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让子弹飞》击中无数国人的心脏。人们看完电影走出影院，用短信和微博发送的“拇指影评”取代了传统影评人精心锤炼的语式。大家最津津乐道的“站着把钱挣了”，想来有双重指向：在片中，是姜文扮演的土匪张牧之的台词，在片外，已过6亿的票房成就普罗大众的理想式成功。

　　“站着把钱挣了”的境界，也是片中张牧之想成为天老爷的快感所在，因而观众也有了一个将自己暂时地臆想为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机会。这部电影在恰当的时刻、以恰当的宣言，让全体国人先验性地尝到了精神上的扬眉吐气。不过，电影艺术和社会心理应该是分开的，这部电影因为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而成就了大于电影本体的一种现象。

　　实际上电影也存在一种国家美学。比如好莱坞的电影美学可能是类型所奠定的商业主义，或技术所奠定的专业主义，哪怕是俗滥的爱情片、喧嚣的动作片，在细节上都是认真的，可以视为美国由来已久招牌般的实证哲学和专业分工在电影领域的折射。虽然好莱坞的国际化覆盖了内容创意、资本运营、行销策略，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不能定义好莱坞是美国的而实际它是全球的，但无论如何，好莱坞电影仍然存在着国家美学。日本电影也与日本文学一样来自同一个源头——菊与刀的国家美学，北野武的《花火》无疑为例证：温柔地令人心碎的夫妻情与无法预测的暴力时刻，构成了这个国家樱花与武士道的奇异结合。法国电影起初是为了对抗好莱坞的商业主义而走艺术路线，不料却成就了自己，它允许艺术家絮絮叨叨说着知识分子的小资情绪、也允许艺术家揭露时弊，大张旗鼓地宣誓革命，在这个曾以大革命惊醒世界的国度，他们一样树立了这个国家的美学风格。那么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是什么？国家的美学又是什么？

　　对“子弹”挑毛病，不是要在一片叫好叫座声中自绝于民或哗众取宠。比起那些故作高深到无视观众娱乐权的观念电影、或者简单苍白到愚弄观众情感智商的物质电影，姜文导演当然值得我们骄傲。但他越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期待就越高些、要求就越苛刻些。自鲁迅以来，国民劣根性成为中国文化批评的现象。而《让子弹飞》里永远面目模糊的群众，谁赢了就跟谁的群众，这是我们想要的面容吗？我们希望世界眼中的我们又是什么样子？

　　姜文爱思考，会讲故事，他让我们看到了用电影输出一种国家美学的希望。当我们在文学上没有出现过大江健三郎的《我的暧昧的日本》、没有出现过关于德国战后一代如何去爱、如何用来自非洲的现代和解哲学来解决当代问题而震惊世界的《生死朗读》时，我们期待姜文以及更多的姜文，把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思想，用扎实的剧作和繁盛的视觉表达出来，那时，我们终可以骄傲地拥有一张清澈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