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写诗的皇帝，也有不读书的皇帝。

　　写诗的皇帝如隋炀帝杨广、南唐后主李煜，都很有名气。杨广虽没什么德政，李密骂他“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但杨广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史书上称其诗“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连唐太宗读了《隋炀帝集》后都称赞“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顺便提一下，唐太宗的话听起来牛头不对马尾，尧舜是古代圣人，桀纣是暴君，与杨广写诗好坏对不上，唐太宗这么说，究竟是太爱杨广有才，还是从杨广夺嫡弑父联想到自己皇位的血腥？才美其“是尧舜而非桀纣”，借以掩盖自己在玄武门留下的斑斑血迹，不得而知。总之，杨广的诗才是大家公认的，作为隋朝诗坛领军人物，杨广的诗还影响了盛唐的诗风。

　　如果杨广只是一个文人，说不定在诗歌上还有更大的成就，至少不可能只活了50岁就被人砍了头去。可杨广不光是文人，还是皇帝，皇帝是什么？皇帝乃“九五之尊”，口含天宪，出言为法，掌握着天下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就有可能给文人和文化带来不幸。杨广早年做晋王和太子时，与虞世基等一帮文人交往甚密，写好的诗常征求他们的意见。刚做皇帝那阵，也还保持先前的谦虚，每有篇什，必先请教别人，“令其诋诃”，凡有不妥之处，“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创作态度极其严肃、认真。但随着皇位的巩固，帝王的霸气就显露出来，自以为是天纵之圣，无所不能，眼里再容不下任何超过他的人。杨广曾自负地对大臣们说过这样的话：“你们难道认为我是靠父祖登上帝位的吗？既使让我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也该做天子”。文人大多有“相轻”妒忌的毛病，杨广也不例外。一般的“文人相轻”，不外把别人贬抑得一文不值，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在“小器易盈”的斗筲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杨广的妒忌更蛮横，他承认你有才，但却十分很你有才，不允许你的才超过他的才，说具体一点，就是你的诗固然是好诗，但你不应该写出比他还好的诗来！这就是文人皇帝的强盗逻辑。文学一旦沦落为权杖的附庸，悲剧就在所难免。《隋唐嘉话》记载：大臣薛道衡作了一首“空梁落燕泥”的好诗，杨广自惭不如，又好生妒忌，后来找事把他给杀了。薛道衡死时，杨广对着薛的尸体愤愤地问道：“还能写‘空梁落燕泥’么？”还有一位文士王胄，也是因为写诗“独不下帝”，竟“坐此见害”。薛道衡被杀虽是别的原因触了怒，但从他死后杨广咒他的那番狠狠之辞来看，这个自以为做诗也该是天下第一的皇帝的忌忮之情，可说是如闻其声。

　　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高产诗人，一生写诗42000多首，平均每天作诗1.8首，要知道，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鼎盛时期，300多年中2000多位诗人也不过留下48000多首。乾隆的诗可读者少，而且其中不乏诸如沈德潜之流御用文人的捉刀之作，但乾隆还是喜欢以“书生皇帝”自居，处处美化自己作为文人的形象。他曾这样描画自己：“能益人心思，端惟诗与书”，“山居静所会，几余举憩诸。或时咏新什，或时读古书”，给人以书不离手、诗如生命的感觉。不幸的是，就是这位一生写下四万多首诗的皇帝，制造了空前绝后的文化灾难，在他一朝，文网之密、文祸之多胜过历史上任何朝代，单他亲手制造的文字狱就达130多起，无数文人惨死在他手上。这位既会咏诗，又会写字，口口声声称从不以文字治罪的纯皇帝，最擅长拿政治用意揣测文人心理，最精于对文人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最乐意给文人罗织罪名。只要翻一下《清代文字狱档》，就能领教他整人整得何等高明、出色，斩、绞、戮尸、籍没接连一大套。内阁学士胡中藻写了本《坚磨生诗钞》，其中有“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被乾隆判定“南斗”二句是“分提南北”，“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居心不良，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胡中藻被凌迟处死。江苏举人徐述夔生前有《一柱楼诗集》，多咏叹明末之事，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徐死后十多年，被仇家告发，乾隆恼羞成怒，认定“壶儿”即“胡儿”，是影射满清，“明朝”是指朱明王朝，理由是“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并当即朱批：“谬妄悖逆，罪大恶极”，徐及其子被剖棺戮尸，徐的两个孙子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最惨的是沈德潜，给皇帝当了一辈子枪手，直到退休，还在为御诗煞费苦心，没想到在他死后，他的《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被乾隆揪住不放，原因是满清的天下正是从朱明夺来，而乾隆自己又是汉族以外的“异种”，沈德潜的诗明显含讥讽之意，最后沈被戮尸枭首。其他或从字音的相同，或从字形的相近，或从字义的疑似，锻炼周纳，曲加附会，置文人于死罪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读书人因只言片语，遭致身死族灭。“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乾隆大学士梁诗正的这番话正是一代文人的颤抖心音。但乾隆仍不过瘾，病态的敏感使他发疯，为彻底扼杀读书人的个性，禁锢灵性，实现有效的思想钳制，他不惜将文化杀戮步步升级。乾隆三十九年，他借纂修《四库全书》，在全国撒开大网，一方面将一帮读书人集中在他的眼皮底下，免得化外逍遥，摇唇鼓舌，散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收缴、查禁和销毁古书。编书第二年，乾隆给军机处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明朝时期，编的野史很多，其间随意毁誉，传闻异词，必有诋毁本朝的话语，应当趁此机会查办一番，尽行销毁，杜绝禁止邪说，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这里乾隆把话说得很明白，他编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清洗、奴化读书人的思想。在编写《四库全书》的10余年里，全国共焚毁图书70余万卷，仅江西巡抚海成一年就毁书8000余部。在这种恐怖的专制下，一些读书人无奈地选择了逃离现实，一头扎进故纸堆里，“著书只为稻梁谋”去了。

　　与炀帝、乾隆相比，刘邦就没有那样的“高贵血统”。刘邦出身低微，年少就是个有名的流氓无赖，什么《诗经》、《论语》他肯定没有读过。后来当上泗水亭长，估计也不是因为他有多少文化，多半是恶名在外的结果。那时候刘邦结识的读书人只有萧何和曹参，对他没有多少影响。再后来带兵打仗，出生入死，根本无暇读书，作诗就断不可能。等当了皇帝，天生厌学的他也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书本上，更谈不上什么文化造就。刘邦并不喜欢读书人，骂儒生是“竖儒”、“腐儒”，原因是他不读书。刘邦曾这样坦言：“吾遭乱世，生不读书，当秦禁学问，又自喜，谓读书无益”，因而见了儒冠儒服的人相当鄙视。当初，一些儒生愿投他的名下效力，结果他几乎一概不见，真有不识趣的，他就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撒尿，以羞辱对方。刘邦是个粗人，身上有不少恶习。一次，陈留“狂生”郦食其去见他，刘邦一听来者“状貌类大儒”，便气狠狠地回绝：“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生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郦生第二次求见，正赶上刘邦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郦食其话一出口，他就大骂对方是“竖儒”即书呆子。刘邦鄙视读书人，只是觉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只会死读书，不中用，干不成大事，而对真正有知识有才干的人，他还是非常倚重。事实上，刘邦身边很早就笼络了一帮读书人。起兵之初，沛县小吏萧何、曹参就是他的第一帮手，不久遇到“五世相韩”的贵族子弟张良，成为他的重要谋士。接着，被项羽逼走的军事天才韩信、陈平等一流文士纷纷选择了他，尽如他彀中。最典型的要数陆贾。陆贾是楚国人，很有辩才。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很不耐烦，大骂陆贾“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打下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就说：您可以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假使秦始皇得到天下后，行仁义，法先圣，天下哪能轮到您来坐？一席话刺醒了刘邦，于是命陆贾全面分析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的原因。陆贾一口气写了十二篇，刘邦读了无不称善。刘邦对读书人的器重还可以从他的“功人功狗”论里找到诠释。高祖六年，刘邦对开国功臣封官加爵。张良多病，缺乏作战经历，只是随从刘邦“常为画策”。但刘邦亲自为张良表功，“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刘邦又“以萧何功最盛”，封他为酇侯。刘邦有意“厚此薄彼”，令武将们很不服气。就在前一年，刘邦在洛阳酒宴上提出的张良、萧何、韩信“三杰”之说，已经使他们忿忿不平，于是抗议：“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当着众臣面，举了一个“猎狗捕猎”的例子，“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史记·萧相国世家》），意思是说，狗逮住了猎物，表面看，好像是狗的功劳，其实是猎人指示狗去追捕猎物的。同样，诸位武将在前线斩将搴旗，攻城略地，为我打下了江山，固然功不可没，但别忘了是张良、萧何等一帮文士的英明决策，才使你们战必胜，攻必取，有功可言。所以，猎人功高于猎狗，文士功高于武将。刘邦的这番比喻可谓形象生动，说得群臣心服口服。自此，刘邦在一帮文士的簇拥下，“总揽英雄，以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是个文盲，同时又是一位英雄，有着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豁达胸襟和远见卓识，他倚重读书人，依赖读书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文化的熏陶和矫正，最终倚靠一大批文士成就了伟业。刘邦既不同于同为草莽出身的皇帝朱元璋，那样对读书人怀有天然的仇恨情结，有事无事将他们作践一番，甚至恶作剧地进行折磨迫害。也不同于以宽宏仁德著称的清高宗纯皇帝乾隆，一生专整文人，喜欢拿文人开刀。在乾隆那里，读书人没有任何地位可言，除掉做狗，俯首帖耳，死心塌地做大清国的忠顺奴才别无出路。乾隆称自己写诗是“拙速”，意思是心血来潮，一挥而就，不事雕琢，这跟他动辄乱扣帽子，乱揪辫子，治读书人死罪的病态心理十分相近；乾隆“自知诗不可为”，但他偏要为之，坚持不懈地写下去，这又源于他的好胜和刚愎自用，这与他戕害文人摧残文化的心迹也颇为相像。刘邦也杀过人，但非要处死的，也只有韩信和彭越，对于很多大臣还是倚重的，未尝概加猜忌，特别像萧何、曹参这些文士，“方且倚为心膂，甚至托孤寄命”（赵翼《廿十史札记》。刘邦喜欢用污言秽语式的谩骂训斥他看不上的儒生，这与他生来喜欢骂人的习性有关。骂人当然也是一种羞辱，但刘邦式的粗野竟有几分率真，更可贵的是，他居然能做到知错即改。当初郦生求见他，差点被他轰出门去，但当他听完郦生的一席话，意识到自己错了时，竟“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刘邦仍不忘与他交流用兵之道。这在乾隆那里无异于天方夜谭，乾隆悬在读书人头上的只有一把刀，文质彬彬的外表下面包藏着毒蝎之心。想想，乾隆在诗中对自己的那些美化，再想想他戕害读书人的险恶用心，毒辣手段，那真是天差地别。

　　由此看来，写诗是一回事，迫害文人则是另一回事，有时候，写诗的皇帝还真不如不读书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