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每天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和灾难,诗人的去世并无特别之处。这并非一个杀死诗人的时代,诗人的逝去似乎也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民更加频繁。但是,在这个时代,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孟浪语)。因其罕见和稀有,而显得珍贵、突兀和惊世骇俗。所以,诗人的去世总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像我们耳听一个个频临灭绝的物种永远消失一样,诗人的去世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面对上帝缺席、诸神逃遁、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世界黑夜的时代,荷尔德林发出这旷野的呼告,“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我希望所有早逝的诗人们,都能变作那启示之星,既照亮我们时代的贫乏之现状,也为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点亮心灯。
我这次获奖的诗歌,有一首长诗叫《高启武传》。这首诗我大概酝酿了三年之久,而完成它却只用了两个小时。我爷爷是一个老农民,生活在共和国的最底层,做了一辈子饲养员。他过的日子就像他饲养的那些牲口,只要能填饱肚皮,然后就是干活不止。吃的是草,流的是汗。从来没想过能够改变这种命运,也从来没抱过什么希望。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端上一个公家的饭碗。我后来的确端上了这样一个铁饭碗,但最终我还是亲手把它砸了。我不是讨厌碗里的饭,但我讨厌盛饭的碗。
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它奠定了我写作的伦理和情感的基础。无论我从家乡离开多久、出走多远,我总能感到在我的身后,有一道无形的深渊。我接受的其实是中国乡村最普通的学校教育,而且还成了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不仅闯过了高考的窄门,并且由此改变了生命的轨迹。而我的大部分儿时的伙伴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被一道道门所阻隔,绝大部分倒在小学毕业线上,一小部分熬到了中学,如此一层层筛选,我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如今,大部分光荣的毕业生们仍处在社会的底层,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重复着他们父辈的命运。我时常设想:假如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那么我现在在干什么?这一设想实在太残酷了。如果没考上大学,我大概也不可能走出那片土地,不可能读书、写作,不可能完成自我的启蒙和自救;我也许会走出村庄,进入都市,像大部分打工者一样,处在挣扎的境地,从一道深渊跌入另一道深渊……
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觉得我是在替我儿时的伙伴们在说话。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无法自主发声的大多数,他们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与身后那道深渊的紧张关系。我时常慨叹,由于出生地的贫乏,加上自我的愚钝,我的自我觉醒真是太迟缓了。我没有很多同龄人那种吃过见过的经历,没有很多人的机敏、聪慧和轻松感。但我依然要感谢命运,从一开始就给我套上了一副沉重的轭,这使我不至于过分的轻浮和飘飘然。
有人说,写作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生存问题,它只是被暂时转化为美学问题罢了。这种说法实在太过简单,有一副犬儒的油腔滑调。诗人之所以是“罕见的、稀有的”,是因为他往往与其时代相对峙,他代表了一种自由、梦想、飞翔的价值观念,代表了人类存在的诸般可能性。当人心陷溺于物质的重负无法自拔时,只有诗人才会冒着喝西北风的危险而选择自由与理想;当时代陷入疯狂与贫困、神性之光黯然熄灭时,一个诗人不会选择逃避,不会见骨头就抢,见砖头就跑。他会将写作作为志业,有一副“持志如心痛”的心力,“确乎其不可拔”。(《易·乾》)这就是面向时代的写作。而对现实的美学转化则要轻松许多,无非是言不由衷,言不及物,在字词之间做一些躲闪腾挪的功夫。在虚实之间,仿佛有一种可感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只是一种屏蔽机制,当罪责、负疚等等一切不利于自己的阴暗面到来时,这套屏蔽机制会自动开启,变成一种保身之道,一条逃遁之途,一种幻觉操作。在这种“审美大于伦理”的逻辑之下,原本属于自省的向度往往被外化为一种审美的直觉,如此一来,无论生逢如何乱世,身负多少爱恨情仇,均可凭一念之转,即当下启悟、当下解脱,人间诸般悲凉,写来皆可云淡风清,文意沁凉。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诗歌观念在流行,有复古,有高蹈,有及物,有隐逸……我尊重同行们的各种创造。但我觉得,只要在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苦难和不公,还有那么多深渊和陷溺,还有那么多良心犯、思想犯被关在笼子里……那么,诗人的任何轻浮的言说、犬儒式的逃避、花前月下的浅唱低吟,就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
最后,要再次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各位评委,谢谢你们的厚爱。我还要向那些同获提名的诗人同行们致意。诗歌从来都不是一项胜利者的事业,我能站在这里,也许仅仅是因为我的幸运。我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