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思想史变迁以及观念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支配性影响而言，20世纪是特别耐人寻味的时代。这不仅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形成了东西两大阵营依托各自意识形态相互对峙和竞争的冷战格局，还由于以1968年为标志而风起云涌的反体制学生运动暴露出这个铁桶世界的软肋，我们从中可以捕捉到并且解读出来自历史深处各种思想资源的活力乃至魅力。在此意义上，20世纪堪称“观念的世纪”。当然，20世纪很可能还是一个高奏挽歌的时代，它意味着种种兼善全美的、一元论的、决定论的、单边主义的、声称对世界所有问题具备一劳永逸解决方案的庞大观念终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按照海德格尔的判断，20世纪是一个形而上学终结与思想兴起的世纪。这种“终结与兴起”的思想模式，正是对上述状况的富有预见性的说明。在它身后，有关“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宏大叙事的终结”等等狗尾续貂之论，已经为我们耳熟能详。

　　然而，海德格尔这个充满睿智光辉的论断，在思想界并没有引起足够认真的对待，反倒催生了大量的更具“形而上学”色彩的讨论。那些连篇累牍的类似经院哲学的逻辑推演层层递进，其结果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愈发掩盖在繁复绵密的学术语词之下了。20世纪的思想脉络呈现出相当吊诡的情形：一方面，人们或者推崇或者人云亦云地赞颂着海德格尔带给哲学的解放，另一方面，却对海氏关于“形而上学终结与思想兴起”的论断束之高阁置若罔闻，仍然不遗余力地从事着全知型思想体系的构造事业。

　　也正因此，在20世纪众多大牌思想家的行列中，以赛亚·伯林算不上是特别耀眼特别突出的一个。理由之一，便是他除去年轻时代写作过一本《马克思传》外，再没有成系统和所谓“独创性”的学术专著。与列·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尤尔根·哈贝马斯、雅克·德里达等“明星”级别的结构、解构、后现代人物相比，伯林甚至显得黯淡无光，即便是跟他的英伦同行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相比，伯林似乎也鲜有能够为人称道之处。一直以来，伯林给予这个时代的重要贡献与影响，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而恰当的评价。所谓的系统性与独创性，成了悬挂在伯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被提起来挥向他那些机警生动鞭辟入里的思想阐发。然而在事实上，却是伯林那些貌似不够系统不够“独创”的思想史阐发之作，行之有效地践行了海德格尔关于“思想兴起”的预见性论断，并且终其一生都在这条路上孜孜以求有所发现。

　　以理性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乃至思想信仰的欧洲，曾经坚信这个世界的内部具有某种如“上帝的意志”一般的和谐秩序和终极目的，这个秩序与目的，作为一种绝对真理，是可以通过一整套理性主义规划予以说明和控制的。这种观念在启蒙主义时代登峰造极，几百年来一直是这个世界关于自身的合法性想象。它的后果，是造成一种僵化的线性的理性主义进步观，将不能被纳入到该想象中的别种人类经验统统宣布为低级落后而打入冷宫。上述这一切，遭到了伯林强烈的质疑。这些意见，集中体现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一书中。

　　需要指出的是，伯林的这种质疑和反对来自他所从属的阵营内部。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作为一个出生在里加的俄裔犹太人，伯林尽管一生都受教并执教于牛津，却与英国的主流思想界并不合拍，或者多少有些貌合神离。他对兴盛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以及语言哲学毫无兴趣。当然，这也可能是缺乏必要的训练所致。从这时起他开始着手自己的思想史研究。从介入的领域和方向上看，伯林的研究显得缺乏整体感，但又充满活力与问题意识。譬如，他在《俄国思想家》中详尽梳理赫尔岑所关注和用力挖掘的因素，基本上不能进入20世纪欧洲哲学思想的主流视野，但偏偏是《俄国思想家》，达到了欧洲思想家们未能达到的高度，迄今一直是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伯林对20世纪思想传播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自己的方式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从而为整个20世纪的思想史描述和现实政治理解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概念武器，以至于人们对伯林作为欧洲自由主义守护人这一角色深信不疑。但从伯林对马基雅维利或者德·迈斯特和乔治·索雷尔等人的研究来看，他显然有足够的理由对历史深处那些隐蔽的观念力量更加兴趣盎然，这些隐蔽的力量包括“反启蒙”、“反革命”、“暴力”、“浪漫主义”、“神权专制”等等。而上述力量，曾因其各种灾难性质早已被宣布了“死刑”，然而，伯林以其惊人敏锐的嗅觉，从历史深处打捞起它们，梳理、辨认这些被忽略、被遮蔽、被污名化的事物的历史，并且重新发现了它们在激烈的历史冲突中所保有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伯林乃是20世纪欧洲哲学主流的一位温文尔雅不动声色的叛逆者。

　　目前中国大陆几乎出版了伯林所有的著作(除了那本惟一的专著《马克思传》)，而在伯林的中文译著中，《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远没有《自由论》或者《俄国思想家》那样著名。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也令人相当诧异。事实上，它是以赛亚·伯林著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它用功最深，论述周详，蕴含着以赛亚·伯林最为精要核心的思想主张。如果允许我们推举伯林大陆译著“代表作”的话，《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则是当之无愧的首选。

　　关于《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的书名，顾名思义，反对主要潮流耳，似乎并无深意。但其间隐藏的秘密仍然值得多说几句。毋庸置疑，反潮流需要勇气，但仅有勇气是不行的，更关键的是需要见识。经历过当代中国革命的锻炼就会知道，“反潮流”在当代中国历史上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伯林以“反潮流”命名这部书，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代表作者个人的政治道德立场。书中所论人物及其观念倾向，也与伯林相去甚远。最令我感兴趣、也最具有思想魅力的问题是，以赛亚·伯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领域，为什么会对思想史上那些晦暗不明的“异端另类”甚或恶名昭著的人物情有独钟呢？如果考虑到伯林被公认为欧洲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守护人的身份，而他书中所讨论和研究的人物又偏偏程度不同地执有反理性、反启蒙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特性，那么，我们能够从伯林的这种处理方法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一书所钩沉和讨论的，几乎都是“反潮流”英雄。他们在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或迎难而上独执己见，或潜心著述不与世论苟同。当启蒙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而来时，维柯和孟德斯鸠表达了他们不为时人理解，但事后被证明是一种深刻的担忧；当所有的人都在赞美公民与共和之际，马基雅维利却在为贵族和君主辩护；当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第三等级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德·迈斯特却在圣彼得堡为法国的国家制度设计考虑神权专制的合理性……毫无疑问，稍具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上述人与事基本都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了。换言之，历史已经向他们出示了红牌。但是伯林以自己精深而有说服力的研究表明，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而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在于，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观念，我们总是习惯用抽象静止的方式去判断它们或者绝对正确或者绝对错误，全然无视作为一种真实有效的力量，思想观念是以一种多元论的方式存在并发挥其作用的。

　　从“潮流”到“反潮流”，以赛亚·伯林选择的这个讨论思路，显然不是即兴发挥，而是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邃思考和内在的严密逻辑。他所针对的，乃是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性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激烈争执与分歧。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越发能够体会和理解，何以哈贝马斯一再强调，迄今为止，现代性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我们固然不应将“反潮流”与伯林自己的政治道德立场等量齐观，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那些反潮流人物及其知识贡献，伯林在相当程度上倾注了自己的同情理解和深刻认同。潮流之上，现代性价值呼啸推进，但另一面，那些反对、质询和隐蔽的力量始终存在并且富有活力。而人类，将不得不始终面对种种纠结，并在纠结矛盾与历史的吊诡中，变得更加谨慎和谦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