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民 优秀的影片一定有扎实的文学基础，电影需要文学的支撑。

　　●饶曙光 编剧作为“从无到有”的第一创意者，是电影这一“核心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

　　●苏小卫 类型化往往隐含着一种模仿的意味，这对编剧来说未必是好事。所以，编剧在创作中应该警惕类型化的创作。

　　●苏叔阳 不尊重编剧，导致编剧地位低，电影制作超过了创作，技术超过了艺术。

　　●黄式宪 编剧的责任就在于让电影回到生活的源头，以扎实的文学根基，迎接新的辉煌，不要让电影在“产业化”大潮中随波逐流。

　　●尹  鸿 重大题材的创作需要一个好的编剧体制来帮助其完成，仓促上马，必然存在诸多硬伤。

　　●许柏林 电影编剧在构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过程中要肩负重要责任。

　　●刘  星 编剧要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任。

　　在电影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市场、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创作数量、质量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其中编剧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去年召开的影视创作座谈会上，刘云山同志指出：“剧本是打造影视精品的基础。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对影视作品来说，剧本是源头、是根本，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涵等，都首先来自剧本的创意设计，必须高度重视剧本创作，为二度创作打下坚实基础。”这无疑是对剧本和编剧工作的最大肯定。在关注中国电影取得不俗成绩、编剧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背后仍然存在的一些隐患：编剧的权益还得不到保障；编剧的作用经常受到导演、制片人的过度干预；编剧的文学支撑力缺乏高度，过多受制于商业的摆布，致使电影出现人文情怀缺失、文化立场偏移、类型化模式化泛滥、重娱乐轻思想等现象。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电影文学论坛上，与会编剧、专家学者围绕“电影大发展与编剧的责任”这一主题，从现实境遇、艺术规律、学术立场、制度政策等不同层面对一剧之本的重要作用展开了积极而深入地探讨。大家一致认为，编剧是电影生产的第一生产力，编剧的诉求应予重视，权益应该切实得到保护；电影呼唤文学，呼唤人文精神，中国电影编剧应该努力奋发。本次论坛由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主办。

　　电影的繁荣离不开编剧的贡献

　　目前，中国电影正处在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阶段，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主力军——电影编剧，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和责任，如何提高电影作品的文学支撑力，这是需要电影人好好思考和总结的。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康健民指出，优秀的影片一定有扎实的文学基础。电影需要文学的支撑，编剧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电影的繁荣需要编剧这个第一生产力，而电影编剧也应该加倍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力作。

　　电影评论家饶曙光认为，要重视编剧的基础性、支撑性地位，保护编剧的合法权益。电影作为最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是“核心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为王，创意为核心。编剧作为“从无到有”的第一创意者，是电影这一“核心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电影的现实内涵、人文关怀、美学品格都首先取决于编剧这个核心环节、关键环节。编剧的创意能力、原创能力，直接决定整个影片的创意能力、原创能力。解决电影产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实时调整利益分配格局，需要在制度、政策等层面向编剧倾斜，培育原创、增强原创，推动电影产业实现高速、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编剧苏小卫从原著和改编的角度谈及编剧的作用，认为改编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作家的起点和编剧的起点并不一样，当编剧拥有了作家的起点，对编剧而言就是一个借势，编剧成为了一个受益者和学习者，但原创的文学作品和改编的剧本是不可能平起平坐的。改编的剧本是在原著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原著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关于类型片与类型化问题，苏小卫认为，类型片是从结果上给电影的分类，是从内容、形式上对结果的评估；类型化是一种创作方法，是创作过程中的一种方式，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写电影。类型化往往隐含着一种模仿的意味，这对编剧来说未必是好事。所以，编剧在创作中应该警惕类型化的创作。

　　如何认识目前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

　　剧作家苏叔阳对编剧在电影创作中过多依附传统文化元素、随意构建历史叙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中国电影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哲学元素的认知大都存在误解，并没有真正领会其思想内涵，一些编剧在创作上发生偏离，导致影片中经常出现违背历史规律的事情；希望编剧能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学习，调整电影本体思维，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尊重传统，对先贤抱有一颗敬畏之心。他指出，现在电影制片厂大都不尊重编剧，导致编剧地位低，电影制作超过了创作，技术超过了艺术，甚至只有技术没有艺术，只有制作没有创作，这种现状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针对贺岁片只认票房、娱乐至死的现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今年贺岁档的几部大片普遍患上了“文化贫血症”。娱乐性不应是无边际的，更不可无限制地、疯狂性地予以膨胀。电影票房高了，而我们电影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却浅薄化、粗鄙化了。艺术创作者、编剧必须遵循电影文化固有的精神本源性，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的底线。惟有将娱乐性融于人文关怀的作品才是具有真正的市场征服力的，才是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的。编剧的责任就在于让电影回到生活的源头，以扎实的文学根基，迎接新的辉煌，不要让电影在“产业化”大潮中随波逐流。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商业和创作往往使编剧陷入两难的境地。近几年，中国电影正在完成从不太商业到商业化的转型，其带来的改变，就是电影有了观众，中国电影重新回到了观众的心目或社会生活当中。这个成绩跟编剧的贡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从目前电影创作呈现的一些问题看，我们又觉得电影过于商业了。首先，由于过度商业化导致电影创作过于轻率，如去年的《孔子》《赵氏孤儿》都是很好的题材，创作时需要长时间的打磨，精心地考量，认真地去发掘文献，但在实际的制作过程中，却忽视了这一过程。重大题材的创作需要一个好的编剧体制来帮助其完成，仓促上马，必然存在诸多硬伤。其次，缺少专业化的创作态度。要花时间深入研究选定的题材，增加作品超越普通观众的门槛；好的商业电影仅仅靠玩叙事技巧是不够的，必须有强大的学术基础和文化背景的支撑。还有类型片创作的假定性、封闭性不足，致使类型片常常摇摆在剧情片、写实片之间。尹鸿认为，这些都是商业化转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同时这可能成为提高编剧地位和艺术水准的机遇。

　　编剧要有文化和精神的自觉担当

　　面对当下电影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会者建言献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大家一致认为，编剧应该脚踏实地，关注时代，扎根生活，多一份文化和精神的担当，多一点现实和人文的关怀，用文学和情感滋养电影创作。中国影协秘书长许柏林认为，电影编剧在构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过程中要肩负重要责任。希望电影在不断探索市场化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多关心、多讲述时代的故事和心灵的故事。电影应当在文化产业发展当中起支撑作用，编剧要关注时代的变化，但要警惕、避免我们的人文精神、思想深度被商业化淹没。创作永远是艰苦的事业，编剧不应当成为诉苦的行当。黄式宪认为，编剧应该有敢于担当的精神，以人文的原创性为内核，着力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的神韵和风骨，让中国电影在国际传播中享有独立的民族话语权，并以民族文化的尊严自立于世界电影之林。

　　现实关怀、人性思考、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表达，始终是电影艺术的灵魂，是一部优秀影片诞生的根基。饶曙光认为，中国电影产业要在大量吸收文学营养的基础上，完成自身叙述方式的现代化，实现与现代电影产业的对接，才能有效地应对好莱坞电影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编剧的责任尤为重要。而尹鸿认为，编剧一定要接地气、有人气，更多反映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和困扰，要与现实沟通。

　　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编剧刘星认为，要促进电影的健康发展，编剧就应该自觉承担起以下责任：第一，要有文化担当的自觉，要有知识分子的骨气，不要一味当导演、制片人的奴隶；第二，要有信仰，有信仰的作品才会有力量；第三，作品要有价值，作家要有人格；第四，要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任；第五，要学会敬畏。编剧邢原平认为，编剧应该认真地发扬前辈电影人的“新现实主义”精神，艺术地揭示真实的现实世界，洞悉人类灵魂的伟大与丑恶。他认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并不是决定作品成败与否的必然条件，如何表达才是作品成败的关键。编剧的胆识才气决定了作品的优劣，重要的不是如何忠实于生活，而是使思想之光把生活照亮，使之凝聚成为具有艺术价值的东西，让受众洞悉人性和社会的复杂性。电影是有独特的认知表达方式，要靠思想、情感、才艺和知识来共同支撑，其中思想就是探照灯负责拓展深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