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便是那艘可以把我们带回最初的船

　　长期住在城市里，心始终像一叶浮萍，找不到灵魂的依归，找不到真实的自我，所以经常怀念故乡老屋的情形，总想回去看看，找一点安静的感觉，找一份纯正的乡情。

　　2010年9月15日上午，突泉的秋天别样的好，阳光明媚，神清气爽。突泉县人民医院的下乡医疗队启程奔赴永安镇永发村去义诊，我被医院领导以高血压病专家的身份安排其中。我非常兴奋，200斤的体重一下子就“身轻如燕”般地蹦到了救护车上。如此夸张的兴奋，原因有二：其一，第一次能以这样义务的形式为老百姓看病；其二，那可是我的故乡啊！县城距离家乡不过百余里，自从母亲过早离世后的3年里，我竟然没有回去过，非我不忠不孝，是因为我被一种所谓的繁忙困扰以至于脱不开身，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我怀着这别样秋天的心情，一路风景一路歌，一路喋喋不休地向同事们述说着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尘封往事。我并没有事先给家中的老父亲打个电话，大家说：“要给老爷子一个意外的惊喜！”是啊，守在老屋中那孤独而寂寞的父亲，确实需要这样一种色彩的生活来调味一下了。

　　车速，犹如我的心跳一样快，载着我的乡愁奔向我的故乡。乡愁的情结，不在于道路的远近，不在于时间的长短，却在于内心深处永远寻求的那份归属感。在人生的旅途里，每一个人都在流浪。而乡愁，便是那艘可以把我们带回最初的船，那是父母温暖的怀抱，那是“人之初，性本善”的自我。多少年来，多少人物，写不尽这美丽的乡愁，说不清这样的感动！

　　快到了！快到了！再爬过一座山，再越过一道坡！

　　快到了！快到了！就要见到故乡，就要见到老屋！

　　每一个人的乡愁似乎都有自己的路标，或者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或者是一棵参天老树，或者是一泓潭水，甚至是一片青草或一缕故园的微风。李白的乡愁是一片如水的月光，王维的乡愁是一支茱萸，贺知章的乡愁是沧桑的乡音。我灵魂眺望的情感路标，就是那四间老屋，孕育我生命和成长的老屋，不知道是否依然，应该和老父亲一样沧桑而斑驳了吧。

　　溜房檐儿的没食儿吃的麻雀

　　30年前，因为艰苦年代导致的营养不良，我记得我一睁开眼睛已经6岁了，才知道记事。而我那6岁的儿子却告诉我：他一睁开眼睛怎么3岁了？这个新世纪诞生的顽童，因为营养过度充足，水灵灵，胖乎乎，成天蹦蹦跳跳，智力发展也快，把电脑敲的啪啪响。他在现代化幼儿园的天堂里，吃的是丰富营养，喝的是名牌乳品，玩的是电子产品，住的是高楼广厦，；而我的童年没有幼儿园，能上学都是万幸，吃的是玉米糊糊，喝的是稀汤寡水，玩的是石头泥块，住的是别人家的厢房，。怎么能比啊？同期当然要比儿子弱智许多。

　　那年是1980年，正是兴安盟复建那年，故乡也随着突泉县从吉林省白城市归属回兴安盟，本是件大事，却看不出大人们有什么兴奋，只听我的姥爷说：“归谁管都一样，都是个挨饿的穷命！”我的姥姥接着叹气说：“是啊，看这孩子瘦小瘦小的，是只溜房檐儿的没食儿吃的麻雀，天天瞅瞅叫……”我家更穷，连间土房子都没有，过着“溜房檐”的生活。

　　“溜房檐”意思是自己没房子，租住在别人家，理不直，气不壮。租房子得看房东脸色的日子，不太好过。父亲是跟着奶奶“逃荒”过来的山东人，来的时候才17岁，身无分文，落了户口没有地，在粮站干苦力抗麻袋，先是住在改嫁后的奶奶家，成家后就没有了住处。我一直很纳闷：凭我妈妈当年的秀气，为什么要嫁给这种程度贫穷的父亲？奶奶解释说：山东人能吃苦耐劳会过日子。姥姥却埋怨道：这叫什么日子啊，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再会过日子也没有个头啊？

　　我清楚的记得：父亲背着大行李包，推着一辆破毛驴车，车上坐着我，母亲背着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抱着4岁的妹妹，一家5口，四处搬家求租，住完南街住北街，住完对面屋住西厢房。因为给不起足够的房租或者拖欠房租，很多时候靠人情关系或者托人说情，房东才网开一面，勉强答应，是求人家租给房子住啊。为了多延长租房时间，也要低声下气和房东处好关系，以免被扫地出门。

　　偶尔有那么点细粮，做顿好饭菜，还得请人家房东过来喝点酒，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房东把最后一块炒鸡蛋塞进了嘴里，只给我剩下一点点夹不起来的碎片。房东家有重要活，还得义务帮着干，像垒院墙、抹房子、春耕秋收等等。房东两口子干仗，也要费劲口舌，帮着劝架，有时候要劝个通宵。我和房东的孩子经常一起玩，也经常打闹哭号起来，即便是我挨了欺负，父母也要责怪我，给人家道歉。好在房东也是穷苦人，大家同命相连，相处都还很好。

　　有个别房东挺可恶。有一次搬家赶上了正月，外面下起了漫天大雪，母亲背着弟弟刚要踏出大门，却被房东拦住了，说：不能从大门走，哺乳的女人“比较脏”，正月里搬家出大门会给东家带来不吉祥，除非给个2元钱的红包，才能免灾。这是哪门子迷信啊？明摆着是难为人索要人情。母亲不信这个邪，也没给房东红包，也没钱可给，给也不能给这样的小人，但也不好和房东发生矛盾，这个具有典型刚强的东北女人，居然爬上满是冰雪的一人多高的院墙跳了过去。逼一个哺乳期的女人跳墙，这个房东真够损的。这个童年“不良记忆”，让我对房东这个名字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常有想报复一下的心理。

　　因为弟弟的出生，导致“超生真罚”。当时很多人家都超生，都为了生个男娃增加劳力，能干活，能养家糊口，能养老送终，是一种带着愚昧的生存无奈。另外，生一个两个孩子也不保险，得病没钱看，病死的孩子很多，总能在树林里大沟里看到小孩的尸体，只有超生才能保证香火续传、子孙万代。我也曾经得过重症麻疹，烧得迷迷糊糊，疼得嗷嗷直叫，没有就医买药条件，却硬是靠命硬挺了过来，以至于终生免疫了。我现在想：活的真很危险！

　　超生后本该重重罚款，可是家里没钱，就罚东西，家里也没啥值钱的，家用电器就一个手电筒，就把那辆没毛驴的毛驴车给充当首付罚款了，以后再慢慢扣母亲在生产队的工分和父亲在粮站的工资。父母亲却很乐观，说：幸好没有毛驴，要不毛驴也得被牵走！如此“洗劫”之后，我家更是穷困潦倒，就剩下孩子们饥饿的哭声。租房的条件更是一日千里，恶劣到租人家的仓房。我常常管弟弟叫“梁超生”，即便是玩笑，弟弟也非常来气，感觉好像超生出来的孩子都是多余似的，这个已经从大连理工大学博士毕业的弟弟一直想找当年那位管计划生育的干部喝顿酒理论理论：您当年要是再逼母亲结扎人流，我的小命可就早没了！如果出现这样超生出来的博士，是否应该退回罚款和毛驴车？

　　租房的苦难生活，让逐渐明白事情的我，开始有了和父母一样的渴望：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房子啊？

　　两间土坯房：80年代的情结

　　我土生土长在他克吐村。他克吐，蒙古语，汉译“涸甸”，意思是“干枯的田野”， 长期生活在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乡亲们，发挥勤劳智慧，在穷困中挣扎，在探索中寄希望于未来，于是把他克吐改成了“永发”，而这个命运的节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刚刚开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在1978年就召开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已经开始普遍实行。大江南北，一片春风吹来真正的生机盎然，也缓缓的吹到了这塞外苦寒之地，虽然来得晚一些，但好饭不怕晚。1980年—1989年是个黄金年段，兴安盟农牧区改革启动，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这一阶段的1982年—1986年，连续5年的元月，中央都发出了惠农的“一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万元户”、“乡镇企业”，一些关键词成了黄金年的主要标志。最重要的是，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乡亲们能吃饱饭了，我们这些小孩的小脸也开始红扑扑起来，而且每逢过年可以换一件新衣服了，不用总捡大孩子留下的满是补丁的破旧衣衫了，不用“老大新，老二旧，老三身上穿个够”了。

　　1982年，是我家幸福生活的开始。当时我8周岁，正在河沟里摸鱼，被母亲喊去，说今天开始该上小学了，要学文化了，我的学生时代开始了，那个日子的快乐感觉让我至今回味无穷。父亲已经不在粮站抗麻袋了，捡起当年被“文革”停的课，听着中央农广校的收音机授课，自学成才，以全盟第三的成绩毕业，有了中专文凭，被公社安排为农业技术员，成了国家干部。母亲也有了自己的一块自留地，侍弄得庄稼满园。

　　更大的变化是：我家终于有实力要盖房子了，父母决定要在村东头的荒地上盖两间土坯房！

　　“上看一片黄，下看是土墙，雨天泥水流，晴天尘土扬。”这就是土坯房的真实写照。土坯房，是用手工做的土砖，没经烧制，砌墙而成的房子。土坯房是经济条件落后时期的产物，是我国劳动人民一项了不起的无奈创造！

　　“俺家要盖房子喽！”我蹦蹦哒哒地跑到姥爷家，去替父母传话求工。姥姥笑道：“太阳终于从西面出来了！”姥爷勒紧裤腰，拿起铁锹，一声洪亮的召唤，十几个我舅舅辈的小伙子应声而起，都来帮工。

　　我对盖房子的关注不亚于父母，每天放学都要去现场，给烧水沏茶，给碾碎旱烟撕烟纸，给传话跑腿，给准备饭菜的母亲打酱油买咸盐。我一直目不转睛地从脱坯看到土坯房完工，每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

　　先从脱坯说起。土坯是把土和埝草(用铡刀铡成二寸左右长的草)和成泥，拿长方形模子脱出来的。坯脱得好不好，做泥和摁模两道工序最关键。泥要和得熟，像和面一样，软硬适中，埝草的比例恰当，这样的坯干后不裂不糠。摁模得又快又好，十来秒钟脱一块，还得角挺、面平，这是利索活儿，两手对角迅速摁两次，先把四个角壮起来，再用两手交叉一胡噜，两手抠住两端的提手用力一提，一块坯就脱成了。手巧的脱坯，手笨的去干那些铲土、和泥、铡草一类的粗活。

　　“房一间，坯一千”，盖两间的话，打出损耗，怎么也得二千二三。两间房的坯按得脱三天。天刚亮就得压泥儿，选好做泥的地方，翻一层土，压一层草，层层压下，再泼上水洇着。吃了早饭就开始拉模。晌午吃饭，歇一会儿，一直得到天黑。脱坯是农村数得着的累活儿之一，我看到满脸泥满脸汗的舅舅们，分不出哪个是哪个。

　　坯够数了，接着挖地基槽，用夯砸地基。夯，挺简单，把二百斤的方石头，绑上四根木杠就行了。选有力气的小伙子，扛起木杆，直接往下墩方石头，得砸好几遍，直到颠起夯来，砸不下去为止。砸夯得喊号，叫“夯号”。夯号调子多，词儿更丰富。有简单的“1、2、3！”有把吉祥话编成词儿的，也有用“二人转”、“爬山调”当词儿的，取笑打哈哈，消除疲劳。我也给喊过夯号，有一次中间忘词停顿了，导致脱了夯，差点没砸着人，父亲数落我好几天，什么“这小学咋念的”那套嗑，让我郁闷很多天。

　　砸完地基就是垒房。垒土坯房不像垒砖房那么规矩，不用挂线，全凭垒房瓦匠的眼力和细心。垒完墙体就该上檩了，上檩是盖土坯房最隆重的事，有好多讲究呢。上檩之前得 “挂红”。把红布条系在中檩上，这是为了喜庆，挂得多也是一种荣耀。等上完外屋的中檩，上椽子之前，红就撤下来了。接着用高粱杆铺盖房顶，再压上黑土，抹上黄泥。

　　“嗨！终于完事了！”父亲深深地松了口气，如释重负，终于结束了多年的租房生活。母亲更是乐不可支，送走帮工的亲友，挨个告诉好几遍：“这回姐姐有个稳当住的家了，都来串门啊！”

　　两间土坯房，一间里屋当客厅和卧室，南窗下一铺大土炕住着一家5口人。外屋当厨房和仓库，摆满了油盐酱醋和零落把碎。虽然很拥挤，但比租的房却宽敞了许多。

　　里屋就一种家具，是一对梨木大箱子，一只总开着，一只总锁着。总开着的那只，放着日常用品和衣物，箱子很大，东西很少，我总要垫个板凳踮起脚才能勾到里面的东西。总锁着的那只，从未见打开过，充满着神秘感，我问父母那里面是什么，他们总说：“小孩家家的，别啥都打听，学好你的习得了！”我趁父母不再家，努力的去嵌开箱盖缝，可缝太小了，啥也看不到。这个谜团过了很多年后，当我考取乌兰浩特一中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只箱子里锁着一套崭新的被褥，是父母结婚时做的，蓝色丝绸面上绣着一对对鸳鸯，非常好看也非常贵，一直也没舍得用来盖，也怕被因为弟弟超生被罚款顶账，最后等到我考学后拿到学校去住宿用，整整锁了18年啊！多么暖和多么漂亮的被褥啊，那是父母心脏的暖温啊，那是父母含辛茹苦的渴望啊！后来，这套被褥一直陪伴着我念完高中读完大学，到后来在县医院住单身宿舍，成家后才退役，被面已经掉了颜色、薄得开了线，里面的棉花成了疙瘩，不忍扔掉，又重新絮了棉花，补丁被面，之后放在了书房了。我常打开盖盖，体会那种温暖的回忆。

　　土坯房里，父亲就像一个家庭教师，任何问题他都可以给我讲解，有时候甚至比学校的老师讲得更好，他就好像是一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能人，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到，他是我向往的目标，是一本活的十万个为什么，是我对科学文化一直充满热爱和尊敬的源泉。因此，“长大了要当科学家！”是我在土坯房里立下的第一个人生理想，可是现在夭折成了一名普通的基层医院医生，父亲却认为很好，至少父老乡亲能借点光。

　　土坯房里，班主任老师经常来家访，考试后的家访，老师总给我带来一饭盒香喷喷的饺子，说是奖励给第一名的。父亲受老师的启发，如果每次考试我第一给2元钱，后来我就总考第一，父亲的每月38元的工资已经支付不起那2元钱，就提高了奖励条件，必须期末考试第一，再后来必须全年组、全乡第一。这些来自于物质的刺激，5年小学下来，我居然攒了20元，仅买了一袋饼干，余下的买了一箱子课外读物。那时候的老师和父母都一样的心思：都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变得有文凭有文化，不要长大“顺垄沟找豆包”！

　　土坯房东，是宽阔的院子，那是我的乐园。即便已经放学回家，我也要带着那条“骄傲的红领巾”，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玩耍着各种各样的游戏。和女孩子跳皮筋，跟着节奏“马兰花开一十一，一五六，一五七，一八一九，二十一……”和男孩子踢毽，什么“盘、磕、拐、蹦、抹、背、勾、踏……”秋后院子就是打谷场，开始玩谷草垛游戏。就是把参加游戏的小孩分成两队，力量上要平等，分成二排站好，在两排之间留下10多米的距离，然后二个队分别依次喊出口号：“谷草垛，插镰刀，你的兵马任我挑。挑那个，挑红英，红英不在家，就挑你们当中谁谁谁”。然后，由一队员喊出，挑你队中的那个谁谁谁，这个谁谁谁就要代表本队，向另一队冲锋陷阵。另一队严防战线，就是队员们手拉手，紧紧地站在一起，不让对方队友冲破防线。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玩法就是进攻与防御。冲过去的谁谁谁，冲开了对方的防线，就算胜利，骄傲地带回对方一个队友，冲不破防线的，等于冲锋失败，就会被对方队友留下来。我总被挨挑，我总想冲过去把那个漂亮的带两道杠的“红英”女班长带回来，却因为我比其他孩子胖一些速度较慢，总被挨抓，成为“红英”的俘虏。

　　土坯房前后都是菜园子，那是全家人维生素的唯一来源，很少去买菜，却常常节俭下新鲜蔬菜去卖几个钱填补家用。土坯房西面是猪圈和鸡架，猪，只能养一只，因为粮食将就够人吃，猪只能喝刷锅水一样略微浑浊的泔水，猪常常瘪着肚皮嗷嗷叫去拱圈，当年猪常常不能当年杀，我常常过年时对着那条“肥猪满圈”春联迷惑不解；鸡，倒是养了不少，也下了不少蛋，却总被母亲拿去走人情，或者顶账，也就端午节、中秋节、儿童节，我能吃到几个母亲“计划外”的鸡蛋，我常常畅想：什么时候可以大吃狠吃一顿鸡蛋啊？

　　学会写作文了，总要写身边熟悉的事物。我就把土坯房总写进去，先写以前没房子很可怜，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我家富裕了，盖了房子，我生活在党的温暖阳光里云云。一看到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比变化，老师就一定给很高的分数或者很多的五角星。

　　土坯房，伴随着我那简单而纯真的80年代，伴随着我从童年走向少年。虽然身穿粗布涤卡，吃着五谷杂粮，生活却总是充满渴望，精神却总是充满愉悦，那曾经的理想主义为我带来思索的力量和沸腾的感动。“女排三连冠”给我无穷的精神鼓励，《霍元甲》、《陈真》让我从小就憎恨小日本军国主义，父亲用养家糊口的钱订阅的《小学生》、《新少年》是我感知外面精彩世界的窗口。我的楷模是雷锋、赖宁，我的偶像是小虎队、周润发，我的英雄是解放军和老山前线战士，我的座右铭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0年代情结，以至于影响我的理想初衷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当岁月已经无情地把许许多多的往事拉得老远之际，罗大佑的《童年》总能让我重温童年，对逝去岁月的无尽感怀。

　　我常常想把这宝贵的80年代故事，讲给我这个21世纪出生的儿子，以作忆苦思甜教育，可是面对着这个一定会在将来淘汰我们的这一代，我实在缺乏信心能让他听下去，也许30年后儿子要给孙子去讲，把我认为很幸福的时代是否描绘成一种苦难？

　　四间石头水泥起脊房：让母亲扬眉吐气

　　随着生活的不断提高，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洗衣机、缝纫机、录音机、电视机、写字台、大衣柜、自行车等等，相继塞进了土坯房。3个孩子也越来越大越占地方，睡觉爱打把式的我翻个身就砸着弟弟。两间土坯房已经不堪重负了，无法满足生活的需要了。

　　父亲的工资，母亲的劳作，养家糊口尚可，再盖新房却无能为力，好心的亲属愿意借钱给我们，可是却无偿还能力。怎么办啊？父亲左一棵右一棵的旱烟，把屋子熏得满是烟袋油味，愁啊，当年盖土坯房时的兴奋早已无影无踪。

　　“车到山前必有路，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一句话，是当时生活在底层温饱线上的劳动人民的奋斗格言。关键时刻，我的奶奶居然偷摸拿出了2000元钱，资助盖新房！

　　60多岁的奶奶，一个大字不识，是个没有文化却很有智商的人，也是全村最早入党的，入党时的年龄是16岁，比刘胡兰晚2年。后爷是个好人，是粮站书记，生活比我们强许多，依靠后爷生存的奶奶，凭着细心努力，卖一些瓶瓶罐罐，从牙缝里一角一角的节俭，自己又忍着老眼昏花绣了一些花鸟换钱，又凭着那张破旧的党员证和烈士遗属证明从民政部门要点补助，边边角角，日积月累，就攒下了这笔数目不小的钱。

　　奶奶的2000元钱，父亲又张罗2000元，加起来，可以盖四间石头水泥起脊房了！当年盖土坯房时的兴奋，又洋溢在全家每一个人心中。

　　我初中二年级时，就是1988年，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父亲决定破土动工。与盖土坯房不同，这次我们可以雇瓦匠、雇小工、雇车了，免去了父母和众多亲友的劳苦。为了节省石头，也为了保存土坯房的保暖优点，就把两间土坯房砍去一小半墙体，另一半用石头包起来，父亲说：寒冬腊月时挤在两间土坯房原址里可以“猫冬”。

　　有了钱真方便，很快四间大房的主体工程竣工。为了节省一部分钱，余下的琐碎小活，像搭炕、抹墙沙里、抹水泥地什么的，父亲决定自己干吧。其实，父亲顶多半个瓦匠水平，带着新房落成时一斤酒的兴奋，让他跃跃欲试。但缺个小工配合他，当然是母亲和14岁的我了，和泥、搬石头、塞沙子什么的。一放学，我就得放下书包干活，常常干到夜里之后，我还要疲倦地支着眼皮做功课，我是非常热爱学习的，我总觉得父亲在报废我的学业，埋怨不已。

　　四间石头水泥起脊房，终于在一年后完完整整、高高大大地耸立在村子里，离老远就能看见。母亲感觉非常骄傲，还特意路过以前的房东家串串门，有扬眉吐气的味道。房子挺起来了，父亲的腰却因劳累弯了起来，说：这辈子再也不盖房子了……

　　宽敞明亮的楼房：归宿不了乡愁

　　很快就步入了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祖国大地一片商机无限，即便是塞外的兴安盟，改革开放的步子也明显加快起来。“搞搞家庭经济建设吧，要不这3个孩子都在读书，到以后读高中上大学也供不起啊！”父母亲一商量，决定倾其所有积蓄，利用父亲搞农业技术的优势，从外地购来大量种子化肥，囤积在四间大房子里。母亲放弃了务农，职业转型，卖起了货。那时候，真是赚钱的好机会，啥证也没有，就是主意挣，也没有职能部门管理。这四间大房子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了好几年货仓，使我家的经济状况直线上升，成为村里上等有钱户，保证了我读完高中念大学，还保证了弟弟读完研究生又考了博士。村里天资聪颖的孩子不少，却很多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只好辍学，或者考个中专早点参加工作。相比之下，我和弟弟是幸运的。

　　兢兢业业的父亲在80年代是乡政府里的先进人物，贴了一墙荣誉证书，后来狭窄的土坯房都没处贴了。进入90年代后，我发现父亲一张荣誉证书也没得着，却总因经商耽误上班，还错过了提拔的机会。领导教育他：你是个党员，应该坚持搞好革命工作啊，不能总偷偷摸摸地赚钱啊。父亲自知理屈，低着头，装老实，不吱声，直点头。等我们哥俩都上大学后，父亲昂起头来，对那个领导说：我给党培养了两个大学生，我怎么不务正业了？！想起这段经典对白，我就想笑，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父亲当年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2000年，我从包头医学院毕业，带着“到祖国最需要地方去，家乡最需要我”的乡愁情结，回到家乡县城的突泉县人民医院工作，当了一名医生。父亲马上就给我拿了6万元钱，买了新盖的医院家属楼，80余平，宽敞明亮，还买了一大堆家具家电，功能齐全，舒服得很。“上班就有楼住！”同事们啧啧不已，投来羡慕的目光。以此优厚的条件，远在通辽的漂亮的女同学，我上学时搞的对象，更是愿意离开家乡到突泉嫁给我。父母也经常来住住，享受楼房的阳光和温暖。

　　乡下的四间石头水泥起脊房，已经变得破旧起来，在村子里“北京平”群房中就更显得苍老，成了老屋。我曾经多次劝他们搬到县城来，把老屋卖掉吧，他们却总是活了心又舍不得，一直没来，还在呵护着老屋。

　　每一年，我都要回村几趟，我不但要看望父母亲，还有那魂牵梦绕的老屋，因为老屋是我成长的见证，是我快乐与哀伤的乡愁，能让我那颗城市生活中忙乱的心宁静下来回归自然。或许，我所要寻找的是一份熟悉感，这种熟悉感常常会为我带来我所需要的淡然和安宁。我的儿子，这个顽童也很喜欢老屋，那铺大炕可以翻好几个跟头不掉地，菜园子里可以藏猫猫找不着，院子里可以挖来挖去亲近泥土。对着猪圈看猪，儿子大惊：这么脏臭的猪怎么能有那么香的猪肉？在鸡架下，儿子撵着小鸡，他要抓住一只去打鸣。这一幕欢快，随着3年前的母亲病逝，就再也没有过……    

　　义诊完毕，我一步步，慢慢走向老屋，像一只想栖落寻找旧巢旧枝头的漂泊的鸟。一路静悄悄，我感觉不到乡村那繁华声音的存在，仿佛逆着时光在旧梦里行走，我的伙伴好像在叫我打尜（gá）扇啪唧，我的老师在叫我起立回答问题，我的母亲好像在喊我回家吃饭…… 

　　老屋就在眼前，还是老样子，只是更老了，已经和父亲一样苍老，唯一的变化是后面墙体鼓起包来，被一跺新砖砌的墙有力地顶着。我是人非了，老屋还是我的老屋吗？在亲切而又熟悉的老屋里，我还能从记忆的废墟里重新拾到生命的留恋和灵魂的欣慰吗？我的乡情乡思还能找到一个有意起居的温暖枝头吗？

　　果然，我的回家，父亲意外的惊喜了！我也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父亲决定明年就搬到县城去住。真的？真的！问我：县城里还有便宜的平房外卖吗？我说：住平房干啥，这回我给你买座新楼，给你安个电脑上网，让您天天能下棋，看各个版本的《三国演义》和《红楼梦》…… 

　　老屋啊，时间和岁月肯定留不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