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岁生日那天,我妈跟我说，搁在旧社会，我都是孩子的母亲了。她说我姥姥十四岁嫁给我姥爷，接二连三生了我的若干个舅舅和姨，我妈最后一个收尾，给我姥姥顽强的生殖能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我妈他们兄妹八人没有一个中途夭折的）。她说她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所以生我的那年都三十大几的人了。我妈跟我说这些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醒我别以为自己还是孩子，说话做事要有分寸；二是担心我早恋，旧社会那是没办法，现代社会要以事业为先，必须努力学习，争取考上重点大学。这些话算是我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妈那两点提醒我并不反感，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上课老走神，总担心有人爱上我。一这样琢磨，就不敢跟男生说话了，好像一答言，俩人就要发生什么事。跟别的女生比，我是圈养的家禽，怎么也跳不出我妈给我围定的木栅栏。

这样的心情一直熬到那年入冬。学校安排我们到东峪小学义务劳动，帮助他们修建一个篮球场。虽说只有五里路，来去还唱着歌的，每天早去晚归也有些累人。两天的新鲜劲儿一过去，同学们大多都暗生了怨气。

如果不是天寒地冻，我们在东峪的劳动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可在那个日子口，又是坑坑洼洼的地形，我们又缺乏这方面的劳动经验，怠工偷懒者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工期就无限地延长了。到了第十天头上，有的同学开始发牢骚了，这叫啥事？义务劳动也没有这么义务的，这得干到啥时算完呢？老师发现了同学们的不满情绪，就汇报给校长了。第二天，校长跳到一块大青石头上跟我们大家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村里有我的一个学生，叫李小强，他初中毕业在这里当老师，已经当了十年老师了，我答应过他，帮他转正的，可是我的力量太小了，总是没能兑现。现在他不要求转正了，他要我帮他建个篮球场，要给他的学生开体育课，教他们打篮球，这是不是好事啊？我们高声回应：是——校长又问，咱们能不帮忙吗？我们又高声回应：不能——校长说好！校长说完好，就从那块大青石头上跳下来，抄起一把镐头又对我们说，从现在起，我跟同学们一起干，我们能搬石头的搬石头，能推小车的推小车，同学们你们看吧，篮球场已经有了模样，用不了几天，它就从你们的手里诞生了！

校长的讲话鼓舞了我们的劳动热情，同学们都显出十足的干劲。也就是从这天中午开始，我们二十几个同学可以分散到村里的老乡家，吃上一顿派饭，这让我们感到一丝意外的温暖。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有个年轻男人靠近我们的饭桌，跟我们说了一堆客气话，然后就羞涩地摩擦起双手。好像手掌上沾了粘泥巴，只有反复摩擦才能把泥巴搓掉似的。我开始没太在意，猛然瞟他一眼之后就愣怔了。在我的记忆里，这张脸似乎在我的生命里出现过，只是一时难以置信。

我放下饭碗，离开吃饭的那户人家，一个人糊里糊涂地朝外走，来到我们上午干活的那片河滩地。我感到脸好热，心下产生某种预感，就站下来，想刚才的那张脸和预感中的那个人。我是否可以看见他，如能看见，我会怎么样？冬日的中午，四周静寂没有风，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天，发现太阳的轮廓比往日又大又圆，亮度也非往日可比。我把眼睛闭上，满脑袋都是蹦跳的金星，就一个、两个地数起来。数着数着听见身后有人喊我。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只用“那位同学”来称呼。

他喊，那位同学！那位同学！

我转过身，发现是在饭桌旁边跟我们说客气话的那个年轻男人。他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站住问，你怎么吃半岔饭就不吃了？我 “哦”了一声没有正面回答，轻声问他，你谁呀？

他说，我叫李小强。

你就是李老师啊!我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是吗？他说，我很少外出的。

不喜欢还是没时间？我看着他一本正经地问，这些天咋没看见你劳动？

我爸病了，估计没几天了。他看着河对岸，神态凝重又坦然地说，我是我爸的眼睛，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你很像你爸爸是不是？我问。

人家都这么说，不过……他欲言又止。

我的心脏不安起来，咚咚地跳荡着慌乱的节奏，也没管他接下来要跟我说什么，就问，你爸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他扭过脸冲我点点头。这时候，一只喜鹊领了一只乌鸦从我们头顶掠过，我看着它们煽动的翅膀，像是预感到了什么，慌乱地说，我能看看老人吗？

当然可以，只是我们家太乱了。他这样说着就在前头领路，引着我从一堵墙的拐角处往胡同里走。走到一棵悬挂电表箱的水泥杆下面，停下来，说你先等一下，就自己进了院子。不大一会，一位大婶走出来，看见我吃惊地问，你是来看老李的吧？不等我回答就朝屋里喊，李小强，快出来，家里来客人了！

李小强没来得及出来，我就被大婶领进屋里。屋里并没有李小强说得那么乱，只是缺少摆设，没有隔断的两大间房子就显得空旷了。

李小强正往他刚刚扫过的地上洒水，干燥的地面湿润了，一股土气的味道弥漫起来。

屋里有病人，怎么讲究也不行。他笑着跟我说。

那位大婶走了，临走嘱咐李小强别忘了给他爸喂水。

我急切地想看到炕上躺着的那位老人。可是当我接近他的时候，竟犹豫起来。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觉得有些胆怯。而胆怯里又夹杂着些许的期待，便不敢上前揭开遮住他脸的被角。

早就不吃东西了，李小强说，医生说这种病治不了。

我问患的什么病？李小强叹口气大咧咧地说，别提了！

我伸过手去试图揭开被角，竟感到它很沉重，像被粘住了一样掀不动，手颤抖得非常厉害。

没关系，他已经睡着了。李小强说着话，轻轻揭开了被角。我探过头去，仔细地打量着这位早就不在进食的病人。此时我的神态像个负责任的医生，视觉显得及其狭窄。我只想看到病人的一双眼睛，以此证明我的猜测是否准确。遇到李小强的那个瞬间，那双眼睛就清晰地浮现了出来：它长在一颗巨大的头颅上方，永远给人不想醒来的样子，像一对塌陷了的按钮再也不能崩起来随意控制。我凝视了很长时间，直到感觉天旋地转……

第二天我没去东峪参加劳动，跟班主任马老师请假了，我说我肚子疼得挺厉害。马老师说来例假了吧？我模棱两可地点点头，默默回到宿舍里，躺在床上，望着房梁发呆。

早先，我们村有个名叫大花的女人，被一个男人强暴了。但是没人知道此事，只是发现村里忽然冒出一个独眼龙来。有人问他怎么弄的？他神神秘秘地说，我不告诉你！后来有人把他灌醉了，他就告诉了。说我跟大花睡觉了，大花不同意嫁给我，可她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这样一来，大花就没法在村里混了，带着肚子里的孩子不知道去了哪里。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八岁那年，我妈发现我总是跟独眼龙在一起，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妈说她没别的意思，让我知道独眼龙不是好东西，往后离他远点就行了。我妈的话我当了耳旁风，不但没有不理独眼龙，还比过去更野了。跟独眼龙在一起玩的时候，总唱那首曲名《过家家》的儿歌：

小爸爸，小妈妈，坐板凳上过家家，爸爸的烟袋是你的儿，妈妈的头巾是我的女儿，我接过你的儿，你接过我的女儿，卧炕头上呼呼睡儿，呼呼睡儿啊呼呼睡儿，扛起棍棍去锄地儿……

我跟独眼龙唱歌时，一般都在阳光明亮的中午，有时候身边有人，有时候身边没人，无论怎样，独眼龙唱得都很投入，他进入爸爸的角色是眨眼间的，而我，却要扭捏地羞涩一阵。

有一天，独眼龙用他那只唯一看路的眼睛，领我进了一个防空洞。他让我躺在铺展开的大衣上，然后解开我的裤子，再然后就把头扎到我的俩腿之间，跟个小狗似的闻吸着什么。我感到挺有趣也很好玩，回来告诉了我妈。还嗔怨我爸，说他从没有那样对过我。我妈听完打我一个嘴巴，打完后小声跟我说，这事不准跟别人说。我妈说完这话从线卷上抽出一根针，十分钟不到，就把独眼龙的另一只眼睛给挑瞎了。我问我妈，你为啥要刺瞎他的眼睛？你不知道那是他仅有的一只吗？我妈说，我让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说你为啥要那样做？我妈说你还小，长大就明白了。

我盼着自己尽快长大，长大了就可以明白大人们的话有多沉、心有多重，可那又是多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在我最初等待长大的日子里，时常站在那个双目失明的男人的院门口，等待他出现。从打我妈挑瞎他的另一只眼睛，他就很少出屋了，想看见他是非常困难的，我不得不到他的屋里去。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近距离看见他那只眼睛。那只曾经跟我说过话的眼睛，与另一侧形成相互对称得干瘪，此刻以端坐的姿势，非常安静地睡着。我让他把眼睛睁开。他说不必了，我能看见你。我说我考试考了一百分，你看看吧。他说不必了，你没考之前，我就知道你考了一百分。我感觉踩到深夜里的一口井，不知道还能不能爬上来……

我含着眼泪走开了，再来看他时，给他带来我们家的剩饭还有我爸的烟叶。我问他，你想大花是吗？他点着头说，你长得跟大花一模一样。

可我不是大花，我哭着说，我才十岁，刚上三年级，你别等我了，你还是去找大花吧！

我多次在他耳边重复这样的话，还找了一根竹竿，放到他手里。我说，让这个给你引路吧。

他终于离开了村子。

没人知道他是不是真找大花去了，走时的确拄着那根竹竿，是在傍晚前的时刻，沿着太阳下山的方向一直走。那个时刻夕阳非常的美。我放学到家听说后，追出去老远也没追上他。我想牵着他，给他当一段探路的竹竿。

事实证明我给他的选择是对的。他是怎么找到的大花？大花是怎么接纳的他？李小强是不是他跟大花当初的孩子？这些疑问都不重要了，毕竟跟着我一块长大的那份牵挂，在这个冬天意外地有了着落。可是他现在病着，李小强说他没有多少天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声音他再也听不见了。

我从李小强家里出来的时候，听见他用含混的声音喊儿子。我转过身去，看见他的一只手在枕边盲目地摸索着什么。李小强让我先走，他说他爸要喝水。他说他爸只能喝水。

我突然后悔了，为什么要在宿舍里装病呢？李小强现在很需要我。他要给孩子们上课，要操持篮球场，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与我童年有关的病爸爸。我不能这样躺着，得到东峪去，到李小强家里去，唱那首《过家家》给他听。

食堂老梁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也许我在记忆里浸泡太久了，老梁进来时我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他开始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也没过脑子，只是到了后来，听见他说，别看我五十多岁了，心啊跟个十八岁小伙似的。老梁看上去真像个孩子，他顽皮地一笑，变戏法似的从身后举起一个食品袋，说，这是包子，不是所有病号都能吃到的。我接过食品袋说，谢谢！老梁凑过来把一只手放到我头上，问，摸摸行不？我说摸啥？他说，先摸脸，后摸腰，然后让我闻闻臊！我气得打掉他的手，拉开门，把装包子的食品袋扔门外去了。这时，给高一班讲数学的胡老师从宿舍前经过。他看着滚到远处的食品袋，停住脚问我，啥东西？我没有回答他。胡老师走过去把食品袋捡起来，惊讶地叫道，是包子！你怎么把包子给扔了？

老梁走出来跟胡老师说，我好心给她送病号饭，她不但不谢我，还给扔了！

我指着老梁说，你说谎！

老梁争辩说，我咋说谎了？食品袋是不是我给你拿过来的？是不是又让你给扔出去的？

我想把刚才老梁说的话告诉给胡老师，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胡老师问老梁，到底怎么回事嘛？

老梁摊开手说，能有啥事？我这岁数都能当她爸爸了！

胡老师说，那她……

老梁说，我把包子递给她，就在她后脑勺拍了一下，很轻的，这有啥了不起？我闺女的后脑勺没少拍，稀罕孩子嘛！

胡老师点点头。

老梁一脸的无辜，神色愠怒地从胡老师手里拽过食品袋，弹了弹粘在上面的浮土，扭过头冲胡老师说，这样的学生得好好管管，糟蹋粮食不说，思想忒复杂！

晚饭后我被班主任马老师叫到她宿舍。半路上迎面碰到老梁，他低低的声音跟我说，不会说话可没啥好处。我哼了一声没理他。

马老师问我，中午是怎么回事？能跟我说说吗？

我说，胡老师都跟您说了？

马老师说，胡老师是好意，他担心老梁对你起歹心。

马老师这么一说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委屈，想哭，一想哭眼泪真流出来了。

马老师说，别哭，如果信任我，就跟我说说吧。

我稳定一下情绪，想了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该怎么说呢？就算实话实说又该从哪儿开始呢？先说我的童年然后再说我很想给那个快死的老人唱童年的歌谣吗？马老师信不信先放一边，这些事我能随便说吗？这不是信不信任马老师的问题。转念又想，食堂老梁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只是把手放在了我的头顶上，说了一套顺口溜，类似这样的顺口溜在粗野的人群里不是常能听到吗！尽管我是在环境和氛围都很特殊的情况下听到那套顺口溜的，毫无疑问它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可是，我不说出去谁知道呢？！何况我根本就不具备重新述说那套顺口溜的勇气。所以我跟马老师说，马老师，您替我谢谢胡老师，甭管有没有事，都过去了。马老师认真地问，是都过去了吗？我也认真地回答，是都过去了。马老师豪爽地说了一声，好！然后问我肚子还疼吗？我说不疼了明天能参加劳动。

这天夜里我失眠了。大花、独眼龙、李小强、老梁，当然还有我妈，这些具体的人和事在我的脑袋里搅成一锅粥。我不知道他们是我生命里的什么角色。他们认为给予我的，我却失去了，并且再也无法找回来了。我想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只是盼着天快些地亮堂起来，吃过早饭，唱着歌去东峪……

第二天早饭后我被喊到校长室。一进屋，看见马老师也在。马老师跟我说，你把昨天晚上跟我说的话，再跟校长说一遍。我想了想跟校长说，不管有事没事，都过去了。校长问，那你扔包子干什么？我回答不上来，向马老师投去求助的目光。马老师却把头低下了。上课的铃声响了，我们班的同学们正在排队，准备出发。校长看着我说，今天你别去劳动了，就在家里写检查，认识一定要深刻。我奓着胆子问校长，我犯啥错误了？校长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道理还不懂吗？

写这样的检查还用请假？我说，晚上回来写也行。

校长说，这不是请假，是对你的处罚。

那天我没去参加劳动，也就没有见到李小强他爸爸。

夜里下雪了，断断续续的一个星期，雪停后，我们班的义务劳动被迫转移，加入到校园铲雪的队伍里。这期间，校园里出现了关于我的谣言，说我让一个男人摸过了，摸过的地方最先是头发和脸蛋，后来升级到乳房和屁股。如果不是马老师把这谣言及时报告给校长，也许我会很快地跟那个男人滚到一个被窝里面去。

校长确实召开过一次全校老师会；因为初、高中都在一个院子里，不由我们校长管理的初中老师也都参加了。可老师捂不住那么多学生的嘴，反倒由过去的背后议论，变成了当面大胆的指认。我听见的都是这样的话：

“你们看，老师说的就是她。”

“就是她让人摸了？”

“老师说了，那是谣言，她压根就没让人摸过。”

“没摸过？没摸过为啥还怕人家说？”

“反正老师说了，不让咱们说她让人摸过了。”

…………

马老师后来告诉我，谣言的源头是老梁。老梁那天晚上看见我到马老师的宿舍里，错误地以为是告他的状，他担心马老师再把事情捅到校长那里，自己丢了饭碗，就提前跟校长澄清所谓的事实真相。还说，如果校长不信，可以找胡老师对证。校长找马老师核实情况，又问用不用调查调查？马老师说调查过了，什么事也没有。校长说那就让她写份检查吧，毕竟她有糟蹋粮食的动机。事情到这里本该过去了，可是，老梁背地里又跟几个初中学生申诉一番，说他太冤枉了，无缘无故地挨了高二女生的咬。这样一来，我的“丑”事是先从初中学生那里传扬开的。

我在校园的最后一个有雪的冬天没有度完。我辍学了。我辍学的那天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五天时间。

马老师说等考完试吧。

我说不了。

我妈后来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问我是不是真让人摸了？我说是。我妈就让我爸找人，想去学校打架。我劝他们，说你们别瞎忙了，是我自愿的。我妈说我是疯子。我妈说话时的口气咬牙切齿的，说：“这丫头，是疯子，简直是个大疯子！”于是我就拿出疯的样子给我妈看，天天唱那首《过家家》:

小爸爸，小妈妈，坐板凳上过家家，爸爸的烟袋是你的儿，妈妈的头巾是我的女儿，我接过你的儿，你接过我的女儿，卧炕头上呼呼睡儿，呼呼睡儿啊呼呼睡儿，扛起棍棍去锄地儿……

我妈上当了，以为我真的疯了，很快给我找了一个造型强悍的男人。因为我不爱她，所以不到一年我们就离婚了。离婚后我自己又找了一个，两年后也离了。这两个男人都是我三十岁以前经历的。

我现在已经是个中年女人了，乳房塌陷，阴毛泛黄。我现在的这个男人时常在我们的大床上抱怨我的分泌不足。由此，总是毫无道理地问我：“你的初恋是谁？”这个时候我常常陷入尴尬境地。我是不擅长说谎的女人，但我没有办法告诉他，只好跟他讲述这个关于“眼睛”的故事。他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我发现，曾经亵渎过我的那个瞎子，此时拄着我给他准备的那个竹竿，正缓慢地走进我男人的目光里。我看见我男人的目光深处，一道黄昏前的背景倏然阔朗开来，西边的天际是厚重的铅云，此时已被夕阳洞穿了，形成的巨大裂隙浸染着鲜红色，就像胎儿娩出时的那刻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