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丁芒，是在读了他的诗作之后。先读到他的新诗。他的新诗的清新刚健的风格，给了我美好的印象。后来我又读到他的旧体诗词，他运用这种古典形式时所显示的功力和才华，给了我鲜明的印象。但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则是他近年来的散曲和“自由曲”创作。在旧体诗内容创新方面，过去有许多人作过努力，今人聂绀驽更有杰出的成就。但在诗歌艺术形式上作大胆突破，进行探索性尝试的，丁芒表现最为突出。我特别欣赏他在自由曲创作上的勇气。虽然他的实践对当代诗歌创作的影响还不十分明显但从长远的视角看，我认为，他的实践意义也许可以与本世纪初胡适的《尝试集》相颉颃。

        我与丁芒兄后来以诗会友。但我真正认识他的全人，是在读了他的诗论之后。他自谦在诗歌理论上“一不是科班出身，二不是学者”。但是，古今中外有价值的理论，无不是经验的分析和提高，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丁芒的诗论都是从诗歌创作、特别是当代诗坛纷纭繁复的创作现象中归纳、提炼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只有对实践进行概括，而不是发射“空对空”，才能造就理论家。这一点，作为诗评家的丁芒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丁芒的理论触角伸向诗歌王国的许多领域。他对新诗、旧体诗词、散文诗的思想、艺术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深入的分析。他对中国诗歌格律的研究、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艺术传统的剖析、对“诗感”的论证、对“诗的模糊”的审评，都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但是我认为，丁芒诗论的精萃，则在于他对中国当代诗歌领地上两水并流、双峰对峙现象所作的审察、诊断和由此而对国诗歌前途所作的预测。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她有着几千年的诗歌传统。自“五四”以来，白话新诗崛起于中国诗坛，使文言化的传统诗歌“靠边站”。七十多年来，新诗始终处于诗坛正宗地位。但是传统的旧体诗词并未绝迹，它在“五四”以后仍然不绝如缕；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鲁迅旧体诗的广泛传诵和毛泽东诗词的公开发表以及其他原因，旧体诗词重返中华大地，重领诗坛风骚。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如春华萌发、江河决口，形成了全国性气候，对新诗的一统天下发出了严重的挑战。一位诗评家告诉我，据省级以上文学刊物投稿者人数统计，当代中国写新诗的有七十万人，而写旧体诗词的有一百四十万人。与此同时，诗社蜂起、诗刊如麻与诗无读者、诗陷低谷的现象同时并存，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再次引起广大诗作者和诗爱者对中国诗歌的走向和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面对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诗歌现象，诗评家们谈论得很少。有的诗评家只评新诗，有的诗评家只谈旧诗，有的诗评家也许出于慎重，还在沉默中继续观察和思考。当然也有一些诗评家对上述现象作过研究。我对这方面情况了解得并不全面。但以我所见到的来说，丁芒的论述给我的印象特别突出：他对上述现象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研究、分析，经过深思熟虑，慎重掂量，作出了自己的极富独创性的论列和判断。

        丁芒对新诗和旧诗各具的优势和劣势所作的分析，对我们，至少是我，有很大的启发。举例说，他认为新诗在对于形象艺术的重视、在形象的把握和运用上，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而诗歌传统体系中艺术形象传达体系最为重要，那就决定了新诗必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他又认为，由于我国历代诗人对构成诗歌形式美的诸多元素进行过几千年的实践和探讨，因而旧诗的形式模式在发挥语言、节奏、韵律以及排列、对称等多种元素的作用方面，已达到高度完美的水准。新诗尽管具有自由运用各种体式(形式)的优势，却仍然没有达到运用上述各元素的纯熟完美的程度。我认为这论点，在分析新诗和旧诗的形象艺术优势和表现形式优势上，切中肯綮，值得诗人们和诗爱者们深思。   

        丁芒提出，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左”的政治思想对新诗的影响造成了“假大空”泛滥的严重恶果，而新时期以来，一部分新诗又走进“三逃避”、“三超越”的怪圈，从而陷入新的危机。而当代旧诗创作，丁芒认为，正受着定势思维、逆向思维和浅层思维的困扰，只有突破和穿透这三种思维方式的岩层，当代旧诗才有出路。从上述分析出发，丁芒提出：克服危机以疗救新诗的方法是新诗的民族化道路；摆脱困扰以解放旧诗的途径则是旧诗的现代化方向。而二者实现的关键，是诗的大众化。这些论断可谓鞭辟入里，击中要害。

        中国诗歌往何处去？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诗人和诗爱者们始终关心的问题。丁芒的自由曲创作正是这种关心所引发的探索性尝试。他不仅用创作实践，而且企图通过探讨来回答这个问题。对中国诗的新传统的创造这个问题，他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他把探索的目光集中在新旧诗的接轨工程上。他在这方面的具体论述，我不必重复，读者自可阅读他的文章。我想说的是，他对中国诗歌的前途，有高瞻远瞩的宏观鸟瞰，也有细针密缕的微观剖析。他的论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对当前诗歌的创作实践将会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

        丁芒根据当今诗坛上存在着一群既写新诗又做旧诗的诗人的现象，首先提出了“两栖诗人”的概念，并对“两栖诗人”现象作了具体分析。他自己就是一位典型的“两栖诗人”。最初他是从写旧体诗起步的，后来才写新诗。五十多年来，他写新诗时间久，数量多，超过旧诗。可情况在不断变化。在他生命的后期，特别是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写了大量旧诗。我看到，近年来他对律诗、绝句、词、散曲等的创作热情大大高涨。他新创的自由曲，与其说是新诗的异化，毋宁说是旧诗的蜕变。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旧诗的爱是超过新诗的。他自己说过：“毕竟我对古典诗更为钟爱。”又说：“我国古典诗歌美学传统对我一生的诗行为，一直起着奠基作用和主导作用。”然而，在论及中国诗歌的前途时，他完全摆脱了主观意向可能的干扰，明确地表述了他的观点：“中国诗歌必然会沿着新诗的河床前进；新旧体诗决不可能永远均衡地成为两条平行线发展。”尽管他指出“新旧体诗必须在前进中互相吸收、补充、矫正、融合；当两条非平行线交叉之日，就是新旧体诗互相作用、最后产生新体诗之时”——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新体诗”产生的基础，却肯定地是“新诗的河床”，而不是旧诗的车辙。这一论断是经过对诗歌历史和现状的周祥审视和对诗歌远景的缜密思索而作出的科学判断，它显示了丁芒的严格的治学态度。

        丁芒兄将出版他的诗论的新的结集，他希望我能为他的新书写一篇序。我贸然答应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试笔，我发现，我来为他的诗论集写序，是不够格的。我只是趁此机会，把他的许多有关诗的论文，仔细拜读了一遍，我只能说我从中学习到不少东西，得到了不少启示和教益。我想，我要做的只能是：作为读者，我对本书的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