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了，天晴了，天晴别忘戴草帽……”这首歌便是根据梁晓声《雪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歌。

　　在中国文坛上，梁晓声是一位被打上了鲜明时代烙印的作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创作了一系列

　　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知青文学作品。1984年他的短篇小说《父亲》和中篇小说《今夜有

　　暴风雪》同时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有评论家称这一年为“梁晓声年”。的确，他的这些作品曾经勾起人

　　们美好而又酸楚的回忆，也曾经令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青年人热血沸腾。

　　(一)知青代言人

　　2011年3月7日，正值中国北方春寒料峭的时节。中午，开往北京的D138次列车上，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阅读梁晓声的长篇小说《年轮》：“在北方最北的这一座省会城市里，九月上午的阳光依然温暖。为迎接国庆，教室的窗子已被擦得明明亮亮。如果没有窗框，一眼望去，像是不存在似的……”那三个用粉笔涂白球鞋的少年、那个给伙伴分豆饼的男孩、那位含辛茹苦拉扯着三个孩子的贫寒而威严的母亲……一个个熟悉的人物，一个个感人的细节，又开始让我心潮澎湃起来。此时，列车缓缓驶出了石家庄，车窗外的景物变得模糊起来，我的记忆回到了十五年前。

　　那年冬天，我还在河北师范学院读大二，当时中文系男生宿舍正流传着三部长篇小说：路遥《平凡的世界》、霍达《穆斯林的葬礼》、梁晓声《年轮》。我们白天在教室看，晚上在宿舍看，熄灯后就在床头点上蜡烛，秉烛夜读。窗外漆黑一片，北风呼呼地刮着，一灯如豆的烛光下，我们趴在温暖的被窝里，一边默默地翻书，一边无声地淌着眼泪：为像我们一样来自农村的孙少平的奋斗人生，为少女韩新月和老师楚雁潮那段苦涩而没有结局的爱情，为王小嵩、吴振庆、徐克、韩德宝在艰难时代的兄弟情义……

　　在这个冬天，梁晓声铭刻进了我青春生命的“年轮”。

　　3月7日晚上，北京国际饭店一楼咖啡厅，我终于见到了闻名已久的作家梁晓声。他个头不高，短发，穿着一件咖啡色暗格棉布夹克，衣着朴素，貌不惊人。梁晓声很客气，没有一点架子，我们边喝茶边聊天，我们的话题就从他那终生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开始。

　　1968年，中学毕业后梁晓声正赶上“上山下乡”，他响应号召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电影《今夜有暴风雪》就是他以当年的农场生活为题材创作的。梁晓声创作的知青小说也被称为“北大荒小说”系列。他在作品中描写了北大荒知青们的真实生活，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悲伤与欢乐、希冀与失望、探索与追求，深情地讴歌了他们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所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高尚情怀，为一代知青树起一座悲壮的纪念碑。

　　梁晓声说，那真是一段非常艰难而又困苦的岁月啊！

　　1969年秋天，黑龙江建设兵团的麦子遭了霜灾，庄稼几乎颗粒不收。除夕之夜的饭桌上没有一道像样的菜，许多知青喝醉了，哭的、唱的、闹的，乱作一团。梁晓声心情不好，又不能喝酒，便起身离开。有位知青见他走，便大喊起来：“梁绍声(当时的名字)你别走呀！你不能喝酒，还不能写诗吗！给咱知青哥们儿来首诗！”梁晓声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劲儿，一个健步就跃到炉台上，激情地朗诵起来：

　　“我站在炉台上，窗外白雪茫茫，屋内几多忧伤几多惆怅。我凝视着桌上的残羹，我听到西北风无情地撕扯着门窗，我的心不禁一阵酸楚，思乡的泪水就要夺眶，思乡心儿似乎跳出胸膛，飞回我可爱的家乡。可我知道那是梦，美丽的梦想……我的心依然在我的躯体里迷惘……迷惘……”

　　年轻的梁晓声在北大荒迷惘而又艰难地寻找着前行的方向。1974年，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北大荒，他改变了梁晓声的人生轨迹。直到现在，梁晓声也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只知道他是当年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陈老师。

　　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陈老师在《兵团战士报》上读到了梁晓声的短篇小说《向导》，他居然千里迢迢跑到祖国的边疆来找此人。从佳木斯到黑河，陈老师找到梁晓声时，这个瘦弱的青年正在抬木头，还患着肝炎，看起来一脸苦相。“我不知道上海有多远，也没听说过复旦大学，更不知道去了能怎样，但总归可以跟人谈文学了。”梁晓声觉得，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转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知青返城，因为知青的前身大抵是红卫兵，包括梁晓声自己，也是戴过袖章的，所以当时城市里响起一片‘狼孩回城’的惊呼。因此，梁晓声有一种诉说的冲动，他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人们这些年知青都经历了什么，懂得了什么，希望改变城里人对知青的畏惧。恰好黑龙江《北方文学》来北京组稿要刊发一期知青专号，梁晓声就产生了想写一个短篇、一个中篇、一个长篇的念头，想把他所经历过的知青生活完整地呈现出来。

　　“那时候，我确实有一种为知青代言的意识。我所经历的，那么多人都曾经历过，我不能代言大多数，也不敢妄自那么说，但是如果我能把经历过的兵团生活侧面反映一下，对于我的兵团战友们来说，是一件让他们感到非常愉快的事情。”于是就有了短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继而是中篇《今夜有暴风雪》，再后来是长篇《雪城》，最后又创作了电视剧本小说《年轮》。

　　梁晓声这一系列“知青小说”，气势雄浑，沉郁悲壮，弥漫着浓郁的梁晓声式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气息，从整体上展现了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热情讴歌了在动乱年代和艰苦环境中的英雄主义，充满了对知青命运的人性关怀和对知青运动的深刻反思。

　　《年轮》之后，梁晓声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写知青题材的小说。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感觉出自己不再年轻，作为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很不好意思再谈知青这个话题。“一个人不可以总是纠缠在回忆里，应该把更多的笔触转向当下的社会生活。”去年，梁晓声刚刚完成了电视剧本《知青》，目前正在写《返城年代》，但是他说这些已经与知青情结无关。

　　(二)平民作家

　　回顾梁晓声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会发现他经常自觉地流露出两大情结：知青情结和平民情结。梁晓声认为，40岁以后，知青情结会逐渐地消淡；而平民情结则会更持久一些，可能终其一生。

　　梁晓声的平民情结缘于他从小所经历的贫穷而苦难的生活。1949年9月，梁晓声出生于哈尔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小时候家住在市里一个“偏脸子”贫民区。对于少年时期的贫寒生活，梁晓声刻骨铭心：“每年冬天，母亲都要领着我们兄妹搬进厨房去住。因为我们家的大屋一到冬天就四处漏风，而且角落里还会结冰，所以只好把锅灶都搬进屋里，烧上火炕，一家人都挤在一起，借着这个温度，才能勉强度过冬天。”

　　少年时期清贫朴素的生活和青年时期在北大荒的知青经历，塑造了梁晓声的平民性格和淳朴情感，也给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原材料。然而，让这些现实生活的原材料发酵并得以升华为内涵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催化剂却是书籍。

　　“文革”中，梁晓声以“红卫兵”的名义获得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昼夜看管学校图书室，有的夜晚他就枕着书睡在图书室。虽然只不过是一所中学的图书室，只有两千多册图书，却足以让如饥似渴的梁晓声读到雨果、司汤达、狄更斯、伏尔泰、卢梭、莱蒙托夫、莫泊桑、大仲马等西方大师们的作品。

　　雨果的《悲惨的世界》和《九三年》对梁晓声影响最大，尤其是冉阿让这个人物，他让梁晓声明白，阳光底下的每一个人，他的灵魂原本都是向善的，只不过，有时候社会把一些人抛到了另一种命运之中。梁晓声非常推崇《九三年》中雨果的名言：“如果说革命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比革命更正确的是其上的人道主义。”西方名著中那种善待人性的传统以及弘扬人道主义和博爱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对梁晓声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说：“这些东西在我少年的时候，就像植骨一样，植入到我的头脑之中去了。”

　　“上述作家作品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笔下的人物都会有这些作品的影子。人道主义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就无从谈起。我的平民情结和人文情怀都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我希望笔下的人物也可以像这些优秀的作品那样去影响人、感染人。”

　　因此，梁晓声自觉地把自己作为平民的代言人，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著与无奈，他们的默默无闻所孕育的愤怒和反抗。与此同时，梁晓声辛辣讽刺了那些社会转型时期，利用社会背景、职位、权力暴富起来的一批“新贵们”，既揭露了他们致富手段的卑鄙，也揭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苍白。

　　梁晓声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城市平民：看自行车的、弹棉花的、拾垃圾的等等，他的笔下永远不会忽略这种存在。评论家雷达认为，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梁晓声是最有平民意识的一位。梁晓声写出了反腐小说《政协委员》和《欲说》，写出了揭露人性丑陋面具的长篇小说《恐惧》和《泯灭》，写过《伊人，伊人》这样的关于城市普通人的都市情爱小说，还写过大量具有坚定的平民立场和鲜明的底层意识的散文随笔。

　　梁晓声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文学观：“小说家也应该是书记员，他们有责任把自己所经历的历史写出来，只不过他们是用一种文学方式来记录。”梁晓声说，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影响我的那些作家作品一样，他们的小说本身就是参与社会生活的记录，是反映社会矛盾，甚至也包含对于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的一种作家的态度。我写作就要向他们学习。“我的创作理念始终没有改变过，我是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我觉得能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底层人的生活状况，使他们觉得在文化上得到了关注，唤起人们对他们的一种关注的情怀，这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梁晓声的亲情

　　如果说知青情结和平民情结是梁晓声的两大情结，那么亲情则是梁晓声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他以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为底本，创作了一系列感人肺腑的亲情文章。1984年，他创作的《父亲》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慈母情深》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北师大版)，小说《表弟》发表后也引起当时文坛的轰动，此类作品还有《黑钮扣》和《白发卡》等。

　　梁晓声的短篇小说《父亲》开篇这样写道：“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者‘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梁晓声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令他望而生畏。有一次，父亲对他发脾气，给梁晓声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在梁晓声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从那一刻起，梁晓声三天没说话，变成了一个“结巴磕子”。父亲的一巴掌，给梁晓声留下了口吃的后遗症，直至上中学后，才慢慢矫正过来，却从此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

　　梁晓声笔下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像很多淳朴的劳动人民一样，他勤劳善良，能吃苦，靠一把子力气养活一家老小。同样他也像很多劳动人民一样，大男子主义，武断任性，没文化，甚至还有几分愚昧。因为他不让母亲带着孩子看西医，直接导致三岁的姐姐丢了性命。后来，因为生活的艰难，他不同意哥哥上大学，哥哥偷偷上大学后，他要和哥哥断绝父子关系，导致哥哥得了精神病。多年来，尽管梁晓声对父亲任劳任怨养活一家老小心存感激，但是在他心底却好像总是潜存着那么一些抱怨，甚至有那么点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然而，随着父亲的年纪越来越老，支撑他尊严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权威性的消失，使他大男子主义的意识日益淡薄，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武断任性，而是更多了几分内敛的亲情；此时，梁晓声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对“父亲”这一身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自己的父亲渐渐少了怨气，多了敬意，在文字里更多表现出强烈的忏悔意识。

　　正像朱自清描写父亲的名篇《背影》的题目那样，当梁晓声赶到火车站为父亲送行，父亲所乘的列车已经缓缓离站，只留给他一个“背影”。梁晓声这样写道：送行者纷纷离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孤零零地伫立在站台上。望着远处的铁路信号灯，我心中默默地说：“爸爸，爸爸，我爱你！我永远不忘我是你的儿子，永远不耻于是你的儿子！爸爸，爸爸，我一定要把你再接到北京来！”远处的铁路信号灯，由红变绿了……《父亲》结尾的绿灯亮了，列车开走了，父亲走了；但是绿灯难道不是一盏希望之灯吗？是的，那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相互谅解，那是儿子在向伟大的父亲致敬。

　　有记者曾经问梁晓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他回答：是妈妈。梁晓声在自传体散文《似梦人生》中这样谈到母亲：“母亲也是文盲……同是文盲，母亲与父亲不大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崇尚相左，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她注重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世深有影响。”

　　梁晓声上小学五年级时，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一天，梁晓声折断了蘸水笔，逼着母亲立刻给买一支钢笔。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还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邻居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邻居借的。我今天还怎么向邻居张口再去借啊？”梁晓声听不进去母亲的话，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他两巴掌，他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梁晓声在雨中游荡了大半天，产生了靠自己挣钱买钢笔的念头。于是他冒着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货上坡。他发现一辆手推车，装着几层高的木箱子，盖着雨布，在大雨中缓慢地朝这里拉来。他赶快绕到车后，使劲地推了起来。车过了坡后，他跑到车前，向拉车人伸出手，大声说：“给钱！”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晓声，不由得愣住了。原来是母亲！他望着母亲，雨水、汗水和泪水从她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就在那一天，梁晓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钢笔。

　　中学语文课本(北师大版)收录了梁晓声的《慈母情深》一文，作者提到他买第一本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时的情形。在蒸笼一样的厂房里，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我向母亲要买书的钱。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在小说《年轮》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徐克趁车老板不注意抢了他的豆饼，被追着跑进王小嵩家，小嵩的母亲告诉车老板是自己的孩子抢了他，让徐克把豆饼还给车老板，并给了车老板两个窝头和几个生土豆。母亲严厉地教训了徐克，她说：“你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我和你们的母亲，除了一张脸面，再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了。你们若从小就学坏，我们当妈的，还有些什么指望？”这是发生在梁晓声身上的一个真实的生活故事，她就是梁晓声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在随笔集《未死的沙威》中，梁晓声引用了这样的范例，托尔斯泰听高尔基讲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后，同情又感动，泪流满面地说：“那样的生活足以将您变成贼、骗子或杀人犯，而您却成为了作家，您使我无法不对您深怀敬意。”高尔基回答：“那是因为天使一直陪伴着我成长。”梁晓声认为，高尔基说那一句话时，内心里一定怀念起了他的母亲。

　　“在我的意识中，母亲像一棵树，父亲像一座山。他们教育我很多朴素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令我终生受益。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父母早期的家教都具有初级的朴素的人文元素。”梁晓声在《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中这样写道。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提到一个人，正是她默默地奉献，使梁晓声能够没有了生活的后顾之忧，从而安心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的文坛佳作。这个人叫焦丹，她是梁晓声的妻子。

　　1981年7月的一天，已经32岁的梁晓声，正在埋头一部儿童电影剧本创作的时候被朋友硬拉下了楼，他给梁晓声介绍了一位姑娘。梁晓声向她坦诚了自己的家境：小时候是一个穷孩子，如今仍是一个穷光蛋，身体不好，并且家庭包袱重，不但要赡养父母，还有一个疯大哥需要他治病，还要供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学。以往的姑娘听到这些都望而却步了，可是眼前这个姑娘却抬着满是泪花的大眼睛说：“我真的没有想到，看起来瘦弱的你，肩上竟有这么重的担子，那就更需要一个人爱护你了……”这个姑娘就是焦丹，她就这样走进了梁晓声的生活。

　　他们结婚后，焦丹不但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而且连梁晓声父母兄妹的事都包揽了。父母来北京，是焦丹领着他们出去逛；北大荒的朋友来了，也是焦丹忙着招待；有人求梁晓声办点事，还是焦丹领着他们跑前跑后。这样梁晓声才能安心搞创作。当年，他们住在筒子楼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有时父母来北京，一家五口都住在里面。那间房子摆不下一张写字的桌子。冬天冷，暖气片宽，暖气上铺一块板，暖和，就在暖气上炮制小说。梁晓声在这张简易桌上写了《雪城》等小说，共超过200万字。

　　有一次，一个外国记者到梁晓声家的筒子楼采访时，发现焦丹正发着高烧，一边忍受着病痛，一边照顾年幼的儿子。这位记者见到梁晓声后将家里的情形告诉了他。梁晓声赶快跑回家，笨手笨脚地为焦丹做了一碗面条。焦丹边吃面条，边笑着对梁晓声说：“这可是我第一次吃你做的饭。”

　　1988年，梁晓声完成了长篇小说《雪城》，书中男主人公给女友写的一封情书，也表达了梁晓声对妻子焦丹深深的感激之情：“好女人是一所学校。一个好男人通过一个好女人走向世界……好女人使人向上。事情往往是这样：男人很疲惫，男人很迷惘，男人很痛苦，男人很狂躁：而好女人更温和，好女人更冷静，好女人更有耐心，好女人最肯牺牲。好女人暖化了男人，同时又弥补了男人的不完整和幼稚，于是男人就像一个真正的男人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