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题材的剧目都可能成为保留剧目，关键是要有较高的艺术质量，要有较持久的艺术魅力。只有不断地创作出新的优秀剧目才可能使保留剧目不断增加。

　　获得优秀保留剧目奖的戏曲共9部。其中改编传统剧目3部：京剧《盘丝洞》、《三打陶三春》、莆仙戏《春草闯堂》；新编古代戏3部：越剧《五女拜寿》、京剧《钟馗》、闽剧《贬官记》；现代戏3部：吕剧《苦菜花》、川剧《金子》、眉户《迟开的玫瑰》。它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巡演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这说明不同题材的剧目都可能成为保留剧目，关键是要有较高的艺术质量，要有较持久的艺术魅力。评论界对保留剧目也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我个人认为，雅俗共赏是作品能够保留的一条重要“秘诀”。如《春草闯堂》故事性、喜剧性很强，同时人物又很有典型性，对封建官场、世态人情的剖析非常深刻。《五女拜寿》是新编古代戏，人物有历史根据，但随着故事的展开，人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民间的伦理道德的张扬。3部现代戏的创作都是追求精致的，语言文学性强，表演也经过提炼，同时它们与群众的审美需求又很贴近。

　　许多院团前些年获得各种奖项的剧目不再“刀枪入库”，而是继续积极加工，精益求精，争取更好的成绩和能够长期演出。如豫剧《村官李天成》《常香玉》《香魂女》、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九斤姑娘》《李慧娘》、楚剧《大别山人》、吕剧《画龙点睛》、北路梆子《黄河管子声》、滑稽戏《顾家姆妈》、陇剧《官鹅情歌》、黄梅戏《风雨丽人行》、婺剧《梦断婺江》等都在做锲而不舍的努力。大家又重新检视自己创作的剧目，看哪些具有保留的价值。2010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国家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国家京剧院演出的5台剧目中有4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和改编的保留剧目。据报道：淮剧《马陵道》13年后再次在上海亮相。这是因为人们看到这部作品有历史穿透力，也有现代意义(《上海戏剧》2010年第12期)。江苏8年打造越剧《柳毅传书》。该剧首演于上世纪50年代中叶，曾在20多个大中城市巡演，近年又多次修改，努力提高艺术质量(《剧影月报》2010年第4期)。山东省京剧院的京剧《石龙湾》已演出15年，通过演出这一剧目培养和成就了许多年轻演员(《中国文化报》2011年1月5日)。

　　有一段时间大家只重视原创，忽视剧目的移植；对保留剧目的重视使人们重新注意到移植剧目的作用——它是丰富上演剧目、保留和推广优秀剧目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前愿意移植剧目的多是基层剧团，所移植的剧目也多是通俗的、故事性强的“叫座剧目”、“吃饭戏”，而近年一些省市级的剧团也重视了移植工作，一些演出难度较大、获得大奖的“精品剧目”也被许多剧团移植。如兰州市秦剧团移植了《曹操与杨修》，山西省晋剧院、太原市实验晋剧院和北路梆子剧院等移植了《金子》《华子良》《画龙点睛》《迟开的玫瑰》等剧目。他们结合本剧种的特点，在移植中又有新的创造。上海戏剧学院青年京昆剧团移植了川剧《死水微澜》，拓宽了京剧艺术表现题材，在京剧艺术形式上也有所创新。

　　当然，重视保留剧目不是不要进行新的创作，恰恰相反，只有不断地创作出新的优秀剧目才可能使保留剧目不断增加。现在的优秀保留剧目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们都是前些年创作的成果，是创作的“有效积累”。戏曲传统是一条流动的河，新的优秀保留剧目是向这条河里注入的活水。只有不断注入新的活水，这条河才不会枯竭。

　　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独特性，能与广大观众感情相通，应有浓郁的地域性和鲜明的剧种特点，同时也可以为其它地区的观众接受和喜爱，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有所创新。

　　有多部前几年创作演出的作品，在2010年的舞台上继续绽放着异彩。如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描写上海教授孟冰茜支援西北安家西安后的情感和心路历程。写出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戏剧家刘厚生说，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一个人的社会角色重于乡土观念”。而由于作品真实地表现了人物的“乡土情结”(这“乡土”是比西北要发达得多的上海)与“社会角色情结”之间的矛盾纠葛，所以许多年轻观众也被作品深深感动。

　　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独特性，同时又能与广大观众感情相通。如福建京剧团演出的《北风紧》描写宋金战争期间，宋朝的文人施宜生因科举落第，流落金国，却被金国的公主招为驸马，并官至尚书。金国派他为和谈使者但暗中却派人刺探军情，施宜生出于故国情怀，向宋朝暗示了金国将发动进攻的消息，但这样却又造成金军惨败、大将军“阵亡”的结果，使他成为罪人。施宜生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他性格的悲剧。这种境遇是独特的，但由于作品真实地写出了人物的情感煎熬，因此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

　　优秀的作品应有浓郁的地域性和鲜明的剧种特点，同时也可以为其它地区的观众接受和喜爱。评剧是流行于北方的戏曲剧种，曾昭娟主演的《寄印传奇》具有浓浓的评剧味，第九届中国艺术节在广州演出，随后又到武汉演出，都受到观众的欢迎。武汉大学还为该剧召开座谈会，师生热烈评论该剧的得失，畅谈自己的感受。曾昭娟高兴地说：“我发现我们这个北方剧种在南方也是相当受欢迎。”(《戏剧之家》2010年6期)同样的，福建剧作家郑怀兴为山西太原市实验晋剧院创作的《傅山进京》在广州的中国艺术节上也引起热烈反响。一位山西的创作员说：“山西的晋剧竟然在南国的舞台如此轰动，说明了这部作品的内涵和实力不同凡响！”“于是，我羡慕，我遗憾，我‘嫉妒’，如果这个剧本出自我们创作中心无论哪个创作员手中那该有多好呀！”(《三晋戏剧》2010年第2期)这说明，杰出的作品对创作可以起到带动作用。

　　优秀的作品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有所创新。评剧《我那呼兰河》是根据萧红的小说改编的，表现东北农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下的痛苦与反抗。经过编剧黄伟英、导演査明哲和主演冯玉萍等的再创造，通过强烈的舞台节奏和一个个精致的舞台处理，使程式化和生活化得到更高程度的结合，不仅表现出生命的诗意，也展示出人物内心深处的美丽和高贵的尊严。因而作品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也具有了人们努力追求的“现代性”。青年观众看后说：“原来评剧是这样的，好看、好听、震撼，荡气回肠，柔情万种。”(《中国戏剧》2010年第10期)

　　剧作家和艺术家越来越重视对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对神韵和意境的追求，并在作品中有突出的体现。如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超越了写农民打工、妻子留守这种社会问题和生活的表面，而着重抒写了人物内心细微的情感，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韵味。越剧《唐琬》表现的是一个人们多次演绎的历史题材，但越剧的演出除了才子佳人的越剧味道外，更多了几分雅致。越剧老艺术家袁雪芬曾说，越剧有两个奶娘，一个是话剧，一个是昆曲。《唐琬》的创作者更自觉地向昆曲学习，同时在人物的身上又渗透着一个现代的精神，所以很耐人品味。

　　以上只是举出少数的例子，还有许多作品在舞台上演出的时间还不长，但已显出自己的特色。如陇剧《苦乐村官》、花灯戏《梭罗寨》、歌仔戏《蝴蝶之恋》、越调《老子》、河北梆子《女人九香》、湘剧《古画雄魂》、京剧《响九霄》《下鲁城》、高甲戏《阿搭嫂》、豫剧《大明贤后》、潮剧《东吴郡主》《还官记》、吕剧《大唐黜官记》、花鼓戏《老表轶事》、闽剧《别妻书》、琼剧《下南洋》、山歌剧《桃花雨》、越剧《烟雨青瓷》《一缕麻》《梅花谣》等，都蕴含着值得重视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经过继续加工提高，它们中的许多剧目应能在舞台上保存下来和流传开去。

　　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营养，才能历久弥新，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对于戏曲艺术来说，继承和革新是一个长久的话题。现在已有上百个戏曲剧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们的历史长短不同，生存状况也不尽相同，但都需解决保护继承与革新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海昆剧团演出的《长生殿》在艺术节上被评为“文华大奖”，体现了昆剧人为传承昆曲艺术作出的努力，和这种努力受到大家的认可。继昆曲、藏剧、粤剧之后，京剧也于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使京剧人更感责任重大。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认为，“我们的文化生态十分严峻”，“修复生态，重建民族文化是个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当前的多元文化格局下，京剧要努力“全面突围”(《艺术通讯》2010年第9期)。在各京剧院团的演出剧目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和发展态势。他们一面认真加工提高原有的保留剧目，一面创作演出新戏，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如上海京剧院继《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之后，又对《成败萧何》反复加工。国家京剧院在加工、提高优秀传统剧目的同时，创作演出了引人瞩目的《曙色紫禁城》。各地的京剧院团在编演新戏时，也都有拓展京剧表现能力和艺术魅力的想法。如武汉京剧院的《生活秀》和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的《飘逸的红纱巾》，都在京剧现代戏创作上有了新的探索。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浙江京剧团的《藏羚羊》把童话题材与武功结合起来。陕西省京剧院的《风雨老腔》让老腔演员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在京剧的唱腔中糅进老腔，使京剧能更好地展现关中风情。甘肃省京剧团的《丝路花雨》吸收了舞剧的元素，用京剧诠释敦煌文化。而浙江京剧团和上海戏剧学院共同创作演出的实验京剧《王者俄狄》则着意探索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他们的这些探索显然不是由于少数专家评委的影响，而是出于对京剧如何才能更好地保存和发展的理解。京剧要保护传承，也要革新发展。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营养，才能历久弥新，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古老的京剧如此，更年轻的剧种恐怕也应该如此。

　　上千年的戏曲艺术长河从古代流到今天，有时汹涌澎湃，有时也水落滩浅，但它始终没有断流，没有枯竭，这就是因为，各个时代都从四面八方的山峦沟涧向这条长河注入活水。千百年来，它浇灌着北方的黑土、南方的红土，滋润着各族人民的心田。今天，我们要保护好这条水源，并不断注入新鲜的活水，使它能继续浩荡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