韭菜是一茬一茬地割，人是一茬一茬地死，然而，人毕竟不是韭菜，有的人死了也就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让人惋惜，怀念。

　　2010年去世的几个文学家中，最让我痛惜的是三位翻译家。分别是，年初(2月)去世的德语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年中(7月)去世的俄语翻译家谢素台女士，年底(12月)去世的日语翻译家叶渭渠先生。他们有代表性的译作，我大都看过，比如钱先生的《浮士德》、谢先生的 《安娜·卡列尼娜》、叶先生的 《古都》。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对外国文学名著的感觉如何，我们这一茬人，真叫一个虔诚。记得看《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还是在大学一年级，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生，虽然学的是历史，心里最爱的还是文学。老托尔斯泰在我的心中，占着一个神圣的地位。《安娜·卡列尼娜》未必是最早借来看的，但看的时候的那份敬重，却是从未有过的。不光看正文，就连那不多的几幅插图，也是看了又看，比如安娜提着裙角上火车的模样，现在还鲜活地印在脑海里。叶先生的《古都》，还有《雪国》，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名著，看的时候，已是上世纪80年代了。其意境之高远，文字之淡雅，当时不知迷倒了多少文学青年。

　　说来惭愧，当年看的时候，只留意作品与作者的名字，不看重译者的名字，如今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不该饶恕的疏忽。没有这些译者的劳作，像我们这些不通外语的人，也就无从欣赏那些堂皇的外国名著了。就是你通了一种外语，也不可能欣赏别种外语的名著。

　　这几位先生去世后，看他人的怀念文章，才知道一个翻译家，是多么的了不起，也才知道一个翻译家，其人生是多么的曲折与艰难。他们大都毕业于名校，谢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叶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钱先生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几乎都是终身献身于文学翻译事业。三人中，以经历之坎坷与艰窘，当数钱春绮先生。了解一下钱先生的情况，对我们这些后人，当不无警示意义。

　　钱先生出生于1921年。东南医学院毕业后，长期从医，是一个有成就的五官科医生，出版过多种医学专著。上世纪60年代初，毅然辞去医院的职务，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以稿费为生，专事翻译。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对这一人生转折，钱先生自己的解释颇具戏剧性。他说自己是五官科医生，60年代转单位时想转入皮肤科，却因人事纠葛而未能实现。生性崇尚自由、不愿受拘束的他干脆辞职，挂冠转而做起了专职翻译。早在50年代，就有译作问世。据钱先生自己回忆，1952年他翻译出版《海涅诗集》，一次就拿到 8000元稿费，而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有此基础，自以为靠着翻译，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但“文革”十年，图书出版业陷入了低潮，钱先生也无书可译，境况颇为困窘。“文革”结束后，译事复兴，钱先生才得以复出。可时过境迁，上世纪90年代后稿费制度和图书出版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撰稿人的处境越来越难。对此，钱先生感触良深，说“我也是靠积蓄生活，自由职业，没法维持生存的啊”。幸运的是，1995年加入上海文史馆后，有了固定收入，情况才稍稍稳定。钱先生戏称文史馆为“翰林院”，说“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让我最为敬重的是，身为翻译家，钱先生却有着浓厚的国学基础。小时候读过私塾，《论语》、《孟子》不用说了，尤其喜欢左丘明的《左传》，当年背得“滚瓜烂熟”，后来仍能随时脱口而出。这也就难怪读钱先生的译作时，常感到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

　　细细品味这三位杰出翻译家的人生经历，我的感觉是，上学还是要上好的大学，有了好的基础，不愁将来没有大的发展。再就是，一定要坚持一业，心无旁骛，才能取得大的成就。当然，该转行的时候，也要毅然转行，就像钱先生那样。最最重要的是，要有人生的自信，有时候就是自负些，也没什么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