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每天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和灾难，诗人的去世并无特别之处。这并非一个杀死诗人的时代，诗人的逝去似乎也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民更加频繁。但是，在这个时代，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孟浪语）。因其罕见和稀有，而显得珍贵、突兀和惊世骇俗。所以，诗人的去世总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像我们耳听一个个频临灭绝的物种永远消失一样，诗人的去世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面对上帝缺席、诸神逃遁、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世界黑夜的时代，荷尔德林发出这旷野的呼告，“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我希望所有早逝的诗人们，都能变作那启示之星，既照亮我们时代的贫乏之现状，也为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点亮心灯。

　　我这次获奖的诗歌，有一首长诗叫《高启武传》。这首诗我大概酝酿了三年之久，而完成它却只用了两个小时。我爷爷是一个老农民，生活在共和国的最底层，做了一辈子饲养员。他过的日子就像他饲养的那些牲口，只要能填饱肚皮，然后就是干活不止。吃的是草，流的是汗。从来没想过能够改变这种命运，也从来没抱过什么希望。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端上一个公家的饭碗。我后来的确端上了这样一个铁饭碗，但最终我还是亲手把它砸了。我不是讨厌碗里的饭，但我讨厌盛饭的碗。

　　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它奠定了我写作的伦理和情感的基础。无论我从家乡离开多久、出走多远，我总能感到在我的身后，有一道无形的深渊。我接受的其实是中国乡村最普通的学校教育，而且还成了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不仅闯过了高考的窄门，并且由此改变了生命的轨迹。而我的大部分儿时的伙伴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被一道道门所阻隔，绝大部分倒在小学毕业线上，一小部分熬到了中学，如此一层层筛选，我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如今，大部分光荣的毕业生们仍处在社会的底层，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重复着他们父辈的命运。我时常设想：假如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那么我现在在干什么？这一设想实在太残酷了。如果没考上大学，我大概也不可能走出那片土地，不可能读书、写作，不可能完成自我的启蒙和自救；我也许会走出村庄，进入都市，像大部分打工者一样，处在挣扎的境地，从一道深渊跌入另一道深渊……

　　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觉得我是在替我儿时的伙伴们在说话。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无法自主发声的大多数，他们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与身后那道深渊的紧张关系。我时常慨叹，由于出生地的贫乏，加上自我的愚钝，我的自我觉醒真是太迟缓了。我没有很多同龄人那种吃过见过的经历，没有很多人的机敏、聪慧和轻松感。但我依然要感谢命运，从一开始就给我套上了一副沉重的轭，这使我不至于过分的轻浮和飘飘然。

　　有人说，写作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生存问题，它只是被暂时转化为美学问题罢了。这种说法实在太过简单，有一副犬儒的油腔滑调。诗人之所以是“罕见的、稀有的”，是因为他往往与其时代相对峙，他代表了一种自由、梦想、飞翔的价值观念，代表了人类存在的诸般可能性。当人心陷溺于物质的重负无法自拔时，只有诗人才会冒着喝西北风的危险而选择自由与理想；当时代陷入疯狂与贫困、神性之光黯然熄灭时，一个诗人不会选择逃避，不会见骨头就抢，见砖头就跑。他会将写作作为志业，有一副“持志如心痛”的心力，“确乎其不可拔”。（《易·乾》）这就是面向时代的写作。而对现实的美学转化则要轻松许多，无非是言不由衷，言不及物，在字词之间做一些躲闪腾挪的功夫。在虚实之间，仿佛有一种可感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只是一种屏蔽机制，当罪责、负疚等等一切不利于自己的阴暗面到来时，这套屏蔽机制会自动开启，变成一种保身之道，一条逃遁之途，一种幻觉操作。在这种“审美大于伦理”的逻辑之下，原本属于自省的向度往往被外化为一种审美的直觉，如此一来，无论生逢如何乱世，身负多少爱恨情仇，均可凭一念之转，即当下启悟、当下解脱，人间诸般悲凉，写来皆可云淡风清，文意沁凉。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诗歌观念在流行，有复古，有高蹈，有及物，有隐逸……我尊重同行们的各种创造。但我觉得，只要在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苦难和不公，还有那么多深渊和陷溺，还有那么多良心犯、思想犯被关在笼子里……那么，诗人的任何轻浮的言说、犬儒式的逃避、花前月下的浅唱低吟，就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

　　最后，要再次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各位评委，谢谢你们的厚爱。我还要向那些同获提名的诗人同行们致意。诗歌从来都不是一项胜利者的事业，我能站在这里，也许仅仅是因为我的幸运。我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