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电视剧《铁梨花》相继结束了各省级卫视的第二轮热映，并在青岛、宁波和沈阳等地取得收视冠军。出演该剧女主角的演员陈数则因利乘便，跻身于兔年央视春晚，一时间人气大涨。

　　《铁梨花》塑造了爱憎分明、光彩照人的奇女子铁梨花，也留下了一个霸气十足的纯爷们赵元庚。这部宅门戏同此前热播的一系列家族剧、年代剧一样，意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这类电视剧构成了近年来主旋律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往往美再往前一步就成了丑。此类家族剧在弘扬传统美德的同时，在无限向往和怀旧情绪浸润的叙事框架下，一些旧道德风俗也被宣扬了，甚至被大肆渲染为美德。这是需要引起创作者、管理者与研究者注意的倾向。

　　一般来说，家族剧中这些美化旧道德伦理和习俗的现象，有以下几个明显的表现。

　　一是传播落后、陈腐甚至迷信的伦理道德或生活习俗。《铁梨花》意在刻画忠于爱情、宁死不渝的奇女子铁梨花的形象，她的情感追求和家国情怀，始终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主线。但观众在为爱情理想、美好与崇高的情愫所打动之时，也往往会受到另一方面的“精神污染”。因为挂在赵元庚、赵母和马道士这些男人或家族统治者嘴边的，就是找女人生孩子为赵家传宗接代，妇女完全成了生孩子的工具。成群的妻妾也均以讨好男人、为给赵家生儿子为荣，为人生惟一价值，相互间则争风吃醋、明争暗斗。那些丫鬟婆子也自然以此为标准看人论事，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电视剧中对这些旧伦理道德不厌其烦的描摹展示，不仅有伤女性的自尊，而且社会效果也令人担心。

　　此前，有人批评电视剧《潜伏》醉心描写男人们在官场上的尔虞我诈，现在《铁梨花》又详尽展示宅门中女性的争风吃醋。《潜伏》曾被人解读为“办公室兵法”、“职场教程”。如今，《铁梨花》同样存在偏离和歧义。这种视觉再现，不仅不能有力衬托铁梨花的光鲜形象，反倒有冲淡主题和低级趣味之嫌。因为在那堕落的女性群体中，铁梨花超凡脱俗的形象只能是一个孤本、一个远离现实的神话。

　　无独有偶，央视2009年的开年大戏《走西口》也让女性流连于封建道德之中，甚至以之为美。剧中，走西口的牛满囤为了脱离苦海出人头地，听人指使写休书休了妻子田丹丹，随后摇身变成了老板的上门女婿。遭受奇耻大辱的丹丹虽不改对公婆的孝顺，但最终忧郁成疾，含恨九泉。面对丧女之痛，田母淑贞却丝毫不曾责备忘恩负义的梁家，而是向前来祭扫的梁家父母提出，希望将女儿葬进梁家的坟地，以免让她成为孤魂野鬼。梁家父母也一口应承“丹丹没有再嫁，我可以做主将她埋进梁家的祖坟”。

　　类似的故事情节，展示和美化“生是梁家人，死是梁家鬼”和只有男丁才能进入祖坟的旧伦理秩序，是对民间旧道德习俗的展示和支持，不利于易风移俗。

　　二是无视个体自由和独立价值，盲目宣扬家族忠诚和个人牺牲。《走西口》中田丹丹被牛满囤抛弃后，仍然坚持留在牛家要一生侍奉公公婆婆。在编导人员的眼中，这成了美德的化身，属于仁、义、礼、智、信的范围。死后答应她埋进梁家的坟地，更是对其一生行为的旌表和肯定。

　　这里虽然也不乏对田丹丹悲剧结局的同情，但弥漫剧中的主要还是对其家族忠诚的盲目宣扬。而且电视剧还借革命党人徐木匠之口，将田丹丹的悲情定义为爱情，称是真正的爱让田丹丹对满囤毫无怨言。可以说，这是对女性的轻慢和利用。

　　学者史可扬认为，当下中国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往往以弘扬儒家伦理道德为宗旨，但常常不加甄别和批判，以至出现良莠不分、泥沙俱下的遗憾，并且总结了历史剧常常裹带着的消极民族文化心理成分。比如皇权意识、奴化意识和对权谋的展示等等。这些精确论述同样适用于对家族题材电视剧的批评。

　　田丹丹不到10岁即做了梁家童养媳，她目不识丁，守着满囤长大，愿意“守活寡”，践行妇道，这或许还有感情和环境条件的基础。但央视去年底首播的连续剧《新安家族》中汪文静的形象，则堪称削足适履，令人难以理解了。

　　文静在19世纪末繁华的上海滩长大。她家境富足，又在洋学堂里接受教育，并且对自己与程天送的爱情有明确的把握和自信，然而为了确保家族企业商业融资的实现，她甘愿嫁给自己并不爱的表哥，后来又抛弃襁褓中的儿子，为保障娘家在商战中的成功而服毒自尽。这样的性格发展逻辑，其实并不自然贴切而是前后矛盾。我们只能找到一种解释，即导演设计人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她这样一个女子形象，来昭示对家族忠诚的美德，家族高于一切，个人要无条件地服从甚至为之牺牲生命。

　　三是张扬男性越轨行为，在灰色地带制造看点。近年来，一些主旋律影视剧为了突出人物个性风采，将英雄拉到百姓身边，出现了“英雄人物粗鄙化”的倾向，《亮剑》中的李云龙就是典型。而在家族题材剧中，似乎男主人公仅口出脏话已经不能突显个性，编导们的“共识”是，让他们黑白两道兼通，既是鬼，也是神，至少也要让他们流氓一些。

　　《大宅门》中的白景琦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第一个妻子是其家族仇人的女儿，虽然家人反对，但他们终于趁战乱时在地窑里成全了好事，第二个妻子九红则是妓女出身，而且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新安家族》中小婵娟则出身扬州“瘦马”，少爷许晴川与她一见倾心，两个人分分合合恩恩怨怨演绎了许多故事。《铁梨花》导演也用妓女出身的三姨太和唱戏出身的四姨太，来突显赵元庚的洒脱生活和“爷们”气派。在另一部历史剧《台湾1895》中，唐景崧“书生报国、万里请缨”的壮举，背后也有花界女子的倾情相助。

　　这些鲜活的风尘女性，不仅增加了电视剧的看点，而且也似乎使男主角在自身的高大形象之外，增添了人性的意味。但是这些成功男人，这些被当做英雄和偶像塑造的“爷们”，在现实中会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家族剧、年代剧的流行，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在经历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找和重建精神家园的自我探索，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立足传统打造文化精品的期许。此外家族剧致力于“以家族兴衰演绎时代风云”、“追求社会史和家族史自然和谐的融合”，不仅仅唱和了主旋律，其对抽象历史规律的感性书写，也增添了人们的审美体验和人生感悟。但问题在于，当下的家族剧缺乏对传统文化和伦理的批判意识。回顾“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不免偏激，但那毕竟是亲历内忧外患的一代人的痛苦反思，他们不仅痛陈儒家文化的固步自封和历史阻滞力，而且开出了民主与科学的药方。新世纪之初，我们的伦理理想和精神创造目标，再次重新聚焦于历史与传统文化，但不应该全是美化。一些家族剧表现出来的对传统社会和伦理秩序顶礼膜拜的精心刻画，甚至连其丑陋和不足也大力美化铺陈，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和不安了。

　　其实，家族剧在为当代人建构的精神家园和担当的道德引领中，不仅需要批判地发掘传统，更需要放眼现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反思提纯，这样才能真正助推新英雄偶像的打造和道德标高的形成，使其在国际竞争中提升文化软实力，从而不断彰显电视艺术创作的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