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甘愿成为地垄里的农人，并在其中体道，笔者曾臆想这种体验：生存没有底限，最强的迫压萌生最强的嬉戏。这就是信念或说价值的持守，在人成就特别的人的过程中的机括。

　　但在世人眼里，农人就是农人。至于他心里想什么，有什么样的感觉或心思，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有意义那也是讽刺性的，人们不是常以“精神胜利法”在谈说这类心理效应吗。

　　陶渊明身上至今未散尽的魅惑性张力，在于他的躬耕结晶在了诗句里，农人的凡实乃至寒伧成为诗中神圣的要素和辉光。本真，与生活的实相不相违，为陶诗特殊的品质。艺术与生存之真合一所呈现的况味，逼问飘忽人生的终极意义。世俗层面的“精神胜利法”等是不能把这样的现象轻易打发掉的。

　　由此我们回到陶渊明的符号意义。陶渊明辞去官职，返回故里，以躬耕为标的，依当今的说法，或可称为行为艺术吧？

　　有那么点类似，即陶渊明的所作所为确实处在某种思想的潮流里。对于他来说，躬耕是实在的躬耕，“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但这种活法在他也可视为道具。这潮流就是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或曰魏晋玄学。泛论中国思想史上的玄学时代，据学者称绵延三四百年，但依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活动年限为据，高潮期在正始(公元240年)前后，到东晋(公元318年)前后，约百年。它的主要特征为老、庄哲学的生活化和世俗化。不过，今人的行为艺术，更注重于外在的形式和表演，而不是生存本身。或许有人会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在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代表性人物不能说不本真。这与魏晋时期流行的许多奇态异行确有相似，但与陶渊明仍不在同一层次。因为陶渊明的躬耕不存在行为的特殊性，他只是回到了普通的生存样式，将自己混入更渺茫的人群之灰中。

　　谈到魏晋风度或曰魏晋玄学，第一个高点当是24岁便流星般殒灭的天才哲学家王弼。玄学本体论之端绪便是由他开启的，清谈宗风也因他而盛。这里且不论他注的《易》和《老子》，只看他清谈时的遗风。裴徽问王弼，虚无确实是万物所从出的根本，可是圣人对此避而不谈，老子为什么说个不休呢？王弼回答，圣人体察虚无，只是虚无无法用言语解释，所以不去说。老子是肯定存有的人，所以总是言说存有所不能涵盖的。这段含义微妙的对话，透出了王弼合儒、道第一义为形上学的核心理念。王弼的另一段清谈，应该说暗示了陶渊明体道的生存抉择。“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圣人与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因此在情感上与常人的反应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顺应环境，不像常人那样为外物所累。换句话说，圣人的自由对生存和环境是无挑剔的，任何境遇都应证成“应物而无累于物”。

　　风度与玄学并称，可见行为在其中的意味。上述引文提到的何晏，与王弼同时且在玄学上相互辉映，只是比王弼年长位高，因为他恣情酒色，虚劳过度，服食一种名为五石散的药。何晏服此药感觉神明开朗，但药性酷热，需要冷浴，饮酒，外出溜达“行散”。时人形容何晏的体像为“鬼幽”，大烟鬼的形象吧？但在当年，王朝更迭，名教崩解，何晏的这种颓废行为与他显名于世的才辨清言一并为时代所追摹。鲁迅戏称：“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

　　如果说何晏的颓废是无意为之，那么其后嵇康、阮籍等的放达甚至怪诞的行为便不仅有意，而且用心良苦。他们深感名教沦丧，当朝黑暗污浊，然而却徘徊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自己。放浪形骸并非出于自然，而是出于某种不平某种义愤，或是蒙蔽他人全生保命。因此，所谓的魏晋风度，在这些个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代表人物身上，无疑包含着诸多与求道证圣不完全相合的性质。

　　也许与功名利禄相伴生的权力场就不存在求道证圣的可能，因而老、庄哲学才演化出出世的一极，所谓的道家、道教，并与外来的佛教相衍相生。

　　陶渊明尝试了在世求道证圣极端的一极，即在凡实的生存中，达于一种“应物而无累于物”的自然。这其中并不回避甚至含蕴时代所有的忧苦，正是这实在的本真，构成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的超越性诗意。

　　大隐隐于世。这样的隐者如果真的存在，在中国似乎只有陶渊明一个。

　　也许世间并不存在心灵的净土，必须要返回到他所处的时代，他所置身的文化潮流，今天所谓的魏晋风度。陶在风度里开一极端。初期的名士不是因风度而为名士，如阮籍、嵇康等，他们显示风度也只是一种规避似的表演，权势一直未放过他们，他们并非不喜权势，而是还存有几分道义，另一方便卷入其中也难两全。因此，他们的不是表演的表演，在势利之徒的眼里，便成了沽名钓誉的方式。陶所处乱世，城头变换大王旗，儒家的道已不在，权力周围不仅黑暗而且危险，一个有持守的人最底限生存，是否风度还在。陶的归隐，并不是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而是回到活着的出发点。这是它的意义。与嬉皮士的个人感官主义的贫穷不是一回事。 

　　大隐隐于世，这样的隐者如果真的存在，在中国似乎只有一个陶渊明。不然，只有由隐而显后才有大隐之谓。陶的大隐，在于他真的试图以平常人的方式来领会古圣者的情怀。诗，成为这大隐的印证。后人，为了诗而学陶的归隐，这便是舍本逐末。但，诗在人的生存中肯定不是被动的，它确实可以起到调动人的感官，激发人的热情的参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