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期，随着政治改革，文学也跟着鼓噪、流荡，先是痞子文学践踏了艺术道德，接着是商业浊流抹杀了评判的规则，中国“文学”在玩家的热闹中沉入低谷。我这里说的文学是指能够在历史中看待人生，在生活中思考存在以及能够对一个时代感情承载的文学。谁记录了我们时代的心灵轨迹和精神渴望，恐怕近20年的成功作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是自己！心虚自有根源，那就是没有一个作家沉下心来思考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以及时代的心理需求。

我们从《红楼梦》看到一个时代的痛苦，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人们在生活中坚守着什么，受着怎样的心灵磨难。而我们这个经历了巨大痛楚的时代，从感情到生活现实，人们在无奈中接受着变化，在科学文明的外衣下，感受着私欲的恶性膨胀带来的一切后果，这种自然和心灵的双重创伤，影响将是久远的。

生活是什么，我们怎么走过来的，不是时下作家所考虑的，他们在一心虚构属于自己的乌托邦。生活的真实和对生活的高度把握不是他们的目的。谁透视了我们一代或几代人的感情走向，这在今天似乎并不重要，作家盯着钱袋和被职务收买，在享乐中沉沦，在权力的平台上高亢地说着假话，时代的良知被泯灭了！

诗歌从解放人欲到堕为哲学的奴隶，中国新诗经历了“爱、性”的焦虑到自言自语述说的过程。诗歌从古代的“思无邪”到“持人性情”经历了漫长的演化，但诗歌的表情达意功能基本没有被抹杀，甚至有时表达着时代情感和起着为苦难代言的作用。但诗歌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始，在人性解放的大旗下面，迎合了市民口味的低俗要求，性学泛滥，性意识、性感受、性幻想一时成为时尚，生活被晾在一旁观看诗人们对性的狂热。这中间虽有升华了感情的成功作品，但缺乏时代的扛鼎力作。诗歌写性毕竟不如小说直接，难于很快成名，也失高雅，于是乎有些诗人走进另一死胡同，变成了哲学的奴隶。观古今诗歌，哲理诗不乏成功的范例，但都是艺术的哲理诗。也就是说这种哲理都是符合形象思维特征的哲理，能把理融汇在形象中，达到瞬间的交融穿透，而不是今天“吊书袋”式的哲学“超人”搬弄，想把国外一知半解的哲学全部搬进诗中，弄得诗不诗，哲学不是哲学，谁也不知其作品表达了什么。一个很简单的物象，一点就通的道理在诗人手中越玩越深奥。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说出生活的感受，让人们和诗人心灵相通呢！原因是诗人漂在生活上面，没有勇气深入生活，不能真诚地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导致的结果。

小说写作也一样，缺少对生活的细微观察、缺少生活的典型场景和代表时代的生活细节，凭空捏造，仿写成风，甚至出现大面积剽窃、粘贴制作这样的低劣行为。一个月完成一部小说成为中国“作家”的赚钱手段，出版杂志社迎合助长了这种风气的形成，搞坏了本该高雅的兴趣和欣赏习惯，形成了处处是作家，没有真作家的可悲局面。一年出版数万部小说，但没有一个时代的代表形象和人物。身体写作、隐私写作甚嚣尘上；武侠文学、警匪文学、反腐文学、性文学泛滥成灾，但没有一部代表时代的作品。路遥死了后，中国难道真的没有圣徒式的作家了吗？

纵观影视在世纪末的历程，可以说少辉煌可言，虽然出现了所谓的明星大腕，在国外获奖的“大师”，但制作不敢恭维。低俗的搞笑派、市井派鼓捣起历史的沉渣，把恶心当有趣，整天做着无聊的游戏和麻痹灵魂的说教，一时之间辫子流行，奴才满天飞，严重影响了民族意识形态，导致了欣赏水平降低和生活意义指向的堕落。表演和编剧表现出的是对时下生活的整体无能，除了在历史背景下尚有真实外，集体呈现的虚假，让人对影视失去了信心。

西方文学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出现了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说透了是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在起作用，是圣徒式的敬畏和皈依成就了他们。而今天玩着文学区捞钱的“文学家”们，能把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引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