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愿意听一个女人的上个世纪呢。时间过得这么快，世界这么忙乱，人们生存的技术和艺术每天都在变化。每次看到陌生的脸，我都迟疑。他们的脸今天是笑着的，也许某一天，像一首诗里说的，忽然扭过头去，情人也变作仇人了。

　　艺术家王小慧一直在努力寻找着诉说她的上个世纪传奇故事的调子：她在一本旅德自传中说：“我的一生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她在1991年遭遇车祸后拿起摄影机自拍。“照相机像我的感觉器官，是身体的一部分。摄影对我是一种本能的需求，就像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她在《花非花·周国平对话王小慧》中讲述她的少年时代——“文革”的冲击，父亲的自杀未遂，种种阴霾的记忆，以及这些记忆与她艺术创作的因果关系。这还远远不够，她穿了各种朝代的、各式各样的服饰表现她的前世今生。

　　她在努力寻找自己和世界的通道。然而她的寻找是艰难的。她的艺术是戴着滤光镜的自己看世界的一瞬。那些镜头下的影像反映的不是信息，而是心境和幻觉。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她试图努力表达，理解世界，提出问题。然而她的半径始终是她的个人经验，她的圆心没有脱离自己。这是一个主观主义艺术家所能扩张的最大能量。周国平在《花非花》序中说，她“在早年经受了时代的许多磨难”，“以至于连苦难也化作了幻想的素材”。循着这样的现实-艺术的因果，她没有超越自己，或许始终超越不了。

　　对于艺术女人来说，超越比寻找更加困难——陈染已经顺应了世界，而顺应正是艺术创造的敌人；徐小斌仍在挣扎，她必须为了艺术的纯粹付出现实代价，比如获不了那些流俗的各种奖项；严歌苓找到了一条通路，她将笔下那些敏感而生猛的女性，放在惨烈的历史大事件中，让她们与残酷的世界发生关系，比如《金陵十三钗》。这时候，我所看见的王小慧的努力仍然是自我的。她的艺术像是四周放置着不同角度的镜子，镜子中是不同时段、不同表情、不同心境、不同化装的自己。

　　事实上，人们在她的艺术中，很难找到她与世界的内在而实质的联系，这非常要命。尽管她的艺术布景是广泛而绚丽的，但那些只是舞台炫光。

　　艺术没有对错。但个人化的艺术，不过是一连串郑重的、有模有样的梦呓。像小剧场话剧中，灯光转暗了以后，一个人的激情独白。这不算是错误，只是略显苍白。

　　相形之下，我更喜欢另一位女学者崔卫平。她在《思想与乡愁》这本书里提到电影《朗读者》的故事，15岁的少年爱上可以当他母亲的公交车售票员汉娜。几年后，少年在法庭上见到了她——汉娜在二战中曾是纳粹集中营看守。每个月她和“同事”都会挑选一些人送往奥斯威辛，这些工作日常如流水，仿佛合情合理。一次，关押“囚犯”的教堂成了一片火海，他们手握着打开教堂大门的钥匙，但是没有人想过要将门打开，以至大部分人给活活烧死。汉娜这样质问法官：“如果是您的话，该怎么办呢？”

　　崔的评价是：这故事继承了战后德国对于纳粹现象的反思。汉娜被卷进一个杀人机器，就像一枚螺丝钉在其中兢兢业业，身处邪恶而不自知。而将罪责、伦理、政治、历史，放进一个爱情故事框架中，糅合得多么好——我是想说，崔卫平的评价显现出她对世界、艺术、创造之间关系的艺术观。那些打开个人感知与世界存在的通道并且将两者之间的联系处理圆熟的艺术，更具有建立或者摧毁的力量。

　　这个世界，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两极都是无限的。许多女性艺术家在拿显微镜仔细分析自己的中途，创造力都不幸枯萎和夭折，或者走向极端和疯狂。因而对这个过程的不自觉，往往更加可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