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多媒体消费占据了人们日常精神文化生活的主体,给报告文学带来了生存的困境。但在2010年,一批作家始终在密切关注时代,感受着时代的心跳,竭力创作出真正于社会民生于历史发展有益的,具备史志价值、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
人间冷暖与百姓情怀
对社会生活和百姓生存的关切,长期以来都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和主题。对民生的关注与描写,对民间疾苦、百姓心声的反映,成为了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担当。
矿难是近年来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年初发生的山西王家岭煤矿特大透水事故,100多名矿工被困井下,35名矿工遇难。山西作家赵瑜、顺民、骏虎、黄风、玄武组成的写作小组,几乎在第一时间创作出版了《王家岭的诉说》一书。
这部作品既真实记录被困矿工强烈的求生欲望和顽强的求生过程,记述扣人心弦的挣扎求救和井外救援经过,也讲述那些遇难者令人心痛不已的故事。这是本年度最具反思和批判精神、亦可谓是分量最重的一部报告文学。
阮梅坚持关心城乡基层百姓生存处境的艺术追求,她与吴素梅合著的《中国式拆迁》关注城市建设拆迁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野蛮拆迁、暴力拆迁、“钉子户”等现象大胆地予以反映。
生态报告文学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李青松以一位绿化事业参与者的身份,本年度推出了《大兴安岭时间》和《茶油时代:中国南方乡土文化的美丽符号》两部中短篇报告文学。前者描述近年来大兴安岭禁伐育林取得的成果,倡导绿色文明;后者探讨茶油文化,呼唤大众关注食用油安全,文字相当讲究,感染力较强。何建明短篇报告《国风右玉》描写晋西北一座小县城右玉县几十年来几任县委书记矢志不渝保护生态、大力植树造绿的生动事迹,倡导科学发展的理念。
小人物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成为报告文学关注的主体。彭学明精炼短篇《点一个太阳送给你》主角是一位尚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普通女性王瑷丽,她以一己之力收养了一群在押犯人的幼小子女,让他们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同父母健全的孩子一样的关爱与抚育。作者采用主人公王瑷丽和几个孩子直接讲述的方式,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故事寻常,却感人泪下。杨立平《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用感人的笔触叙述了一位北大荒女子和当年的一位上海知青用数十年岁月演绎的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寒青《起航,信义之船》以丰富的情节,再现了孙水林这位从打工者到企业老板的普通人,直至不幸去世一生都秉持信义这一做人的准则,弟弟孙东林接力完成他的遗愿,这对“信义兄弟”的品格和操守得到了弘扬。
焦点热点与社会关切
报告文学要引起当下读者的关注和阅读的兴趣,也许需要更多地抢抓社会焦点和热点事件,对这些事件进行及时跟踪和比新闻媒体更为深入的挖掘。
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后,李春雷冒着危险采访了几天,创作了《玉树三题》。其中《索南的高原》围绕着一个藏族新生儿在地震中的降生经过,运用散文和诗意的笔墨,真实呈现灾难中人们对生命的无比珍重,情节简单却意蕴深长。李冰主编的《玉树大营救》一书收录了数十篇地震亲历者或见证者的实录、感受,内容丰富、鲜活,真实再现了地震中普通人的处境和遭遇。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关系到震区的发展和灾民的生活。张胜友《北川重生》真实反映了北川涅槃新生的壮丽图景。向思宇《太阳照常升起》以一位四川本地作者的视角,深入表现灾难和灾区重建,特别是灾民重建家园、重组家庭的努力,生动感人。广东作协组织创作的《感动》一书,则记录了广东对灾区的援建情况。
中国铁路建设尤其是高速铁路成就举世瞩目。蒋巍《闪着泪光的事业》将高铁作为“中国创造”的杰出代表,以1万多字的篇幅记录了其突飞猛进的辉煌,富于激情。
对时代英雄的刻画也是报告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郝敬堂《小岗之子》如实再现了小岗村原党委书记沈浩光荣的一生,张扬共产党人甘为公仆、服务奉献的优良品格。刘广雄《中国维和英雄》聚焦在1月12日海地地震中遇难的中国维和警察,述写他们从普通人走向英雄的光彩之路,讴歌主人公身上闪烁的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李春雷《山生》塑造了一位优秀的组织部长王彦生的生动形象。刘元举《城市·大演奏厅》描述了深圳自改革开放以来在钢琴普及和城市建筑等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从人文层面反映时代的巨大变迁。孙晶岩《珍藏世博》在上海世博会结束之后及时出版,为人们深入了解世博、保存有关世博的记忆提供了有益文本。
说不尽的教育问题,公众对打工者和南方工业化生产的关注问题,柴油荒、汽油涨价等引发人们重视石油安全、石油危机问题,农民和打工者等基层百姓的现实生存状况问题,也都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和表现。
历史往事与旧闻新知
历史题材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向来占据重要分量。通过从往事旧闻中开掘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信息、内容,探寻新发现、新思考,引发对现实的考量与鉴察,从而赋予此类作品以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的特征。
在抗美援朝60周年之际,出现了一批与志愿军或朝鲜战争相关题材的作品。张嵩山《解密上甘岭》再现那场震天动地的战役,表现先辈英烈们的不朽功勋,探寻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孙春龙《寻找失落的英雄》《异域:1945》逐一追访那些遗落在异国他乡的抗日先辈,表现祖国对这些优秀儿女的牵挂与关切,恢复本该属于他们的荣光。
另外,陈桂棣、春桃《“叛徒”何曼》通过对一个曾经担任过张国焘警卫长小人物坎坷命运的追述,折射一段曲折的革命历史,引发读者对那些曾经被历史扭曲人物的再思考。魏世杰《禁地青春》揭开尘封多年的中国最早核基地内幕,表现了核基地人奇特的生存处境和人生命运。邢军纪《最后的大师》是一部关于培育大师的大师叶企孙的传记,探寻知识分子救国报国的路径。吴煮冰《遗忘的历史》描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地辱国的详尽历史,激发人们对于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反思。舟欲行、黄传会《龙旗舰队的抉择》聚焦武汉首义之时,萨镇冰等清朝海军将士对于辛亥革命的独特贡献,人物个性鲜明。徐刚《伏羲传》以丰沛的想象,试图复原远古祖先生活和劳动的场景,是一种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对北京古城改造等进行历史重现,讲述了相关当事人的人生遭际,生动可读。
“非虚构潮”与报告文学新变
近年来,一些报刊陆续开办“非虚构”类作品专栏,发表一些纪事、“叙事史”、“民间记录”、自传自述、口述史、回忆录、历史档案或文件等类文章。这些作品,大多采取与小说不太相同的创作方法,注重深入事件和人物内部,尽量客观、如实或真实地进行呈现、再现与表现,具备纪实作品的基本属性。
从2010年2期起,《人民文学》杂志开辟“非虚构”专栏,正式亮出“非虚构”的旗帜,每期发表一两篇非虚构作品。其中,青年评论家梁鸿重返故乡,写出了《梁庄》,揭示当下农村生活常态和农民生存状况;散文家刘亮程发表了《飞机配件门市部》一文;而长年在深圳打工的作者萧相风,则以一篇《南方:工业词典》展示打工者的生活,呈现“中国制造”的真实情景。这些作品都直面现实、切入生活,受到了文坛的关注和赞赏。《人民文学》杂志乘胜追击,于10月召开了“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研讨会,正式提出实施“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设立基金,资助写作计划,召唤作家走进生活,开辟一条融入和记录生活的途径,避免题材、情感、思想、语言资源的贫乏与枯竭。由此形成了一股“非虚构文学创作潮”。
报告文学创作本身正在面临转型与新变。当前,报告文学的创作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社会影响削弱。数量众多的企业、工程、人物或先进事迹报告,大量的平庸作品,败坏了报告文学的声誉。所以,报告文学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秉持与坚守。同时,应该高度关注包括网络记录视频、DV实录、博客日志和电影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等新兴媒介形式的纪实作品。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报告文学表现和实现的新载体、新样式。它们很可能将带给非虚构纪实文学创作与传播、接受以蓬勃生机和革命性变革。
报告文学作家可以也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些艺术样式的创作中来,报告文学研究者亦应及时跟踪探讨这些新变,并对这些新样式报告文学的艺术特点、创作规律等进行剖析、总结,引领创作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