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教育是审美教育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长期来强调以文立国，文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近乎一种宗教。而文的核心正是诗。所以，在古代，官员中有诗人，隐士中有诗人，皇帝、僧人、侠客中也不乏诗人。诗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如林语堂所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

　　这点，我们比较中西方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一事就可看出：在西方，一些家庭经常把孩子的名字取为摩西、约翰、彼得等，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圣徒同名是好事；但在中国，很少有家庭会使用诸如本尘、了因、空相之类作为小孩的名字，而像张恨水、谢冰心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喜欢，就因为它有诗意——这说明，真正影响、塑造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还是诗歌的力量。

　　就是面对灾难时，中西方的反应也不尽相同：“9·11”时，大多数美国人想到的是去教堂向神祷告、倾诉；而遭遇了大地震时，许多中国人想到的则是写诗，举行诗歌朗诵会。比如在“5·12”之后，中国诗歌曾经有一次热潮，就因为那时的诗歌起到了抚慰、激励人心与安妥灵魂的作用。

　　西方人常常把人生的终极看作是神圣的、超越的、救赎的，而中国人却常常把人生的最高境界看作是诗意的、审美的、艺术的，二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诗意、审美、艺术的人生由什么来承载？诗。在中国人的人生构想中，诗意的人生要比庸俗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人生更高一个层次。

　　不能藐视诗歌的力量，它可以唤醒一个人内心柔软的部分，甚至让人热泪盈眶。诗歌的力量一旦深入人心，那种审美的、艺术的思想，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设计，因此，提倡“诗教”，其实就是提倡一种美育。蔡元培主张打通科学和人文的界限，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瑟无聊的状态”。所以，我很感佩那些中小学老师，愿意从诗歌入手，对孩子们还未被污染的心灵实行“诗教”。

　　诗歌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诗的感性，容易被人领悟；诗的优美，容易激发人的想象；诗歌中那种结晶的语言，深藏着许多精致的心灵。以诗教之，对于孩子们，甚至对于普遍的国民大众，都能起到润泽人心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诗歌教育是情感教育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是指《诗经》。不了解、学习一点诗歌，都不知该如何说话，不知如何把话说得优雅、准确。有时用口语说了半天，还不如引一句诗来得准确、生动。“天下谁人不识君”、“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一语道尽各种复杂的心绪或伤愁——只有诗歌，能如此凝练、精致。

　　因此，诗歌也是一种说话方式。不过，它说出的主要是诗人自己的情怀和旨趣。通过诗，理解诗人，探究他的情感空间和内心世界，就可实现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人生与人生的叠加。诗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让我们活得更丰富，也就是说，诗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可能性。因为和诗里的人生有了共鸣、回应，我们原有的人生就延长了，扩大了。诗人的遭遇我或许没有，但他那种心情我体会了，诗人笑，我跟他一起笑；诗人哭，我也一同哭。就此而言，诗歌教育除了是审美教育，也还是真实的情感教育。

　　不过，有老师告诉我，实践“诗教”，最怕那种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假诗，离了真情与有感而发，诗就变成了一种语言游戏。这点，也可从中国新诗史中看到。当时胡适他们认为，格律诗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格律和用典常常成了伪装自我的工具：一个对故国毫无感情的人，也可大发“故国颓阳”的感叹；一个在美国明亮的电灯下写诗的人，偏要说“一灯如豆”……诗歌已不能真实地抒怀，而成一种陈词滥调。所以刘半农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针对这种现象，胡适提出诗歌要有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郑振铎强调诗歌要率真、质朴，他们希望诗歌从死亡的境地走向新生。

　　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抒情。新诗史上，首重诗歌抒情性的是郭沫若，他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并强调是直觉、联想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产生了诗。郭诗激情澎湃、直抒胸臆，让人充分体会到诗的情感力量。只是过于放纵情感，并不一定能写好诗，放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粗糙和滥情，这也许正是郭诗的弱点。

　　由此可见，诗歌教育既是教人抒发情感的教育，还是教人如何节制情感的教育。太夸张、太外露的情感，容易伤害诗歌的美和隐忍。我们读《再别康桥》、《沙扬娜拉》就会发现，诗人的情感是深沉而飘逸的；我们读《雨巷》会发现“忧愁”是“丁香一样的”，“目光”是“太息一般的”，“姑娘”是“结着愁怨的”，情感都被分解到了具体的感觉之中，那份感伤和忧愁，也变得触手可及。

　　以诗作为情感教育的素材，能使人变得情感丰富、心灵敏感，也能意识到情感抒发如何才能优雅、节制，更富美感。

　　诗歌教育是心灵教育

　　中国的诗歌，尤其是古诗，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强调诗歌背后的人情和人心。实现诗人的人生心得和人生旨趣，物与人的合一，才堪称高境界。

　　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向黛玉请教作诗：“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黛玉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黛玉对诗词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何以“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因为这样的诗背后没有人，缺少诗人的独有之境。而王维的诗，可能没有直接写人，但它背后是有人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看起来没写人，但屋外的静衬出的却是内心的静。又如读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可以察觉在美好的春景中，诗人想到的是被风雨摧折的花朵，他或许觉得，一种美好诞生的背后，有另一种美好在寂灭，人生也是如此。这种心灵转折，多么微妙、细腻，又多么经典。进入诗歌尤其是古诗世界，我们会遇到许多这样细腻、高远的心灵，这些为语言所雕刻出来的精致心灵，一旦为孩子们所理解、欣赏，意义是深远的。一种心灵教育的完成，必然要以心灵为摹本，也要以心灵与心灵的呼应为路径，从而达到对人内心世界的塑造。

　　以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和心灵教育为核心的“诗教”，一旦推广开来，并获得学生的响应后，必将影响一代人的人文素养。我相信，他们的感知系统、审美方式、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都会因诗而改变。诗能为僵硬的世界留下柔情，也能为苍白的心注入暖意。而且，以诗教之，未尝不是反抗当下功利主义思想盛行、人文教育缺失之境遇的一种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