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就是文章的风格、语言选择和排列的风格、说话(措辞、节奏、声调)的风格。写下这个同义反复的定义是必要的。文章的风格,对于一个作家或者批评家而言,就是他们个人的徽章。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界追求风格的时代。今天,有风格的文章越来越少。我们读到大量的风格雷同的类型小说、克隆的诗歌、毫无个性的文学批评。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精神平庸懒惰的内因,也有物质和社会挤压的外因。
文学界讨论文风问题,不要与政府讨论文风问题的思路混为一谈。行政工作的文风,涉及到语言信息与实际生活信息的对称,涉及到工作效率和社会诚信问题。因此,行政工作提倡短、实、新的文风,反对长、虚、旧的文风。但这种对文风的要求,与文学对文风的要求不大一样。特别是以虚构为特征的文学创作,本来就是没话找话说,而非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对于日常生活而言,诗歌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小说就是一位话痨的叙述,文学批评就是对这种文学特性的阐释和支持。文学语言体现了语言的现实功用之外的另一种功能。如果无话可说,闷葫芦一样,那就没有文学了。
不过,文学文风与行政文风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提倡创新,反对人云亦云、陈辞滥调。陈辞滥调当然也要区别对待。我们陈辞滥调,那就是不思进取、不动脑子、不负责任、浪费时间。只有极少数人才有陈辞滥调的特权,那就是像我奶奶那种级别的人。我的奶奶永远都是在“陈辞滥调”,每一次走进家门,她都是那几个字:“饿吗?冷吗?别摔跤。”回想起来特别温暖。那不叫陈辞滥调,那叫关怀,一种用重复形式表达出来的关怀。
创新是文学的生命,这个“新”,不是新闻意义上的新,而是文学形式创造意义上的新。拿鲁迅为例吧。今天很多人都说,他没什么,连一部长篇小说都没有,但这丝毫也不能损害鲁迅在20世纪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原因就在于,鲁迅是一位创造性的作家。他的二十几个短篇小说,没有一个是重复的,每一篇都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汉语小说的叙事模式。他既不重复别人(尽管也有拿来主义),更不重复自己。鲁迅身上体现出来的文风创新意识,至今具有典型意义。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有一种称之为“批评”的文体。与文学创作相比,批评这种文体与行政文体的共同之处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它除了创新之外,也同样要求明晰准确,要求言之有物,更要求说真话而不撒谎。在这一点上,鲁迅又是一个范例。他的批评风格,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非常大。有人说,鲁迅的文风里有一种不好的东西,就是武断、粗暴,不如胡适的文章那样温和、理性。这种说法今天很有市场。但如果鲁迅像胡适的话,那就没有鲁迅。他们俩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不要今天掐掉这一朵拥抱那一朵,明天又翻转过来。将他们两人身上的理性批判精神和敏锐感受能力结合在一起,是不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呢?
文风的雷同和无风格,语言的枯燥和隔靴搔痒,是当代文学批评的结症。雷同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语言,用别人的语言就只能是别人的风格。枯燥是因为缺少形象思维的能力,试图用很长的逻辑链条将艺术感受捆绑起来,看上去越绑越紧,实际上不知所云。隔靴搔痒,是有意无意的不得要领,更多是有意地不得要领,既想讨好批评对象,又想维护自己一点可怜的面子,最后有可能写出一篇貌似流畅的、振振有辞的废话文章。然而,那些文学判断、那些形容词,用在任何一部作品上都合适。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具备的三种素质,即诗人般的敏感、科学家的严谨、预言家的远见。这些素质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仅仅出于我们对伟大批评家的仰慕与期待。但是,写文章的技术和文风是可以讨论的。关于文学批评文风问题,我想冒昧地提出几条建议,就教于大家。
首先是要尽量写短句子,这是汉语文章的一个重要特点。今天很多批评文章,包括学术论文,都喜欢用长句子,用复句。五四时期引进的那种欧化长句,一个主语后面跟着好几个谓语句子,就像一夫多妻制似的,乱七八糟,读得头晕。所以应提倡汉化的短句子。写短句子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不同的名词做不同复句的主语。这样,句子短了,主、谓、宾清晰,容易读明白。如果读了两三行,还不知道行为主体在哪里,怎么让人懂呢?而且词义相近的主语,增加了句子的含义,不同句子之间还能产生互文见义的效果。这就是汉语的魅力。
其次是语言要直截了当,不要拐弯抹角,更不要动不动就从先秦两汉说起,后面的工作可以放到社科基金课题里面去做。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是对作品给出准确的艺术评价,然后,才去讨论作品更深层的形式史或者精神史意义。那种拐弯抹角、四面讨好、居心叵测、鬼鬼祟祟的文字,只能产生平庸的文章、助长低俗的文风。
再次就是语言的形象化。有些问题,如果用逻辑思维去推论,从古希腊推到古罗马,再从古罗马推到近现代,一个术语的范畴演变史还没有弄完,是一件很不低碳环保的事情。其实这正该是形象思维大显身手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形象化的词汇出现,既是逻辑的终止之时,也是新的意义诞生之时。实际上这就是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秘密。文学批评之所以不同于学术论文,就是因为它会采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来为自己提供支持。
最后,要适当地保留一点繁复和晦涩,不要全是大白话。这是对文学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尊重。如果一点余地也没有,那就成了公文文体了,文学经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事实上,正是在这方面,最容易形成个人的风格。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繁复和晦涩的尺度。但是,繁复和晦涩不是目的,仅仅是一个提醒,就像风格不是目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