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文学批评的诟病颇多，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批评文风的恶劣，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问题。批评文风的恶劣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无原则的捧派批评，二是居高临下的骂派批评，这两种批评尽管存在着很多的不同，但在实质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就是都在装腔作势，正像毛泽东早就批 评过的，“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事实难 道不正是如此吗？请看一看我们这些年的评论界，你就会发现，娱乐化时代文学批评公信力的弱化甚至丧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昔日作为引导大众阅读的审美权威的 精英批评家，在大众传媒娱乐化时代却变得面目可疑、行为暧昧。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各种作品研讨会上忙碌的身影与高深莫测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像“语录”一样 被印制在作品的封面或封底上，动辄“划时代”、“里程碑”、“填补空白”……大有不捧翻不罢手之势。大众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这些“语录”的可信度。当然， 我不是说所有的批评家都是在应景，我不怀疑他们的真诚和对文学的执著，然而，他们的批评一经纳入媒体批评的麾下，就身不由己地成了资本运作的吹鼓手。说起 媒体批评我们大概都不会陌生。它是以媒体为主体的批评，它应运而生于我们这个娱乐化时代是理所当然的。它与传统批评的区别就在于，传统批评是以批评家为中 心的批评，而媒体批评是以资本对批评家的收买为特征的。在强大的媒体“暴力”面前，批评家只能成为资本的“玩偶”。

　　再说骂派批评，他们被冠之于“酷评”。所谓酷评往往出语惊人，如泼妇骂街，尖酸刻薄、恶言相向，这样的批评往往不是与人为善而是与人为敌，不是 满腔热忱而是冷言冷语，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玩弄语言游戏，有的甚至演变成了人身攻击。这种“酷评”的真诚性令人生疑，是否是借机炒作，以达到贬低别人抬 高自己的目的也未可知。这或许就是常言说的“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策略。当然，造成这种现状，除了批评者自己的问题以外，不负责任的媒体“暴力”仍是一个重 要因素。如今的许多媒体往往以制造和爆炒所谓的“热点”为嗜好，讲究学理的、实实在在的批评往往不为它们注意，而这种故意作秀的所谓“酷评”却很容易为它 们所青睐，这样许多批评界的投机分子便趋之若鹜，纷纷要成为“学术”、“批评”明星。如今不是还有许多人仍在走这条路且往往屡试不爽吗？由此可见，“酷 评” 倒是一条迅速成名的终南捷径。一旦成了名，也便成了“专家”，以后再有那些作品讨论会、学术年会等等会议的主席台上也就有了一席之地。于是乎，受了招安的 “酷评明星们”也不再扮酷，他们也一本正经地官气十足地出入于各种作品讨论会，说一些好话、套话、官话、不疼不痒的话，总而言之是废话，也就是说，他们也 开始成为“捧评”阶层中的“大人物”了。小人物捧大人物自然也有捧出名堂的，但一般情况下，小人物人微言轻，捧大人物不过是追星族，没人理会你。大人物捧 小人物可就不同了，大人物一言九鼎，就像老年间的军阀阔佬捧角儿，捧谁谁红。因此，凡是哗众取宠的“酷评”家，最终也一定要招安的，道理恐怕就在此了。

　　这些恶劣的批评文风的出现，显然与我们这个时代有关。我们当今时代娱乐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如果这一趋势无法得到遏制，当一切都娱乐化的时候，所 有的严肃、神圣的事物都将变得面目可疑，因此，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才不无忧虑地说，在当今真正能够毁灭我们的可能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监狱， 而是赫胥黎式的“美丽新世界”，“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 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 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 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波兹曼并非危言耸听，当一切都娱乐化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一娱乐化猎奇化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的时候，危险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由此可见，娱乐化 时代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贫乏的时代，贫乏时代意味上帝缺席，诸神退位，世界趋于夜半，套用海氏的诘问：在这一娱乐化时代，批评何为？

　　“在这一娱乐化时代，批评何为？”这样的诘问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说明了我们这一娱乐化时代批评变得异常重要也异常艰难的事实。因为在这一贫乏时 代，大众不再喜欢阅读，传统的印刷文字将面临被图像网络等直观形式所取代的危险，这就是J。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的意思。当然，我们的文学并 没有终结，我们的大部分作家仍然在兢兢业业地从事着文学创作，他们的发表与出版方式仍然属于传统的印刷方式，因此，让那些被肥皂剧夺走的读者(观众)回到 文学上来，就需要批评的引导。可以说，大众正是通过批评来了解作品的优劣，来领略作品的长短的。批评成为阅读的媒介。然而，这么重要的批评，我们的批评界 做得却是如此地差强人意，实在不能不令人忧虑！因此，在一娱乐化时代，批评何为？或者说，我们如何批评，包括提倡怎样的批评文风，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批评 家都应该认真面对的问题。

　　批评不应该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应该是一种有思想的生产。曾几何时，思想成了一种最大的奢侈品，思想成为被讥讽的对象，当金钱主宰了一切的时 代，思想也成为金钱的奴仆和工具。比如所谓学者上电视，以传播文化之名，行诈钱之实。学者成为明星，成为表演的演员，实际上正是猎奇化娱乐化的又一表现方 式。还有我们前面说到的捧评或酷评，讨论会上不痛不痒的批评，报刊上言过其实的书评，我们很难看到真正有思想分量的批评，这与娱乐化时代对思想的排斥有 关。我并不绝对地反对作品讨论会，甚至也不绝对地反对酷评。理想的作品研讨会应该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平等对话会，而不是今天的吹捧会、推销会、叫卖 会；尖锐的有思想有个性的酷评也是需要的，但遗憾的是，这样的酷评我还没有见到过。

　　因此，我提倡有思想的批评。有思想的批评是建立在与作家平等对话基础上的批评。这就是说，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理解，一种对话和交往。因此，批评家 与作家的关系，只能是对话和交往的关系。批评家应该充分地理解作家、尊重作家，设身处地地从作家的角度考虑问题。作家实际上也是劳动者，他们不仅是创造性 的脑力劳动者，也是勤奋的体力劳动者。创作也是一种体力活，尽管一个作家的才能和成就有大小，但在创造性劳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都应该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应 该尊重每一个作家，应该向他们的辛勤的劳作致敬。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要完全去寻找作家的“原意”，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绝对不可能的。批评家对作家作品 的理解，熔铸了自我的生命体验、人生阅历，甚至还有学识修养，因而他的解读和批评，就必然是具有新的生长点的创造性解读。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他的批评不仅 能搔到作家的痒处，而且还能触到作家的痛处，能揭示作家未意识到的潜意识结构。由此看来，那种廉价的“捧评”和那种简单地、居高临下地就把作家横扫下去的 “酷评”，都是对作家劳动的不尊重。特别是后者，我对它的厌烦，比当年＊＊体制下的“棍子”批评还要强烈。我觉得，那些浅薄的所谓“酷评”正是“棍子”批 评在娱乐化时代的变种。

　　有思想的批评是严肃的批评，它拒绝浅俗的娱乐；有思想的批评是沉重的批评，它拒绝无关痛痒的轻浮；有思想的批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产物，它拒绝人 云亦云的时尚。有思想的批评是一种立场、一种价值、一种品质的坚守，它不可能朝三暮四，更不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娱乐化时代，做一个有思想的批评者就意 味着他应该是一个与时代毫不妥协的敌人，一个可能要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个神圣黑夜的祭司，一个孤独的歌者，“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 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

　　当然，有思想的批评首先应该是一种深入当下的批评。以独立的立场和反思的眼光介入当下，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有思想的声音，不一定是凌虚高 蹈的“终极关怀”、本质主义之类的不及物的东西，它应该是我们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的回声。我们置身于一个娱乐化了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无聊和虚 无。这种虚无以实用为标志，以空前粗鄙化、欲望化了的生活代替了“红色年代的齐声合唱”。文学也以“多元化”的名义，变成了以各种配方勾兑而成的鸡尾酒， 大众文化以阿多诺所谓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挤兑着真正个性化的创作，它正以影像和网络的方式，塑造和培植着大众的审美习惯和口味。因此，我们是多么需要 面对当下的批评。因此，不回避和简化我们时代的重重矛盾，勇敢介入，积极迎战，深入反省，独立言说，这应该是娱乐化时代有思想的批评所应有的姿态，也是提 倡优良批评文风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