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忆念起我的河北涿鹿桑南古镇学校。她是我人生的青春岁月转折点，她曾经从最基层的此岸摆渡我抵达希望的彼岸。无论岁月怎样老去，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在那里与凌云青春相遇，对于救助我成长成人远走的学校和她的感恩，始终都似故乡那条宁静、母性的桑干河，永远地润泽着我奋斗的人生。

　　1977年冬天，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的我，心有不甘的回到塞北下乡，队长看我年龄太小，怕我劳动不了，就让我学习果树技术，当生产队的农林技术员。一天下午，大队支书王喜富到村南园房找到了正在学习农技的我说：“中学毛存明书记今天前晌到大队找我，说李纪莲老师生小孩休假，中学数学没人教，一个班的学生没人管，李纪莲说：小由在成绩突出，中学七门功课，六门考了全校第一，其中数学是满分，所以我推荐她留校代课。学校到大队来要人，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去中学当教师。”

　　当老师？当然比在农村劳动轻松，我求之不得。见我愉快地点头，王喜富书记拍拍我的肩膀道：虽说只是代课，但每月能拿到30块钱，好多人眼红哩。要不是看你父亲是我的老队长，这肥缺也不会轮到你，我们大队也不会放你去的。

　　家人听说我要当老师了，高兴得就像过年。娘吩咐姐姐冒雨到供销社的门市部给我扯了白的确良衬衣，还做了制服裤子，准备让我换下带补丁的旧衣服，体面地去学校教书。

　　当时听说李纪莲老师就推荐了我一个人，但需要到中学进行试讲，依据老师们听课情况，再确定是否录用。我的试讲顺利，听课的老师们非常满意，他们说：小由比老教师讲的都好。没想到在最后决定进校讨论时，政教处长顾生弟提出了异议：“来学校代课的老师，除了教高中数学，还得兼班主任。小由在中学成绩虽然非常优秀，但是他没有当过班干部，怕他兼班主任难以胜任，所以，不同意选他留校代课。我推荐一位姓唐的同学，他是最佳人选，可以先进来试试看。”顾是教务长，他的发言，很有权威性，其他老师们无法反对，等于把我拒绝了。事后，我知道姓唐同学的父亲是某公社的书记，他走了顾教务长的后门，顶替了我留校，我被拒之门外。

　　去中学教书计划流产后，我回到生产队继续学习农业技术，当农民果树技术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时我十分羡慕人民教师这个职业，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无法实现这个愿望。我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

　　1977年，正是国家改革的前夜，我在生产队劳动什么苦累的活都干过，修剪过果树、当装卸工人、拖拉机手、种过地、盖房当泥瓦工。在村里劳动了半年，很辛苦，很累。那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便是“男人不怕受”，“男女都一样”。而实际上，17岁少年正在长身体阶段，生理条件与成人不一样，所承受的压力也根本不一样。半年下来，我越来越觉得体力吃不消，因而情绪也很差。记得有一天，我对一个知青说，如果30岁以后，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出走或者自杀。

　　这年秋天，国家实行改革招生制度改革，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开始不太相信，姐姐拿回招生简章给我看了，我才确认。我属于奔走相告一类的人。拿着载有招生简章的报纸，我激动地到处给我队的知青们看，拼命地劝说他们参加高考。两个成份差的社员当场就拒绝了参与这事。用他们的话说，何必让人家一边翻我们的旧账一边骂，这狗日的也想上大学？只剩下我毅然决然地投入了高考的大潮之中。

　　然而，事情并不顺利。先是大队副书记张文喜坚决不同意，他说：你是生产队重点培养的果树技术员，放你报考若是走了，五百亩果园谁修剪？想报考的话，先把培养的学费补偿上，否则不能报名。一看在大队第一关就遇到阻力，报名不成，接着我马上找到公社文教助理——李义告诉我：你属于应届回乡知青，完全符合报考条件，拿上毕业证来公社报名，交五毛钱报名费登记上即可，不需要经过大队出证明同意。我立即到公社报了名。

　　进入初冬，由于没有复习资料，我骑车下城去买书，回来一路上坡，衣服被汗湿透，晚上看了一场电影，被冻伤寒，得了重感冒。第二天，母亲请来的老中医董进善说：孩子病得不轻，恐怕得住医院。我怕住院人多相互影响干扰，耽误有效的学习时间，所以，不同意住院治疗。董先生说，那就先吃几副中药看看。我吃了20天中药，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眼看距离考试剩下十天，我心急如焚，为了尽快治愈应考，哥哥马上用拖拉机把我送到了董家房卫生院，经医院检查诊断：我由重感冒转化成支气管炎和肺门感染，必需住院，否则危险！至少得半个月才能治愈出院。1977年12月，对我来说，是一个难过的冬天。因病住院，使我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机会，只盼身体快快好转，等待来年。

　　1978年初，迎来邓小平改革的春天，他的一系列改革全面启动，我获悉大队要为农村学校选拔一批教师，但“第一次留校代课”失败的影响在我心头还没完全散去，我在激动中有担心，在冲动中有犹豫。在姐姐的反复鼓动下，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学校报了名，几天后就参加了统一考试。那时参加考试的有50多人，大多是镇里的知识青年，有籽种站长孙函军、退伍战士丁桂友，还有大队女副书记朱秉春，晋剧团长丁长生，乐队总指挥赵海全，节目主持人杨树林等，许多人年龄已经超过30岁，我们属于最小的。考试地点在学校一个大教室内，几十个人就在一个考场内考试。

　　记得当年的语文作文题是《我的老师》，由于爱好文学，我先写了作文，这引起了女监考的注意，每次转到我的座位前，都在那里停留一下，看我答题。当最后一门理化考完后，那女老师说，我注意到了你，你这次很可能会考上。这句话一直支持着我的信心。

　　两天后成绩公布，我数学、理化得了满分，语文得了89分，总分289分，我幸运地得知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面试。当时的生产队长闫喜富闻知此事后对我说：“北京已开会，现在政策变了，队里支持并同意你当教师”。听了这话，顿时我心里踏实了许多。经过试讲，我以超出最低录取最低者150分的成绩，顺利进入学校，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就这样，几乎带着一身泥土的我，摇身一变成了乡村教员。

　　从教后的实践使我感到知识的不足，我在教学之余废寝忘食地复习功课，决心以更多的知识来充实提高自己，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在这里，我遇到了青春靓丽的凌云。

　　凌云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记得她当时穿着一个黄色灯芯绒大袄，人很丰满漂亮，她大约坐在第四排，我坐在第一排，我们在一起上了半个来月课。一天听说她们家乡附近七个村联合办了一所中学——古堡联中，因为联中初建招揽生源，许诺优厚待遇条件，动员她们回去就读，不久她就回到家乡联中上学去了。那是我俩第一次见面，留给我记忆深处的她：是一个皮肤白皙的美丽少女离我远去，我也不知古堡的地理方位，那肯定是遥不可及，对她们不再思议。

　　1978年春天，我在桑干河南岸的涿鹿学校参加教师入职考试的时候，她已经进入这所学校当教师，她就是那个看我答题的女监考老师，这是三年后我们第二次见面。

　　进入学校，我俩变成了同事。我教高中数学、物理，她担任初中物理。记得这一个学期，校领导分配凌云和我同组值日，我俩负责每周五打扫办公室卫生、担水、生火烧水、打钟预备、拉铃上课等。领导说让我帮助她值日。凌云反映敏捷，学习优秀，教学备课也很用功。她很守纪律，一到周五值日，总是早早起床来到学校，提前生火烧水扫地，然后打钟预备，从不耽误。我总是帮着她一起生炉子烧水，我因为没有手表，有时经常落后，她自己全包值日。每当看到她弄得满手黑时，我就难过得很。一看她的手，心里就酸酸地疼。我问凌云：“为何这么早？把手都弄脏了，我给烧水吧！”她总是淡淡的一笑：“没事！我住学校宿舍，离得近，能者多劳。”凌云用很低的声音回答。凌云说话的声音很好听，闪着明媚而黑亮的眼睛，带着女孩子的热情腼腆和温柔。

　　在完成学校工作的同时，我们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准备参加大中专考试。我们每天坚持复习功课。那时的我，每天六点起床，七点便得上班报到。上一天的课，晚上备课几近九点才能到家，完全没有什么复习时间。更兼那年月，停电乃家常便饭，印象里几乎夜夜点煤油灯煤气灯，熏得眼睛发胀。

　　单位的领导对我们考学绝不支持，一口认定我们是不安心工作，只顾个人复习。有个姓康的主任曾公开批评我们考学是“有才无德，没有良心”。真是把我们几位复习的青年气得半死。所有这些，都因为我们想要考学的欲望太强烈，我们都承受了下来。那一年，我17岁，现在想来，真不容易。仿佛有了那一年的经历，此后的岁月里，无论什么样的挫折，对我来说，都算不得什么。

　　最有意思的是，在这期间，几位青年教师业余自发组织了一个学习组。我因数理化较好，也被邀请前去。这样的复习活动，使我们的成绩突飞猛进。对于我来说，参加学习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了一些时间。我在这里无心谈情说爱，却是忘我地抓紧时间拼命学习化学和物理。要知道这两门课，是我在中学时老师从来没有好好讲过的。凌云十分体谅我的心情，都说你好好复习吧，你复习吧，我支持你！这份感动，一直珍藏至今。

　　一天我们复习到深夜11点，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任何雨具，无法回家休息？凌云很快从宿舍拿出她的雨衣，轻轻给我穿上，送我消失在雨夜中……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凌云的心眼善良，乐于助人。这是他那双明亮的、大大的单眼皮眼睛告诉我的。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望着你时很纯真，很友好，很平和，使你很想看她。记得那时，我只好望凌云的这双眼睛，而对其他女性我根本不敢正视一次。

　　很长很长的岁月，凌云的这双明媚的眼睛始终留在我心底，我甚至觉着，这双给过我同情关怀的很好看的眼睛一生也不会在我的心底熄灭……

　　凌云也喜欢体育，特别是篮球，凌云投球的命中率也不错，几乎是百发百中。凌云在球队里是五号，五号意味着球打得最好，五号一般都是球队长。女生们爱玩篮球的极少，学校老师只有两个，她是其中之一。我们在紧张的复习之余，抽空锻炼一下身体，充分放松自己。

　　记得凌云在每每随便分班打篮球时，总是要上我，算她一边的。那时，男女老师混合打球玩，是常有的事。即便是下课后随便在场上投篮，凌云也时而把抢着的球扔给站在操场边的我。后来，我的篮球打得很不错，以至到了师范、大学竟历任了学校年级队队员。那时就常常想，会打篮球得多谢凌云。

　　然而，与凌云分在一个值日组，体育活动组，得到她的照顾，凌云这种善良、友好的举动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也是要冒风险的。因为这样做，注定要遭到人们的嘲笑和讽刺的。有几次，她看见学校主任批评我们不好好工作，走白专道路。凌云一声不吭，紧紧地闭着双唇，脸涨得通红。看见凌云难堪的样子，我心里就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她的。

　　凌云家在桑干河南岸的一个古堡。我不知他家住在那一带，只记得每次下城路过时，我总要往凌云的村子里看。其实，在从别路也能买下城的，但我总愿意跑得老远，从他们那边过。也说不清为什么，只是想，凌云从村子里走出来就好了。其实，即使凌云真的从村子里走出来，我也不会去和他说话的，但我希望他走出来……

　　这年夏天，为了升学有把握，我报考了中专。参加大中专考试的地点是桑南学校。在第一考场两天连续考几门课，由于担任高中课程，对初中知识有些不太熟悉，考试答题一般，但是，我坚信肯定能考上，只是上那个学校的问题。参加中考不久，我们就要放假了。

　　一天晚上，学校召开全体大会，42个教工全部参加，布置假前安排，会上康主任讲到：请老师们放假前把借学校的物品全部归还，不要公物私用，长期独占，特别是某人借的裁纸刀，已经半年，这次一定要归还。他刚讲完，刘老师立刻站了起来，“趴”的一拍桌子说：“你说谁那？我借学校的刀子肯定归还！那你从学校给儿子拿回的纸张、复习资料如何办？你有借条吗？你也必须归还！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算什么东西！”两个人在会上吵了起来，人们纷纷劝架，两人方才罢休。老康平时很狂，不是指桑骂槐，就是批评老师们，人们对他敢怒不敢言，盼着有一天出这口气，这次终于有人与他叫板了。青年教师九林、桂玉、瑞星、玉平等激动得站了起来。一看这种场合，灭了老康的威风，权威扫地，我们十几位青年教师心中暗喜：刘老师终于为我们出了这口气。但是，刘老师后来付出了巨大代价：两年后他被下放回家，这是后话了。

　　这个学期结束，暑假凌云准备回家度假，我很想送她，正好她家人来接她。凌云的从宿舍里走出来了，而且看见了我。知道凌云看见我后，我突然高兴起来。这时，只见凌云沿着青砖铺就的甬道，向我走来。“我家在古堡住，放假我就回去了，欢迎你去！”说完，她“咚咚”地跑了回去。我知道，他说的“欢迎你去！”是指她们家里。

　　望着凌云跑进了宿舍，我既高兴又激动，我突然觉着，我再也不会忘记凌云了，凌云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秋天，当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大队冯连英在广播里大声喊我名字的时候，我知道我盼望已久的好消息终于来了。我风一样从家里跑出来。周围邻居都喊了起来：你考上了哪个学校？是哪个学校？我当即撕开信封，大声叫到：是师范院校！然后又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上师范，白吃饭，挺合算！这句话一直是大家笑我的材料。说你自己辛辛苦苦地考上了师范，怎么倒好像是捡了个便宜呢？

　　收到师范录取通知书后，我就不知凌云那时在哪里了。她是考上录取了，还是没录取?考上了在哪个学校？通知书收到没有？我都不懂得如何去打听。随着开学的临近，我常常为这件事后悔，做少年的时候，怎么就不懂得珍惜我们的友情?不懂得关爱同学和朋友？

　　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风景如画的塞北师范，成为78级班里仅有的几名年龄较小的学生之一。在这个北国师范学校里，在我们年级这个令我永远难忘的集体里，在我们有趣的集体宿舍里，我才真正地懂得了师范生活，懂得了知识对我们一生的意义。

　　2005年秋天，为纪念师范毕业二十五年，我们的师范同学都从天南海北四面八方相聚在塞北万全。虽然大家都已人到中年，许多人也两鬓斑白，可坐在一起，仍然都不断地说：上师范，真好呵！

　　考入了师范。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学报道那天，我在学校宽敞的大厅里驻足良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的反差竟如此巨大！上初中时，本来学习成绩优异，由于上学搞推荐走后门，我差点名落孙山，靠姐姐的据理力争，我才以最后一名升学。现在还是我，凭自己优秀的科考成绩，公平的进入国立师范，变迁，蕴含着多少耐人寻味的哲理！

　　我进师范时，正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由教师而成为学生，对于我来说，犹如新生命的开始。学校充满活力充满书卷气息的氛围一下子便打动了我，在这所学校里，我开始发奋努力，决心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虽然那时的我们开始上课用的多是油印教材，许多观念仍然是文革的旧观念，一些工农兵学员老师水平也不高，但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又有了坐在课堂学习的机会。

　　进学校没多久，听说北京西单墙开始张贴大字报，我们也言论开放，开始用文学批评时弊。当时我针对学生不愿佩戴师范校徽，写了一篇新闻评论，还配了一首诗：

　　戴上吧，你的校徽！

　　前不久我领到校徽一枚，心中发出一阵阵狂喜，塞北师范学校，我真正拥有了你！

　　校徽是学校的荣誉，有人对它不珍惜，校徽戴在内裤里，运动会时露出去，这些人的做法欲何为？

　　可知当年毛主席，也是师范毕业的，一代伟人尚如此，你怎么那样不谦虚？

　　要知当今上学不容易，十年动乱不堪回，多少人的青春已流逝，招生改革才把校园归。

　　如今四化战鼓催，祖国处处放光辉，我们应努力去学习，校园处处动芳菲。

　　师范校园铃声急，失去的光阴要追回，珍惜师范好声誉，青春作伴相互追。

　　神州大地起风雷，教育革命北风吹，朋友啊，带上吧您的校徽！你看我校多么美，塞北风光令人醉，校徽青春相伴随。

　　人们看了发表在《洋河论坛》上的文章后，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同学对诗歌提出了四点疑问：一是“心中发出阵阵狂喜”是什么意思？二是“神州大地起风雷，教育革命北风吹”是文革用语，应删改；三是对新来的大专班学生不戴校徽的批评，打击面过大，欠妥；四是有几处文学修辞不恰当，狗屁不通。

　　同学们将四个问题在校报上发表出来。学校由此展开了带不带校徽的热烈讨论。接着思想敏锐的我们开始对文革文学进行批判和反思。那时我真正体会到了文学作品的威力，在这里我产生了对文学的好奇，在这里也产生了我早期的雄心和对世界最初的幻想……

　　进校没多久，思想敏锐的同学们已经开始对文革文学进行批判和反思了。记得我们班成立了一个名为“洋河一叶”的文学社。因为都没经验，文学社并不活跃，但那时经常讨论的一些话题，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想来当然觉得好笑，我们讨论最多的是：爱情禁区问题（即小说能不能描写爱情），歌颂与暴露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暴露阴暗一面），喜剧与悲剧问题（即能不能写悲剧）。几乎同时，我们又参与了大专中文班组织的“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讨论会。我们这些现在看来一目了然的问题争论不休。当然也在争论中越来越清楚文学究竟应该如何做。

　　我在学校的几年，的确赶上了大好时光，思想解放，许德哲校长锐意改革，学校的学术气氛很是活跃，各种社团都涌了出来。不过因为左的思想影响深刻，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清理，也不容易。记得有一次学校大专班组织全校性作文竞赛。我报名参加了。赛场气氛很严肃，足见校方重视。但赛题出后，令人大吃一惊，乃是有关“做新长征路的突击手”或是什么“在新长征路上”之类的题目。这与我先前的设想大不相同。我一直觉得师范学校里的作文题至少应该感性一些，可以有些个人的情绪色彩。结果那一次竞赛令我十分失望。记得坐在考场，我想这样的文章作出来岂不就是几句空洞的口号么？那又有什么做头？更兼我对政治术语素无兴趣，从来也不往脑子里记，选用一些什么样的文字来写这篇文章我都不知道，于是我在审题不到五分钟，便首先退出了赛场。这是我自己一生中做的一件最为大胆的事情，而我自己觉得那审题的五分钟思考，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次觉醒。现在想起来，也只有在当时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国家始行改革开放的民主宽容氛围中，我才敢如此不计后果的愤然放弃，扬长而去……

　　师范几年，所受教益终身难忘。我的同级韩超同学在毕业前夕时说，师范几年，最重要是不在于我们学到了什么，而在于我们知道了怎么去学。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我想这也正是师范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我传授了多少知识给你们，而在于我使你们知道了知识是重要并且给了你们一把钥匙——一把开启知识之门、智慧之门的钥匙。

　　的确，许多的东西，通过自学也能学到。但师范的学术气氛、每个月变化不同的各种讲座、各年级班级妙趣横生的黑板报、为开晚会而进行的排练以及演出、慷慨激烈的学生演讲以及同学们之间对于作品的探讨等等，乃至小操场冒着大雨看电影之类，却都不是自学可以见识到的。你只有参加了，只有身临其间，你才能被感染被熏陶，你也才能从心灵上有真收获，从气质上有真改变。

　　学校文艺班和大专班曾经联合成立过一个剧社。我是跨年级参加剧社成员之一。剧社主要成员有十几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王谦（她现在是某地文化局的副局长——王谦因为朗诵得好，富有激情，故而每次都是主要演员。但她最主要的问题是偏瘦）；曹英杰（她现在是某银行办事处主任——曹英杰扮相好，嗓音好，但她的致命问题是普通话里加杂着浓郁的地方口音，偶尔时还有些生硬）；李国英（他现在是某市副市长——他能出许多花点子，因而充当了剧社的导演，他致命的问题是自己怯于上场，总是策动他人）；吕锦（他现在在某中学当校长——他也是主要男演员之一，他的主要问题是表演能力弱了一些）；高英茹（她现在在某高院当处长——她是唯一的故而也是最重要的女演员，她嗓音好，扮相也好，同时也很会演出，但要命的问题是她的个子高大，走路有些晃，而与她相对的男生们都显得那么偏小），我在其中似乎打杂比方准备道具借服装以及陪伴小高，这是一个最无用的角色，几乎从来都没有上过场。

　　我们给剧社起名为“童剧团”，口号是“表演童话”。理由是我们最初排演的剧目是《皇帝的新装》中的一个片断，这是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代表作之一。这个有趣的童话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奢侈的国王每天只顾着穿衣服，不管其他任何事，最后竟然还受骗，什么都没穿去游行！没有人去揭穿谎言，甚至还夸耀，最后一个孩子天真的一句话才结束了这场闹剧。演出非常成功，给大家留下美好印象，为纪念它而起此名。后来我们还排演过什么我就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演过一个《巴黎圣母院》，之所以记得它，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假敲钟人卡西莫多道具，演出前每天放在床底下，很是吓人。剧社的活动几乎是师范学生活中最容易让人怀想的故事。

　　我还参加了大专班一个文艺诗社论坛，诗社的成员大多也是剧社的班底成员。在诗社里，李朝晖和我算是主力。不光写诗，还要刻钢板。我在上师范前，在原下乡的生产队搞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工作，比较会刻钢板。于是诗社所出诗集最重要的作品大多由我来刻。那时文艺诗社论坛社长是张学民老师，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的诗是公认的最好，激情四溢。为此发表在诗集最前面的组诗几乎全都是他的，李朝晖刻了几册诗集，结果几乎全都刻的是张学民的诗。曾经想过，在我们诗社，对张学民的诗风最为了解的人大概就算李朝晖了。我一直觉得张学民是最应该成为诗人的一个人，可惜阴差阳错，加上毕业分配的不顺，张学民后来成为了塞北师范历史老师，从此离开了文学诗歌。这使得我们到了师范最应该做诗人的张学民重新做成诗人，这是一次真正的人才回归。

　　我写文学作品也是由师范开始。起先写过一篇，参加学校文学创作竟赛，结果惨败。被评选老师批评得一塌糊涂。好在我自己有一份自信，没有太大在意，又写了第二篇。由这篇始，从此才慢慢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写作之后，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越来越感受到师范几年对于我来说真是一笔财富。不在于师范是否训练了写作，而在于你经历过师范生活的浸泡后，你对生活对社会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你站的角度和你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你懂得好作品的价值，懂得了独立思考的可贵，更懂得了文学艺术的意义。

　　虽然短短师范几年不能教会你所有的东西，但有些东西不进师范你是永远也搞不清楚的。因为这些，我们的母校塞北师范便是永永远远地镌刻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它给予我们的财富令我们一生受益。

　　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太阳照耀的桑干河畔，因写作《涿鹿发展刍议》出名，1987年被直接调入地方团委，1990年我借调到地区体委，远赴冀中参加省迎亚运爱祖国体育电视公开赛，获得全省第4名；不久，就离开了桑干河右岸，到大城市发展……

　　在官厅湖畔工作了两年以后，我就走得很远，到冀中南去学习了，为求学，也为求新的未来。从此，我就很少看见凌云，但凌云那双明亮的、充满善意的眼睛却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和梦中。

　　人生不知怎么就过得这样匆匆忙忙，这样不知不觉，似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年月。十几多年后，我回故乡探亲，回到昔日的学校，第一个想寻找的就是与凌云相处记忆。

　　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很顺利地找到了那时我们的“老同事”。 “老同事”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老同事”嫁给了一个很年轻帅气的男人。这个年龄、这个时代见到“老同事”，我好一番“百感交集”。说起在我们学校的青春旧事，我不禁潸然泪下，“老同事”也黯然神伤。

　　“不提过去了，我们那时都小，不懂事……那时不容易，学习很苦，谁都没有考虑个人问题。”“老同事”说得很真诚，很凄楚。是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都长大了。儿时的恩也好，怨也好，现在想起来，都是可爱的事情，都让人留恋，让人怀念……

　　吃饭的时候，大家说起了凌云，我便有万千的感慨感激，我们彼此终没有相互忘记! 也许就像我们彼此是仍有联系一样，她让我永远留住了段美好的记忆，我们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