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生日，家人送生日礼物很平常。单位送生日礼物还是头一回。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贺卡，但毕竟也是组织的一份关怀。心想总算没有白挨累啊，组织还是想着我的。（单位为了体现对中层干部的人文关怀，由总支牵头，在每年生日的时候送上一份礼物，予以祝贺。）感激之余，我的工作更加努力。日子飞快地过着，一年、两年、三年……家里人过生日的形式没有变，年复一年。单位的礼物（一张小学时期才有卡片），除了刚刚制定章程那年享受过之外，如今只能是一次美好的回忆了。

      一个小小的卡片，有与没有无关大碍。可它体现的却是一种政令的坚持。无论这项工作谁来负责。执行制度的人是否还是当初的那个人。既然是一种制度就应该执行并持久地延续。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责任。一种遵守制度的责任。

      去年我在文艺报上读到一篇杂谈，是作家黄亚洲写的。名字叫《抓一把糖给老刘》。他叙述的是：“一个只有26岁的年轻小兵，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他们部队负责转业兵分配的领导。他们如何把一个山东青岛籍的小兵分配到了山西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小县城又因为户口所在地问题，不予接收。小兵为求一个公理，义无反顾踏上了上访路。这一访，竟然在北京信访大楼对面单位的一个雨搭底下，一住就是47年”。从口齿清晰直到“牙掉了几颗，说话有些含混”。就像一棵树一样，由小变大。没了青青的叶子，没了碧绿的枝桠，最后仅仅剩下一个干枯的树干，在风雨中飘摇。一个73岁孑孓一身的山东老头，用他的倔强全译了另外一种坚持。可他的这种坚持却是以一个人白白耗费了青春，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为代价的。

     《抓一把糖给老刘》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作家，只能抓一把糖给老刘的无奈，也是现实的无奈。是什么只能让老黄给老刘一把糖呢？就像老刘所说：“信访大楼里的人说了，像我老刘这样上访的人很多，前儿都烧了（火化）三个了。没准什么时候我也被烧了呐”。

      老刘给老黄讲述他上访经过时，情绪异常平静，平静得如同讲述天外的事。

      那栋信访大楼里的领导和办事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没人来承担老刘这份责任。老黄也只能给老刘一把糖。亏得老黄给了他一把糖，才让一个73岁的老汉平生第一次知道了巧克力的味道，品尝到了生活中的一点点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