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虚构文学的历史写作面临着两难之境：一方面，重要作家都意识到，必须写历史才能出大作品；另一方面，怎么去写历史，怎么去处理当代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又是一个难题。莫言、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的近年创作实际上都在这种两难之境中挣扎。最近出版的贾平凹新长篇《古炉》是对此的一种回应。这部新作以“文革”为背景，通过一个畸形人狗尿苔的视角，书写了一个叫古炉的小村庄在历史变革中的应对，以及狗尿苔、霸槽等普通人的命运。

　　网状结构，类型人物

　　这部作品首先给我的阅读感觉是很“碎”，除了“文革”这个大的背景外，没有一条故事主线贯穿始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细节。这种“碎”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需要花很多的耐心去发现故事角角落落里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种“碎”不是现代主义的“碎片化”，而更接近于《金瓶梅》、《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的写作笔法。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一般会有主导性的情节和叙事者，往往是以一个人物为主，其他人物作陪衬。贾平凹显然是有意在偏离这种写作观念，试图从中国古典的传统中寻找出路。于是我们发现，《古炉》更像是一系列故事的拼接，主导性的情节被一连串的故事碎片打断、挤压、膨胀，每一个人物身上都会发生一连串小故事，故事和故事之间没有太多关系。这种绵密的小故事就像一张大网上的一个个小结，只有把这一个个结打好了，最后才能织成一张大网。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像《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等等，几百个人物很难用一条主线写下去，往往采用这种网状结构，哪怕是一个很次要的人物，也会在这个网络里面获得鲜活的魅力，有血有肉，有他的生命特征。《古炉》里面的那些平凡的日常琐事正是通过这一个个碎片化的故事“结”而被编织进庞杂的历史叙述中。

　　与这种碎片化故事结构对应的是人物性格的类型化，《古炉》中的人物性格在一开场就是被设定好的，狗尿苔从一开始就是那么猥琐，霸槽一直就是流氓无产者的性格。这和贾平凹的反现代叙事是一致的。现代小说的一个类型就是“成长小说”或者“类成长小说”，人物性格随着故事来成长，并最终完成自己的命运。比如同为陕西作家的柳青、路遥等，他们作品中的梁生宝、高加林，都是不断在历史中变化成长的主体，人物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一个目的论的指向。贾平凹却没有这种目的论，他的写作是循环论式的，《古炉》甚至采用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的章节设置来暗示这一点。贾平凹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写作者——古典是指他的写作技巧、手法很多是与汉文学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则是指他的写作一直与当代生活保持着高度的互动和摩擦，我觉得这是贾平凹最有意义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幽暗的历史意识

　　在《废都》之后，贾平凹的写作慢慢地开始固守在一个地方。在《浮躁》里，主人公金狗是要走出去的，要进城去开始新的生活。但是这种上世纪80年代的“进城”叙事被《废都》终止了。在《古炉》里，所有的人物都没有走出去，走出去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像霸槽一样走出去一圈后又回来，而且贾平凹根本没有描写他们走出去的生活。贾平凹试图从“历史的深处”挖掘出历史的黑暗与残暴，不再寄希望于历史的进化和拯救。这或许与贾平凹个人的经历和对历史的思考有关。在我看来，贾平凹的历史意识中有过于黑暗和阴森的东西，它在《废都》里以文人的堕落表现出来，还带有某种失败的美感。但若要把这种东西移植到任何地方，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涉及历史的写作必须有广度和深度，《古炉》中村庄里的人事写得很好，但却没有更开阔的视野。毕竟这个村庄是一个大历史背景中的村庄，“文革”也是一个需要放到很大的坐标系中去思考的东西；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包括贾平凹在内的中国作家们在理解力和见识上都是有所欠缺的。

　　鲁迅与贾平凹：不同的绝望

　　《古炉》里流露得更多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历史虚无主义并不可怕，因为在虚无中才有承担。鲁迅是现代中国最具虚无感的作家，但是他在《狂人日记》的最后呐喊“救救孩子”，接着还说要“肩住黑暗的闸门”；绝望并反抗绝望，这是鲁迅留给现代文学史的传统。但是我们发现，鲁迅的那种反抗与救赎在贾平凹这里没有了。在贾平凹这里，除了绝望，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绝望，也是对自身能否把握这个历史的绝望。历史可以被书写吗？或者通过书写能够拯救自我并拯救历史吗？《废都》中的庄之蝶最后离家出走，想寻找新生却倒在了火车站，因中风而成为了“废人”。而《古炉》中最后活下来的全部是历史的“恶”：猥琐、卑鄙、无能，长不大的侏儒狗尿苔；无恶不作的霸槽虽然被处死，但是他却留下了一个儿子。历史的“恶”还要继续延续吗？《古炉》的结尾再次出现了“人血馒头”的细节隐喻，虽然贾平凹说这是真实的历史场景，但我还是愿意把它与鲁迅的《药》放在一起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和书写不断出现这样一个鲜血淋漓的残忍场景？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在不断地重复，被人吃，也去吃人。在这样的历史循环中，我们如何穿越绝望与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