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年了，儿童文学中的短篇作品受人们关注的程度，远不及长篇文学作品。上世纪80年代人们争相议论短篇少年小说和短篇童话的热闹场景，仿佛一去不复返了。幸好有几家执著的儿童文学期刊依然在那里坚守，有很多年轻的和不太年轻的作者依然在痴痴地写着短篇，而毫不在意是否会被“重视”。其实儿童的阅读总是从短篇开始的。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最多的一定是短篇。对作者而言，短篇也是最难写的，是付出最多、报酬最少的。对短篇文学作品的冷落，其实并不公平。

　　由于职业的原因，我经常阅读较多的短篇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和短篇童话。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我仿佛身边总是坐着孩子，我是在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一齐分享阅读的快乐。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为孩子们写的。我只有顾及到他们的感受，我的评判才会是正确的。当我沉浸在孩子般的阅读心态里，我阅读的感觉就无比的幸福。

　　2010年间，我视野中的短篇儿童小说创作，仿佛是伴随着作者视线的悄然转变开始的。小说作者们目光关注的焦点，渐渐地由莺歌燕舞的校园、灯红酒绿的城市转向乡村，转向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转向城市儿童中的弱势群体、残疾儿童，转向曾经被我们漠视、遗忘，急需要我们关爱的那一群逆境中的孩子们。老臣的小说《开往秋天的地铁》(《儿童文学》(下)2010年7月号)描写了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独特而微妙的心态，并赋予他们一个转变的契机。贾颖的小说《我的同桌叫太阳》(《儿童文学》(下)2010年12月号)塑造了一个拥有阳光般个性的农民工的孩子；那支又破又旧的竹笛如同一个意象，折射出漂泊中的孩子丰富的性格内涵。吴洲星的小说《老潘》(《儿童文学》(上)2010年1月号)生动细腻地刻画了处于困境中的城市下岗工人的孩子，与父辈之间由对抗走向和解的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这类作品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薛涛的《护林员的春天》，落浅浅的《乔桂芳，你也曾经这么傻》《傻子阿洛》等。

　　并不是前几年没有这类作品问世，而是2010年间这类题材作品的涌现，呈现一种喷发的态势。而它的出现，既没有行政命令，也不靠文件指示，而是作家们自觉的转身。他们或许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自己创作中某种人文精神的缺失，自觉地进行着一种对创作行为的精心的矫正。儿童文学当然可以表现欢乐，表现甜蜜，表现欢乐中的小忧伤、小纠结；但儿童文学不能忘记最需要人文关怀、最渴望心灵慰藉的那群弱势孩子。关注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既是文学肩负的使命，也是文学的精神之源。也许2010年的这一变化，不仅是创作视野的突破，更是短篇创作在文学境界上的标志性升华。

　　孩子们的生活大多在校园度过，校园小说无疑是儿童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遗憾的是，在我2010年的阅读中，较少能够读到有盎然新意、能打动人心的细腻生动的校园小说。是今天的校园已无可写之处了吗？还是我们的作者离开真实的校园太远太远了呢？幸而还有不多的闪光之作。如翌平的小说《选票》(《少年文艺》2010年5月号)用独特的眼光观察和剖析了当下校园中的“竞选”活动，揭示了在孩子们最早的民主生活实践中，金钱与权欲的可怕渗透和良知的觉醒，将不同孩子在选举中的心理变化刻画得细腻而传神。沈石溪的小说《为了让你多看我一眼》(《少年文艺》2010年2月号)虽然写的不是当下的校园，但他笔下的独特的学生和独特的老师以及独特的师生关系，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演绎着成长的精彩。

　　2010年的短篇儿童小说的另一个缺憾是：婉约有余，豪放不足，缺少有力度感的、有阳刚之气的作品，缺少像当年常新港的《独船》《沼泽地上的那棵橡树》那样的小说。儿童小说写得细腻委婉一些、柔美温情一些当然是好的；但如果这类作品一统天下，男孩子们读不到有男子汉精神的有力度的作品，对他们的精神成长肯定是不利的。独生子女家庭环境和激烈的学业竞争导致了当下男孩男性精神的某种缺失，这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隐患。阅读一些富有阳刚之气的儿童文学作品，多少会给孩子们“缺钙”的心灵补充一些营养。多么希望这样的作品，今后多一些，再多一些。

　　2010年的短篇童话创作，似乎是寂寞的。就多数作品而言，存在着明显的趣味性和想象力的退潮。中国童话中曾经爆发过的蓬勃的想象力和妙趣横生的表现力似乎已经不多见了。但寂寞中依然有亮点。最突出的是汤汤的童话。汤汤的短篇童话似乎处在一个创作的爆发期，不仅数量多，而且水平均衡，佳作迭出，每每有令人惊喜的新构思和新创意。如她的童话《天子是条鱼》(《儿童文学》(上)2010年1月号)，别出心裁地构思了一个人间的母亲和来自外星球的一条鱼之间的深深的情感，将奇妙的幻想和人间的真情天衣无缝地编织在一起，让读者在感受奇妙和奇趣的同时，也被人间真情深深地打动。又如她的童话《绿藤红藤》(《少年文艺》2010年4月号)将一对由修炼成精的藤制门环变化而成的夫妻和一个小女孩之间即将分别时的深情，演绎得委婉曲折，令人肝肠寸断。这是一种“新聊斋”体的写法，也是我近期读到过的最好的民间故事体的童话。

　　虽然就整体而言，短篇童话创作在趣味性和想象力上明显不足，但却在童话的诗意和童话主题的开拓与创新上有所进取，有所“斩获”，体现了中国童话即便在低潮期依然涌动着的勃发的生命力。如王芳的童话《兔的罐头》(《儿童文学》(下)2010年3月号)讲述了兔子家决定天气变化的七只罐头被刺猬不小心弄乱了次序并且无法恢复，使兔子因不知道天气而惊慌失措的故事。作者巧妙而诗意地告诉读者，“给习惯的生活秩序来点儿变化，也未必是件坏事”；突如其来的变化所带来的，也许是快乐，也许是个机遇呢！而兔子的那种慌乱和担心，不也正映照着人类共同的弱点吗？又如唐池子的童话《怪老头的眼睛》(《儿童时代》2010年第7、8期合刊)以诗般的语言，讲述了在一个奇怪的国度里，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擦拭灰尘，所有人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令他们感到耻辱的尘埃，他们的心情总是灰暗的。而一个老头使他们改变了这一切。在这老头的眼睛里，这个王国无比的美丽。老头教会了人们怎样看世界，怎样发现美，怎样享受世界的美好。这是一篇寓言体的童话。它的奇妙，就在于用一个荒诞的故事揭示了人们心中常有的一个“病灶”，揭示了人们幸福感缺失的原因。这种蕴含深意，又诗情荡漾的童话，是短篇童话在2010年的一大收获。

　　在近期阅读短篇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常常会被一些年轻作者生气盎然的写作所感动。他们的涌现，是中国儿童文学未来的希望。如吴洲星、吴新星姐妹俩清新典雅的小说，陈诗哥梦境般的散文体童话，赵菱激情奔放的小说，两色风景犹如当年“热闹派”趣味的童话，顾抒才华横溢的秘境小说，无不深深吸引着我的视线。新锐的年轻作者其实远不止以上几位，他们的萌芽，是否正预言着一个繁花似锦的明天？

　　特别可贵的是，在新人迭出的同时，一批卓有成就的知名作家依然在为孩子们孜孜不倦地创作着短篇。我以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不论从市场影响还是从经济报酬而言，写短篇远不如写长篇“效益”更高。2010年里，除沈石溪的《为了让你多看我一眼》《血眼熊》外，我还读到了常新港的《我能有一只唱歌的鸭子吗》、梅子涵的《押送》《乡下路》、薛涛的《小车站》等。从这些精致的作品里，我读到了作家们新的追寻、新的探索，听到了他们永不止息的脚步。他们依然是当下短篇儿童文学创作的脊梁。其中梅子涵的小说《押送》(《少年文艺》2010年4月号)，出人意料地描写了一段过去“动乱年代”里的中学生在今天的心灵自白，不是忏悔，胜似忏悔。那种赤裸的完全不加掩饰的真诚和真切，令人动容！只是不知道今天的孩子能不能读懂他们父辈的这段伤心往事？如果能读懂，能记在心里，他们的明天是不是会更美好？

　　短篇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众多的儿童文学期刊为之提供生存的土壤和展演的平台。幸而有《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上海)、《读友》《少年文艺》(江苏)、《东方少年》《中国校园文学》和《文学少年》等一大批儿童文学期刊难能可贵的坚守。尤其是《儿童文学》，她在为孩子们坚守纯洁的文学信念的同时，竟然创造了发行量的奇迹！并且在拓展市场的过程中，文学的立场一步也没有退缩，丝毫也不曾放弃对孩子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值得我尊敬的是，她们用实践证明了，文学艺术是可以被孩子们所喜爱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也是可以“畅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优秀期刊的编者，他们的精神，是儿童文学创作看不见的灵魂。

　　2010年的短篇儿童文学创作，和长篇作品的喧嚷和鼓噪相比，总体是寂静的。但我更愿意静下心来，聆听只有在这寂静氛围中才能听清的蓬勃的心跳，这心跳来自心无旁骛的虔诚的写作者。它们就像来自天外的鼓声，总是在点燃着希望，预告着未来，迈动着生命最纯真最灵动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