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化社会史中充当了自始至终的角色，却从来没有在实践的舞台上担当重任，她不过是主流社会中的一道风景、一把挡风伞，婚姻政治中的一位伴娘。儒家思想虽有宗教情怀，却无宗教的严密，基督教文化创立了司法对立，将社会纳入有序的轨迹；儒家文化则放弃对立，取中庸调和。子日，万物皆备于我。是其精华，但很不得谱。其实，儒家文化虽然占有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席之地，但从来就没有现实意义，孔夫子就曾到处游说，列国的君主是一边听一边点头，就是不让他做官。

    儒家思想虽享有圣贤的名位，但实际生活中并无贤达之君，这就是儒家的无奈。

    在历史的交接关口更有儒生跑前跑后架铺桥梁，充当了蹩脚的二腿子。最具典型的历史事件，二十世纪初民国的上空同时飘过两片彩云，一片代表新自由主义；另一片代表新激进主义，前者有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光芒，而后者有苏俄布尔什维克闪耀的赤色。第一代新儒由此诞生，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中西壁合各涉精华，企图搞出一个完美的适合于中国更胜于外国的社会，结果如何呢？晚清政府已经宣布逊位，权力交给了以民主宪政为政体的民国政府，人们忙于筹建国会选举议员，弄得热火朝天准备取舍云彩之时，由于梁卓如为代表的新儒造势，使得袁世凯这位虽有理想颇具人格更有实权的新贵，有了权衡利弊的靠山和口实。最终也就有了以洪宪帝制这样一个新旧相间的怪物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转折，中国人民再度陷入军阀割据的战乱之中。

    应该说，在这场变过中袁世凯表现的更象一个人，如果不取对立面袁世凯这么做无可指责，他是一名旧体制中的旧官僚，首先对新生事物持怀疑态度，其次他又是个既得利益者，思想和人性中所固有的一面都会让其选择君主立宪而放弃民主宪政。当然，究竟袁世凯是不是真正的立宪派，他的洪宪帝制会不会搞君主宪政，由于历史的断裂无法考证，但从这个事件的原头看，从君主立宪和民主宪政实为如出一撤的观点来看，袁世凯终归是个耍权力多于国家利益的人物，是个彻头彻尾既赢得了儒家赞誉又获取了自身利益的小人。这场事件中最二的数新儒的添乱，他们象个不涉时世的外星人，把人性与现实隔裂开来，将中庸之道用来调和水与火的碰撞，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绊脚石。梁卓如事后也幡然悔悟，彻底改变了君主立宪的初衷改为支持民主共和，遂有其学生蔡松坡在云南的二次革命。梁启超通过历史教训得到了新生成为民国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老师康老夫子则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着自始至终的腐儒角色，他鼓动张损搞二次复辟，辫子军开进北京重新跪拜在清庭的殿堂，康有为被任命为上书房行走，军机处大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作为儒家的代表接受官庭任命的官员，总算为孔老夫子出了一口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