以为常。连奥运会开幕式都可以假唱，连博士论文都可以购买。耸人听闻的推荐语，牛皮吹尽的广告词，过度的包装术和签售会，在图书出版领域尤为常见，以至你经常以为买到了一本惊世之作，原来是稻草一包。年年在搞诚信教育，可是虚假却无处不在，而且很少受到惩罚。

　　无耻无畏。东方文化本是一种耻感文化，一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违背公序良俗的事、破坏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的事、违法乱纪的事，至少要感到羞耻，感到愧疚，并有改正的愿望，这才是正常的文化心理。是之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正确的是非观、荣辱观。可是在当前的社会文化领域，我们看到的却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硬撑，“老夫独不信之，汝奈之何”的痞子腔。法院判决为剽窃，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绝不道歉”，而且得到粉丝的一片叫好；明明是弟子动粗打人，师傅却标举为英雄，并且声称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带点狼性——这也正是《狼图腾》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过去有人只是说无知者无畏，现在是无耻者无畏。以堕落为美，以挑战公共道德底线为乐：这就是某些人的精神现状。古人念兹在兹的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哪去了？在西方，越是公众人物，越要有良好的道德形象，越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犯了错越要受到社会的谴责，付出相应的代价。政治人物不必说了，就是马拉多纳、齐达内这样的球星也不例外。而在当下中国，情况似乎是相反的。

　　什么时候，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变得如此粗鄙不堪，一个文质彬彬的民族变得如此斯文扫地，如此迷恋泥沼中的快乐？

　　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不可否认，我们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道德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理想泯灭、利欲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在90年代前期曾经十分严重，面对这种局面，文艺界、知识界在短暂的溃不成军后开始稳住阵脚，自我纠错。经过艰苦努力，进入新世纪后情况开始好转。但是，精神领域的某种滑坡、价值观的某种失范和无序的现象似未得到根本改观。“文革”对传统文化破坏的后遗症、中国式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的叠加，使民族的精神仍在十字街头中寻找方向，寻找支点，寻找安身立命的所在。而一些新的观念误区，或者说一些本来正确但强调过分的观念，又造成了新的问题。例如弥漫全社会的GDP崇拜，越来越把文化裹挟其中。尽管科学发展观已成全社会的指导思想，也成为全民共识，但唯GDP论仍有市场，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只热衷文化产业不重视文化事业，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只想一朝把文化产业做成支柱产业而不管是否真正留下了文化经典。又如所谓“注意力经济”或者“眼球经济”，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挖空心思提高收视率、点击率、上座率、发行量，而不注重文化产品是否有思想含量和艺术品质，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以至出现了娱乐至上、票房毒药、同质化竞争等等现象。再如成功学的滥用。有人说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成功学是危害最大的一粒。它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延及文艺领域，便是普遍的浮躁，普遍的急功近利，希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于是以大嘴毒舌搏出位者有之，以虚假宣传给自己贴金者有之，以抄袭剽窃牟取名利者有之。虽说是“全民写作”，其实泥沙俱下；虽说是每年长篇过千，但经典寥寥；虽说是频道数百，但一眼看去都在办晚会、造娱乐、播风格雷同的电视剧。

　　这是社会大环境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之所以出现审美理想的失落与畸变，文艺界主体精神的失落摆脱不了干系。出于对“文革”中假大空的反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理论界出现了不少为文艺家减负的理论，如提倡“躲避崇高”，如不赞成文艺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提法，如认为社会功能是文艺的外部功能，作家只需要“写内心”，等等。这些片面的理论和市场经济初起时泛起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合流，造成了知识界剧烈的道德滑坡和大面积的精神溃败。个性的解放被提到空前高度，不过那不是心灵的解放，而只是肉体的放纵；自由的概念被滥用，但那只是一己的自由，却是他人的不自由；文艺界的“欢乐颂”不是真善美的颂歌，而是金钱的颂歌、身体的颂歌、为所欲为的颂歌；文艺家的特殊身份被强调——不过不是强调要承担特殊的社会责任，而是拥有超越于芸芸众生的道德特权；坚守理想、追求崇高的作家被看成新左派、看成独断论者和专制主义者，遭到冷嘲热讽而孤立无援。精神上的侏儒化和庸人化，道德上的乡愿化，不但是许多国人的精神现实，也是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这样一种自我放逐和自甘堕落，使许多文化人不再有超迈的思想、广博的心灵和宏大的把握能力，即使他们想这么做的时候，也往往是有心无力。思想的滑坡和艺术把握能力的下降是同步的，由此造成了深度的缺失，造成了对鄙俗的追逐与沉湎，造成了表面上的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而经典阙如。从90 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新写实”作品，但几乎无一达到批判现实主义经典的高度；看到了许多的“写日常”，但只是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看不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更看不到日常背后的不平常；看到了层出不穷的官场小说，但除了欣赏式、教科书般的官场揭秘和登龙术路演，看不到多少深刻的人性批判和政治批判；看到了许多的国产大片，但除了豪华布景和高科特技下的借尸还魂和魅影幢幢，我们又能看到什么？

　　三

　　人类需不需要理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人类没有理想，就同行尸走肉、同为活而活的低级动物没有区别了。文艺要不要审美理想？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人类之所以要创造文艺，就是因为现实生活的残缺、不理想、不完美。人们需要文艺，就是因为在文艺的创造与欣赏中可以克服现实的种种不足，憧憬理想的人性与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文艺永远高于生活，大于生活，而不会等于生活，更不会低于或小于生活。这些年，原生态的艺术、新写实主义的写作，的确风行一时。有人说，生活永远比小说更精彩，现实永远比艺术更丰富。就生活与艺术的源流关系来说，确乎如此。它提醒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面前，永远要保持谦卑的态度，虚心学习、认真体察的态度。但从艺术的本质来说，它从来都比粗糙的生活原态更本质，更理想，更引人入胜，更激动人心。尽管在解构主义盛行的今天，一些写作者或前卫艺术家已经不承认这一点了，但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作家都不会否认这一点。秘鲁作家略萨在《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中就说：“现实世界——这实在的生活——比起小说家编造的生活不知庸俗多少”，因此，他认为艺术家要象堂吉诃德挺起长矛刺向风车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

　　那么，文艺的审美理想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呢？是丑陋的、怪诞的、庸俗不堪的、厚颜无耻的审美理想，还是以真善美为追求的永恒的、普世的审美理想？这本来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经过现代主义思潮的颠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解构、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后，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以真善美为最大追求的严肃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机构仍然不少，但似乎已经被视为老土，被判定为落伍者，被事实上边缘化和小众化了。在台面上十分活跃的、既混了个眼熟又赚了大把银子的，是那些出位、搞怪、粗鄙不堪然而大言欺世之徒，是那些想象力贫乏、价值空虚但善于包装炒作的开卷榜首、票房“毒药”、收视冠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文艺有多重功能，我们过去过分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社会功能乃至政治功能，把文艺弄得太严肃、太沉重、太小心翼翼战战兢兢，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当前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矫枉过正？是否太过重视和开发了文艺的娱乐功能、休闲功能，而忘记了文艺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泛娱乐、浅阅读、一次性……是否让我们的文艺变成了营养稀薄的快餐和用过即扔的纸巾？而那些庸俗低俗媚俗的网文、图片、段子、小品、恶搞节目，是否在青少年心中培养着恶劣的审美趣味，传播着不良的价值观，从而会持续损害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

　　文艺作品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文艺家应该担当道义责任，任何时候，这都应该是一条对文化从业人员和文化机构的基本要求。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因其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土地、人民、祖国的热爱，对人类最真实灵魂的书写与表达，而成为一个民族的良心，成为民族核心价值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屈原、鲁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巴金因为“讲真话”而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言人。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也被公认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美国作家福克纳在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明白无误地说：“人不仅能挺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在道德隐遁、价值失范、欲望膨胀、急功近利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福克纳式的作家艺术家坚守人类的基本价值，需要他们仰望星空，超越世俗，高扬人性的勇敢、善良与美好，投放出审美理想的灿烂光芒。比起福克纳们，当代中国的文艺家和文化机构，做的实在是太不够了。

　　四

　　重焕文艺的理想之光，抵制和反对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不是要让文艺回到单纯的政治说教，回到纯而又纯的状态，或者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空谷幽兰。在这里，处理好通俗与高雅、低端与高端、普及与提高、适应与引导、大众化与精英性等一系列关系，是文艺界永恒的课题。而其核心，我以为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人民性”的文艺观。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人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也理当成为文艺的主体。列宁和毛泽东更是确立了文艺的人民性原则。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民群众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文化精品来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最终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文化建设上的体现,也可以说是对文艺的人民性原则的重申。

因为有这样的群众观和文艺观，所以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适时调整我们的文艺观念。不可否认，当前的中国文化，已经出现了多样化、泛化和平民化的趋势。首先，社会文化的多样化乃至多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形成了共生共存、适度博弈的局面，多种文化之间有分有合，有重叠有差异，有互补有竞争，它们动态地处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泛化是我用的一个概念，王蒙称之为“泛漫化”。其特点是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被打破，纯文学、纯艺术的概念遭到质疑，文艺的范围正在扩大，文艺的边界正在延伸，文艺作品在数量上如洪水漫滩，九派横流。再说平民化。从上个世纪前期开始，平民化或者说大众化就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梦想。从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到四十年代的文艺民族化论争，从1958年的“大跃进”诗歌，到“文革”中的工农兵写作，中国文艺一直在进行着大众化的不懈努力。但是，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里，当人们的社会身份被打上了先天的烙印并被严格约束、当温饱仍然是大多数人的最大追求、当全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为低下而传播途径被垄断，真正的文艺大众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现在的情况已有极大不同，文艺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专宠，而为广大的平民百姓所共享；创作不再只是专业作家艺术家的专利，而成为有文化有创意的普罗大众均可一试的爱好。专业与业余的概念已为职业与非职业的概念所取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必须放眼光向下，强化底层意识，体现平民情怀，做到雅俗共赏、喜闻乐见：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理念，我想是应该继续倡导的。不能因为反对“三俗”、呼唤文艺的审美理想而让文艺回到说教文艺、贵族文艺、小圈子文艺的老路上去。

　　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群众观和文艺观，我们不能任由文艺领域理想失落，低俗泛滥。为了继传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为了真正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我们太需要提升文艺的品位和质量了。大师断代，经典匮乏，高端不举，深度缺失，这不是一两个精英分子的个人遗憾，而是人民大众的普遍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一味为世俗化唱赞歌，就真有点“拎不清”了。说到底，通俗无罪，但不能低俗甚至恶俗，应该俗为雅用，雅不远俗；适应大众的欣赏水平是对的，但引导也不可或缺；文艺的门槛在降低，但文艺精品的标准不能降低；文艺应该走入市场，成为产业，但社会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重焕理想，反对“三俗”，文化主管部门肩负重大责任。人们所期待于他们的至少有两点：一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文化理念，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公益性和商品性不能偏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二是要加强管理。“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两手并举。在市场经济中，逐利性是所有商品的共同特点，文化产品也不例外。作为管理部门，鼓励和支持文化产业是应该的，但更要强调和维护的恐怕是社会效益和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