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文学进入新世纪已届10年。这一年的长篇小说与前些年相比，大致在一种波澜不惊的状态中保持了平稳发展，总体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传统在坚守，类型在崛起，类型化长篇依然以在市场上获取最大影响为目标，传统型长篇则竭力追求市场与艺术的平衡。因此，尽管存在创作雷同、思想乏力等问题，考察年度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人们更为关注的还是传统型长篇小说。

　　道德激情与现实关怀并重

　　小说叙述进入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创作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创作则一直置身边缘。道德激情和浪漫情怀等浪漫主义文学元素更是处于一种隐退压抑的状态。张炜和杨志军携各自创作的《你在高原》和《伏藏》，以充沛的道德激情“横扫”2010年的文坛，不妨视之为浪漫主义精神的回归。

　　《你在高原》长达39卷、分10部、约450万字。在这部不妨称之为“地质工作者的手记”的作品中，经由宁伽这样一个地质工作者的“行走”，张炜刻画出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同时写出了他作为一个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对于历史、现实、社会的整体观照。这部巨制的创作与其说是一次信仰的征服，倒不如说是他道德激情的一次尽情释放。

　　杨志军也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的写作始终不离“道德”和“信仰”的诉求。与此前《藏獒》严肃的面貌不同，《伏藏》选择了一条通俗的表达路径，小说以西藏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为线索，讲述了一个拯救布达拉宫、拯救灵魂信仰的英雄故事。尽管小说用了一种貌似通俗的悬疑手法，背后却有着沉重的道德关怀。

　　形而上的追寻固然震撼人心，失之于平衡就会有凌空蹈虚之嫌。相比而言，不如普普通通的现实关怀来得更为实在。须一瓜的《太阳黑子》、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等小说，都从现实生活的某一个截面切入，或表达了人性的诉求，或诉诸于某种人生的隐喻。

　　在《太阳黑子》里，凶残制造了一起灭门强奸大案的三个案犯，却是三个最善良不过、最勇敢无畏、最忠厚仁义的无名英雄式的人物。这是小说最大的玄机，可贵的是，我们明知小说是假定的，却仍会在她假定的事件里面沉迷。很显然，须一瓜的写作并不追求表面的离奇和刺激，也不是简单地反映社会问题，而是以这样的特殊案件探知人性在良知和道义之间的摆动和纠结。

　　《少年张冲六章》以少年张冲的成长轨迹为线索，折射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式教育对孩子的不当影响和干扰，其主题涉及到当前与千家万户都有关系的教育问题。小说还描绘了从父亲满怀期待望子成龙的梦想，到社会诸方对于心灵关注的缺失，而正是这些失衡的教育，使原本应该健康成长的孩子饱受白眼，最后一步步走向人生的悬崖。

　　此外，六六的《心术》以正反两种观点客观聚焦、呈现出医患关系这一全民关注的敏感领域；张亮程的《凿空》“挖掘”出了人类凿空的本能；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通过对杨恒达等普通公务员的内心世界的解剖，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厚重的精神档案；潘向黎的《穿心莲》对女性情感命运及其存在意义的话题，做了自己的探讨；王周生的《生死遗忘》描述的是一个家庭内部的故事，但人物的命运涉及历史及当下，并对医院管理及护工制度改革等现实问题发言。

　　历史、个人记忆的时代回响

　　历年的长篇小说中，都不乏书写历史与个人记忆的作品。决定同类作品水准高下，或许更要看其凸显的艺术个性与思想力量。在2010年的长篇中，贾平凹的《古炉》、韩东的《知青变形记》、麦家的《风语》、陈河的《布偶》及徐则臣的《水边书》、李师江的《中文系》等，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趋近了各自创作的极致。

　　贾平凹的《古炉》以陕西农村为背景，写了“文革”中基层发生的故事。一个烧制瓷器的叫古炉的村子，一个叫狗尿苔的少年主人公，一些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致描绘，看似简单的故事却有着深远的意旨。贾平凹试图以自己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为摹本，写出一个国家的记忆。在小说中，他对基层社会怎么阐释“文革”的概念、政治运动如何在基层地方生长起来等问题，作了自己的独特思考。

　　“文革”记忆同样在加拿大华裔作家陈河的《布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小说讲述了“文革”期间中德混血侨民裴达峰的故事，意欲抵达的却是丰厚的人性和命运。

　　韩东已有3部长篇涉及下放和知青生活，新作干脆取名《知青变形记》。小说围绕“变形”二字展开：来自大城市的中学毕业生罗晓飞一夜之间成了知青，他饲养的耕牛生病，把他带入了一个充满污言秽语和报复的漩涡；自此，他的人生被一步步改写。这部书写一代人心灵变迁的小说，并非韩东人生经历的真实演绎，但虚构说到底还是建立在对“历史记忆”的精准把握上。

　　麦家的《风语》讲述了一个叫陈家鹄的数学奇人、天才破译家，偕日本妻子回国后，被选进“黑室”过程中所经受的种种遭际。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小说展开了日伪、军统、延安等多股力量的较量与抗衡。小说虽没有人物原型，但所叙述的故事和人物都是可以扎进历史中去的，通过描述大时代的风云际会，麦家写出了人性的坚持与退让、复杂与可能。

　　在花香满径的小说路上走走停停，回首一望，写下自己的成长记忆，这已然成为小说写作的一种模式。然而，被无数作家一遍又一遍复述的青春，或许也只有极少的部分值得去阅读、眷顾。

　　《水边书》是徐则臣“花街”系列小说的延展，在这部带有精神自传意味的小说里，主人公陈小多、郑青蓝和柳斌，都是挟青春来对抗社会。最后，只有陈小多妥协了、归队了，他与这个社会达成了谅解。而未能跨过残酷成人礼的郑青蓝、柳斌则被打为另类。或许，叛逆是青春期的特权，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挤压。

　　李师江的《中文系》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活为背景，对大学生活、大学体制及大学生内心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剖析。文中的主人公直接以李师江名之，他寻找铁哥们儿，其实是寻找父爱；他追求女朋友，其实是寻找母爱。他的成长故事，毋宁说是一个脆弱灵魂寻求温柔庇护的情感旅程。

　　港台小说彰显汉语之魅

　　在2010年的长篇中，格外引人注意的还有港台作家的创作。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从创作形式上，他们的创作都呈现出迥异于大陆的经验与气质。最感庆幸的是，在那里，我们能寻回自五四以来失落已久的汉语魅力。

　　朱氏三姐妹是台湾文学史上的奇谈。2009年《巫言》等小说的出版，让人熟知了朱天文。2010年则有朱天心给我们带来了长篇《击壤歌》和《盛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与朱天文繁琐的叙事不同，朱天心通常只是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在《盛夏荷花时期的爱情》里，中产背景的女性叙述者眼看老之将至，她企图找回时间旅程里不该消失的坐标，但怎么样也回不去、找不到了。《击壤歌》是她17岁时所写的作品，今日读来依然能清晰感受到作者当年充盈活泼浪漫的青春气息。

　　张大春长篇《城邦暴力团》的故事始于1965年，隐居台湾的漕帮帮主万砚方因触怒“老头子”(蒋介石)离奇被杀，“竹林七闲”其余六老神秘失踪。多年后书呆子张大春意外读得七部奇书，误打误撞拆解谜团惹来杀身之祸，奇侠逸士出手相助又揭开更多真相。该书采用了“小说造史”的写作方式，将中国小说叙事技巧与稗官野史传统巧妙结合，讲述1949年以后播迁台湾的一代人的生死恩怨，也试图重述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

　　香港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展示的自是另外一种风情。在《我城》这部被认为开创了香港本土城市文本先河的小说中，西西以其“顽童体”的观察带人游走各地，刻画一代香港人的真实状态，记录当时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其中寄托着青年的开放、进取和各种成长之潜力充满可能性。

　　《朱雀》的出版，把青年作家葛亮带入了读者视野。这部以南京为背景的小说横跨20世纪三个世代，由来自苏格兰的华裔青年许廷迈切入，从他在夫子庙邂逅南京姑娘程囡相识相恋开始，在古老的南京和青春的南京之间，在历史忧伤和传奇想象之间，葛亮寻寻觅觅，写下属于他这一世代的南京叙事。

　　董启章特别关注青年题材，却并非因为怀旧，而是希望借此审视香港社会的问题和病症。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体育时期》围绕两个女孩的故事展开，以校裙底下穿的P.E。裤开始，描绘了她们脱去安全裤的束缚，迈出校门而又没有被“吸”进社会前的状态。作为“自然史三部曲”第一部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则是一部糅合了个人成长史、家族变迁史和香港百年发展史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