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喜欢读诗，从青年到白发，乐此不疲；又加上喜淘旧书，诗词曲类买了近千册，大半生对中国诗歌的阅读，使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的诗歌就像奔腾的黄河，是一条永远变动不息的长河。

　　它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由古体而近体(格律)，由近体继而“诗余”(词)、元曲兴起。到了“五四”时期，旧体诗词又被颠覆和埋葬。进入新中国，旧体诗虽一度被视为“谬种”，但它始终为许多人所喜爱。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又起而为古典诗词平反，说它“一万年也打不倒”，但同时认为它应该“改造”和“发展”。

　　到了今天，中国诗坛可以说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白话诗、旧体诗与民歌俚调并存，不同风格的新古体诗、自由曲、新咏等创新诗体也破土而出……这种多元局面的出现，在我看来，乃是历史的必然。诗歌形式固定是相对的，变动不息是永恒的。正是这不息的运动，中国诗歌才“不废江河万古流”，永远生机勃发。

　　今日之诗坛，屡有白话诗与旧体诗谁应占主体地位之争。我认为，这种笔墨官司打得再久，也难得出结论。因为谁是“主体”，谁恭陪“末座”，并不能由所谓的权威们说了算，而必须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哪种诗歌最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最能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最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就应该齐声喊好。

　　几千年来，“主体”与“非主体”的诗歌，在历史长河中也不断变更。汉以前，四言诗是主体，但后来五言取而代之；魏晋以后，七言诗又渐渐取代了五言诗的主体地位；南北朝的诗歌均为乐府古体，进入唐代，近体(格律)诗盛行；到了宋元，诗虽然仍是主体，但词与散曲却已成了这两个朝代无比辉煌的漫天彩虹。

　　回溯历史可知，诗歌形式的发展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而来的。社会剧变之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语言习俗、音乐娱乐、兴趣爱好等也随之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注定了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又受语言要畅达(群众能够听懂)、音乐要和谐(是韵文，能歌唱)、形式要精美(求美永无止境)三个不变要求的制约。这三条，顺之则兴，逆之则衰，它使中国诗歌朝着越变越好的方向发展。

　　为说明这个越变越好的历史大趋势，试举五例：

　　例一：〔汉〕梁鸿《五噫歌》

　　陟彼北邙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这是东汉初期流传下来、传诵千古的一首早期五言好诗。就体式而言，“和四言诗相比，五言诗的优点显而易见：首先可以包涵丰富的内容，而不必用几段诗歌来反复歌咏一个主题，免却四言诗回环的单调，容量增大。其次，其音律节奏由于单字词组的加入而多变，更加优美。”(《中国诗学》第四册67页)由此可见，五言取代四言，乃势所必然。

　　例二：〔魏〕曹丕《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中国早期的七言好诗之一。比之五言诗，它创作更精致、委婉，更讲究音律和谐，更具风情神韵。因此，它能“开千古妙境”，继五言之后成为更主流的形式。

　　例三：〔唐〕杜甫《绝句四首》之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仅从这首七绝，也不难悟出格律诗取代古乐府，在中国长盛不衰的美学原理。

　　例四：〔宋〕无名氏《念奴娇·题项羽庙》

　　鲍鱼腥断，楚将军、鞭虎驱龙而起。空费咸阳三月火，铸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阴陵道狭，月暗云如垒。楚歌喧传，山川都姓刘矣！悲泣。唤醒虞姬，为伊死别，血刃飞花碎。霸业销沉骓不逝，气尽乌江江水。古庙颓垣，斜阳红树，遗恨鸦声里。兴亡休问，高陵秋草空翠。

　　从古到今，咏项羽的诗成百上千，有哪一首能把项羽写得如此淋漓酣畅！由此，也可以看出词的表现力更胜于诗。

　　例五：〔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从这首小令，也不难看出，诗在元代虽仍是主体，但散曲的蓬勃兴起已是必然。

　　以上五例可以说明，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国诗歌形式也在不停息地变动和发展着，而且总是愈变愈好。

　　进入新中国，我国社会生活空前变化，这大变化又必然带来诗歌的变化。别的不说，单是今日之语言，就已由单音词为主，变成了以双音词为主。整个社会流行的是通俗语言，而旧时的书面语言已日渐淡出。这就决定了诗歌也必须随之改革。在这方面，京剧以及各地方戏曲(中国的各种戏曲都是诗歌的分支，其唱词都是诗歌)，在竞争中为了生存，为了让群众听得懂唱词，早已走在了改革的前头。要而言之，都是突破了五七言的格局，把唱词由单音词为主变成了以双音节词为主，同时放宽音韵限制，每句字数组合“三、三、四”或“三、四、三”，甚至更长，使之通俗易懂，并便于吟唱。在群众易懂和便于吟唱的大前提下，再求精求美，臻于完善。

　　我以为，中国诗歌的变革，似应借鉴戏曲界的经验。可以说他们既继承传统，又有创新与突破，赢得了百姓的喜爱。

　　清代被称为“乾隆三大家”之首的袁枚，曾写过这样一首《自题》诗：“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袁枚不墨守成规，是赞成“笔墨当随时代”的。他也并非“随意闲吟”，而是时时笔涉社会和人生。愿一切有志诗歌改革探索的同仁从袁枚此诗中得到力量。

　　关于中国诗歌的变革，还在抗战时期，延安诸老就曾有过讨论。我在去冬编辑出版的《民国六百家诗钞》中，就收录了谢觉哉同志《与钱老论新旧诗体》一首，全文是：“新诗应比旧诗好，新代旧又代不了。旧诗古奥识得稀，新诗散漫难上口。新旧只缘时世殊，文白都宜词理妙。有韵能歌兼有意，我曾承教于鲁叟。可以旧瓶装新酒，亦可旧酒入新瓶。当年白陆何曾旧，今日韩黄亦必新。不改温柔敦厚旨，无妨土语俗词陈。里巷皆歌儿女唱，本来风雅在宜人。”(1944年新作)

　　此诗所持观点，至今依然给人启迪。而其中“新旧只缘时世殊，文白都宜词理妙”“ 不改温柔敦厚旨，无妨土语俗词陈”“里巷皆歌儿女唱，本来风雅在宜人”更是至理名言，应为我们今天所遵循。我抄出此诗，自然也希望所有从事诗歌改革探索的志士仁人，从中受到教育激励，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