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开始写作，20余年来范稳发表各类题材、体裁的文学作品400多万字，所获奖项算不得少，比如一部《水乳大地》，就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4年当代长篇小说优秀奖”、“2005年全国优秀图书奖”，被评为“最受台湾读者喜爱的十大大陆作家”；但和同时期创作的作家相比也绝算不得多。是被浮躁的喧哗所遮蔽，还是压根就不屑于世俗名利，皆不可知。他的作品像他的名字，稳稳当当地存留于读者的心中，或许只有这种稳健，才能真正在浩如烟海不断被淹没的文学浪潮中，留下扎实的脚印。

　　他是一个崇尚“慢”的作家。十年来，他为那片神奇的土地写了三部书，构建起自己的“藏地三部曲”。他说：“这样的宏大叙事不讨好市场，别人走得快，我走得慢，我就以慢来自豪。有闲阶层现在认为慢是一种优雅，在我看来，慢是一种负重，是一种敬畏。”

　　显然，范稳在用他缓慢的生活方式和写作姿态，体验藏区的一切。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在藏地周游，再用一年多的时间看书阅读，然后才开始写作，这样每部书都要用三四年的时间。究其原因，也许更多的是与范稳选择的题材有关。藏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又涉及到几种宗教的交流碰撞，他不能轻易动笔。既怕亵渎了这片土地上的各路神灵，也有悖于他的写作态度。“我必须要静下心来虚心学习，阅读各类宗教经典和文化方面的书籍，在大地上行走采访，感悟那种生活方式。我庆幸自己做得很专注，在这十多年里没有受到外界更多的干扰。当然，你必须放弃很多，还必须抵制很多诱惑。信仰在写作中当然也很重要，就像在生活中信仰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信仰也支配着一个作家的写作姿态和人文价值。”信仰让范稳回到内心世界，在喧嚣的社会中学会虔诚、坚韧、忍耐、悲悯。

　　“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写作就是他的生命价值体现，不在乎别人的鼓励与否。荣誉越多，压力就越大，身边的喧嚣就更多，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未尝就是一件好事。我从事创作已经26年多了，对身外的事情已经看得很淡泊。没有荣誉就不写作了，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范稳说。

　　准老师当上地质队员

　　1985年，范稳考上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大学)中文系，从此与文学结缘。18岁的范稳自我认为既然上了中文系，当然就应该当一个作家。尽管他的老师们教导说，今后应该去做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可是范稳并不喜欢教书这个职业。

　　大学毕业，如果范稳选择留在重庆，就笃定去当一个高校老师；另外有一个机会是去云南，条件是不当老师，到云南省地质矿产局报到。“我听说干地质的人四海为家，踏遍青山人未老。这符合我的兴趣。于是就来云南了。”一报到，范稳就被派到地质队实习锻炼，发给他一套野外地质队员的装备——地质登山包、大头皮鞋、防水衣、地质锤、还有压缩饼干、猪肉罐头等，对于走出大学的青年范稳来说，这一切新鲜又充满冒险精神的行头，令他喜出望外。一年半的野外地质生活经历让他受益匪浅，对他后来跑西藏帮助很大。

　　1986年，地质队员范稳发表了第一篇描写校园生活的作品。在那种艰苦孤独的环境中，对大学生活的怀念深刻真实。此后，自然而然地，他开始写地质题材，再然后回到城市后写都市题材，还写过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

　　“好像都不能突破自己，超越自己。转变来自于1999年去了西藏，然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仿佛在西藏找到了生命的激情和灵感的触发点。就这样一写就十来年。”范稳不认为这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而是一种召唤，是一次拯救。幸运的是他服从了这种召唤，哪怕为此付出了很多。

　　西藏就是“我的延安”

　　在写西藏题材的作品之前，范稳什么都写，东一下西一下，像个没有自己根据地的游击战士。西藏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延安”。

　　“这让我想到了地质找矿。”范稳说，找矿的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先是普查，地质队员沿着可能成矿的地带按图上标好的路线走，发现有成矿条件的地点就标在图上，然后是详查，手段是挖槽、挖坑，解剖地表；成矿条件被进一步揭示出来后，就沿着矿脉打山洞，上钻机，就这样把一座矿山的情况摸清楚了。写作其实也是这样，对一个地方的文化与历史的认识，你先到处跑，然后感觉某个地方有戏了，你就扎下去，用各种手段去探明它所蕴藏的文化宝藏。在他看来，西藏及藏民族文化就是这样的一座文化富矿，在云南的各民族，都蕴藏着很丰富深厚的文化矿藏。关键是你如何去发掘它、学习它、表现它。

　　他的三部描写西藏的作品，《水乳大地》展现了多种宗教、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在一片神奇土地上的交融与砥砺，描写了信仰的坚韧与可贵，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悲悯大地》描写了一个藏人的成佛历史，解析了西藏社会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社会环境和原因；而《大地雅歌》则书写了一段被信仰拯救的爱情和被爱情改变的命运，以及宗教间的对话可能。这三部完全不同的小说人物、故事、情节、甚至写法都不同。

　　“唯一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是反映我所熟悉的藏区那片土地上一百多年的历史风云。我努力向福克纳学习，试图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范稳说，《大地雅歌》和前两部相比，在风格和价值取向上，大体是相同的，就是讴歌并追求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展示藏民族的一种生活形态。在艺术探索上，由于这一部有“被信仰拯救的爱情”，笔墨更多地集中到那些藏族基督徒上，因此他借用了《圣经》的一些篇章的标题形式，如“记”、“传”、“志”、“前书”、“后书”、“雅歌”、“哀歌”、“福音”、“默示录”等。他认为这种方式和作品中的宗教情绪和情节是相扣的，算是一种试验。

　　三部曲的完成，对范稳而言，意味着完成了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他相信每个严肃的作家都是有使命感的，他感到庆幸的是在自己创作生涯最黄金的年岁，完成了这一人生使命。同时，这十年的写作让他学习到了一种民族文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也改变了范稳的写作姿态，使他从一个找不到根据地的作家，成为一个向大地学习的写作者。

　　超越自我

　　每一部作品在动笔前，都是有难度的。范稳感到最大的难度在于作家如何超越自己，摆脱以往作品的影响。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或许人只有一个高峰，就像喜马拉雅有一系列海拔超过8000公尺的山峰，但珠穆朗玛峰只有一个一样。范稳在写作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尽可能多地给读者展示藏文化及藏民族的各个方面。在《大地雅歌》中，他把讴歌有信仰的爱情作为这部书的主题。范稳说，有信仰的爱情，或者把爱情当宗教般虔诚对待的人生态度，是值得钦佩的。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爱情死亡了，但他还是相信人间有真爱，有纯粹的、未经世俗污染的爱。

　　2010年底，《中华读书报》“年度人物”及年度好书的评选落下帷幕，范稳以《大地雅歌》当选为“年度作家”。然而，完全沉浸于作品文本讨论的编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范稳已是第二次当选为“年度作家”。不是好作品与好作家太少的缘故，亦不是评选标准单一，其中大概隐含了读书报所追求的不慕名利、完全推崇有实力、不张扬且真正具有纯粹的文学品质的一贯风格。

　　对此，范稳深有同感。他说，《中华读书报》作为图书业内专业性报纸，代表了中国图书界高端文化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努力使自己的创作向高端文化方向看齐和靠拢。他说：“这次评选对于我的创作来讲是一次肯定和鼓励。我相信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不管它进步到哪个时代，市场因素和体制特色绝不是衡量一部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事实证明在这个喧嚣的尘世中，总有坚持文学理想和真理的人。我要向肯定我的文学理想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并不是把这个荣誉给了我个人，而是给了许多像我这样永不放弃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