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我离开家乡，怀揣着鲜红的师范录取通知书去渭南上学，那种跳出农门的喜悦，那种人生命运的改变，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入学之前我曾因家贫辍学在小陇山林场当了三年伐木工人。三年繁重的体力活，没让我青春的躯体受到丁点的劳损，反而磨砺出一个五大三粗的身板，同宿舍的小兄弟们以为我是送上铺兄弟来上学的哥哥，他面色黝黑，相貌相似于我，后来得知他就来自我伐木的林区，颇觉离奇。接下来在教室安排座位，我自然坐最后一排，看着前面黑压压的小同学，总有一种怯卑占据心怀。

　　开学后的一天，我去水房打开水，看见许多同学簇拥在水房外面的墙壁上读着一份油印小报,，我以为又是什么寻物启示或者招领启示，或者学校有什么重要活动的通知，好奇心促我自然凑了过去，原来是一份文学报纸，上面有校友写的诗,看着他们的名字,也看着同学们倾心的拜读,我羡慕了,冲动了,有三年来打工的生活阅历,也有我自小就偏爱的语文功底,回到宿舍，洋洋洒洒，即兴写了几十行分行的短句投给了小报的编辑,没过几天就刊登在上面,赢得了语文老师在班上对我的褒奖,同学们随之也对我刮目相看。从此我一边完成课业,一边埋头写一些不像诗的诗。以后又在班主任的鼓励与扶持下,我给我的班上也办了一份油印小报,与班上爱好诗歌的同学们自编自印,源于在深山老林里生活过,我给我们的小报取名《远山》,《远山》在校园里广泛传阅,宛如奇葩，与其他小报争奇斗艳。20年后我从同学处了解到,还有人至今保存着它,可是我,早就丢到爪哇国了。在接连出过几期后,我就不满足于在那上面刊自己的诗歌了,因为在那不大的校园里,已经有老师和学生在正式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作品了,不服输的我便把自己的诗作寄给了地区报纸,我的处女作就发表在那时的《天水报》上,看着我的铅印名字第一次占据在报纸的一角，诗歌之梦如烙铁一样刻在了我的人生坐标上。有发表作品带来的动力，有校园里汹涌的诗歌浪潮，我不停地写呀写，连做梦都在琢磨着优美的句子，就是在课堂上,也不屑听老师讲课,一次上语文基础课,我低头看诗,那位和蔼的女老师善意地提醒我,文学是久远的事业,而眼下,基础的知识尤为重要,可是偏执的我哪能听进去。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吃午饭,听见楼道里有人喧哗,继而好多的同学拥了进来,嚷嚷着一个大新闻,说我的诗在《少年文史报上》获奖了,全国性的大奖,这一喜讯顿时如骤雨般洒遍了校园的角角落落,继而《天水报》也报道了我的消息,校长在全校的师生大会上也点名嘉奖。渐露头角的我居然以诗人自居,星期天夹着诗歌刊物在渭河畔一个人寻找灵感。一次次的文艺联欢，一次次的春郊远游，一次次的文艺沙龙，我被众星捧月般推至首席。学校里有位潘老师，他常常参加我们的文学活动,很少发言,但喜欢给每个同学赋诗一首,他才思敏,拿起笔,不假思索,即兴就是一首五言绝句或七言律诗。我初涉文字时,对古代曹植七步成诗的天赋颇为怀疑,可是领教了潘老师成诗的风度,深感古人绝非言过其实,他的钢笔字遒劲洒脱,龙飞凤舞,他的古体诗词意境深远,节律有致。据说潘老师读大学时就热爱文学,曾经在省报上发表过轰动性的文章,鉴于身体的缘故,就辍笔赋闲了。闲暇之余也写一些古体诗,还打发同学们喊我去与他切磋,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懂古诗的我竟然对潘老师的诗词毫不客气地加以指点,暗自还揶揄：打油诗。直到我师范毕业回家乡任教，有一次给学生讲解《伊索寓言》里的赫尔墨斯，我不觉为自己而汗颜，赫尔姆斯神通广大，被视为商人的守护神，他想知道他在人间受到多大的尊重，就化作凡人，来到一个雕像者的店里。他看见宙斯的雕像，问道：“值多少钱？”雕像者说：“一个银元。”赫耳墨斯又笑着问道：“赫拉的雕像值多少钱？”雕像者说：“还要贵一点。”后来，赫耳墨斯看见自己的雕像，心想他身为神使，又是商人的庇护神，人们对他会更尊重些，于是问道：“这个值多少钱？”雕像者回答说：“假如你买了那两个，这个算饶头，白送。” 多少年过去了,我暗暗吃惊于我何曾不像那位夜郎自大的赫尔墨斯。

　　就在我举办文学社的时候，一个低年级的女孩闯入了我的生活，她非常喜欢诗歌，常常拿着厚厚的一沓诗歌来找我，让我提意见，我于是选几首在刊物上发表，每次讲座，她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纯净的目光里透着质朴与宁静。从让我看诗，到后来不间断地来我宿舍借书，两颗心灵慢慢靠近，是那种少男少女朦胧的情怀。但我后来就据而远之了，我想起在林场伐木的日子，我把别人谝闲传,睡大觉的空闲时间放在阅读《聊斋》、《唐诗三百首》等文学名著里，我沉淀在那古典的意境里,牢记了如许的华丽辞章,沁润了浓厚的才情与感悟。久而久之，遮天蔽日的森林突然促生了我命运的转机。如今，在这承载我无限希望的校园里, 我真不愿做一位“萝蕾莱妖精之歌”的传说中的船夫，哪船夫因醉迷于女妖萝蕾莱的歌声，便永远地做了一条大河的俘虏。

　　短暂的四年留给我的只有诗歌的记忆，走出校园的那天，站台上许多男孩女孩洒泪告别，我坐上火车时心内异常的平静和满足。一贯器重我的老校长动员我写申请留校工作，我断然推辞；甚至,几位异性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留下意味深长的话语,我也懒得去玩味,去读懂。我以为此后的生活场景,依然是诗歌的天地,依然是我自命不凡的踽踽身影。可是,当我在家乡的中学当了五年的语文老师,有了娶妻生子的烦琐,有了责任田里锄地拔草的劳作，批改完作业,在日记本里,只是涂鸦分配到山沟里的苦闷和孤独；偶尔与同事门交流，觉得诗歌也是一种虚无的消遣。后来离开讲台,在机关里整日整理撰写繁琐空洞的公文,更是寻不出些微的诗意,把这样的日子作一简单概括,不料就是20年的一瞬,我知道,这二十年里,没有渭南的柿子树和汽笛声,更没有20岁的美妙年华；我还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断言只有渭南才是写诗的地盘,也没有人认为,只有20岁的年龄,是属于诗歌的年龄。

　　时间推移到新世纪的2008年，当我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又在缪斯的殿堂前徘徊时，有幸参加了一次被誉为中国诗坛教父谢冕在场的诗人聚会,当本地的诗人们互相为谢老介绍姓名时,其间几位师友早为谢老所熟识,挨到我时,我诚惶诚恐地站起来,自感脸上一阵灼烧,心扉狂跳,不是诗人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幸好王若冰老师随口带出一句:以前写诗,现在写散文。我方止住心跳,谦卑地入座,大家边吃边聊时，我浓烈的情感又一次奔放在渭南的土地上，渭南,一个视野开阔，天高地绿，莺歌燕舞，水声浩荡的地方,我在那里生活了四年，现在想起来,是那么的深入骨髓。

　　时光就这样过去了二十年,二十年前喜爱诗歌的我, 却把那片土地上难得的营养,一种虔诚和无畏的理念,在我的不经意中丢失。虽然现在的我，闲暇之余也写点生活的感受，但神圣的诗歌，古老的泱泱大国那厚重而源远流长的精神食粮，在我来说，已成为瞩望的高度。触景生情，在这诗歌的晚宴上，我略有所失，既有所得，其实，诗和散文一样都是创作的一种文体,不管写什么,有那一份热情,有那一种顿悟和理念,都会有一份收获,如此,我曾经生活过的渭南,就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名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