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遭遇或者说是机缘，成就了郁达夫作为一名优秀的游记作家的地位。他的一篇篇游记随着其足迹所至，自由地挥洒出来，其文字的绮丽，情意的婉曲、深幽，似乎只有郁达夫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得出这些名胜抑或非名胜之区的山水形态，也只有郁达夫才能发现或曰唤醒这些山水背后的蕴含。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说郁达夫是现代山水的发现者就一点也不为过。

　　山水游记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早已是一个门类，并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大约是以六朝小品的格调为主，《徐霞客游记》规模宏大，也仅限于游历和地理学的意义。到了郁达夫这里已截然不同，那就是表面上看他是专为旅行，实际上毋宁说他是借山水游历在排遣什么，又在寻找什么。“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可以说，郁达夫的出游正是在借山水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虽然他在《〈屐痕处处〉自序》中说：“然而我的每次出游，大抵连孙文定公那样清高的目的(所谓‘以写我忧’)都没有的，大半完全是偶然的结果。”但是他在《两浙漫游后记》中还是透露出他的出游是“聊以寄啸傲于虚空”。

　　但是，郁达夫毕竟是一名现代作家，他不可能把他的文字局限于记录山水或借机略发感慨，他的游记不仅像一幅长长的山水画卷，更像是借用现代摄影技术拍成的纪录片，其流动感、立体感、色彩感是前人的游记文字没法比的，并且他还不时地将镜头对准山水田园中的人物，使我们总能从字里行间窥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城乡风貌，不时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所以我们才说他所写的是现代的山水游记。

　　他的长文《感伤的行旅》就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在文中他以广角铺展开来写“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他写到旧游之地苏州，使我们感受到时局的动荡；而到了无锡，我们似乎又嗅到了近代工业的气息，甚至能了解到人力车的市场行情；而最有意思的是郁达夫叙述自己在太湖边的遭遇——他遇见了一位他从前教过的学生，这个学生“在学校里的时候本来就是很会出风头的，这几年来际会风云，已经步步高升成了党国要人了”，时代的风云顿时凸现在我们眼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郁达夫眼中的山水时代感就极强。何况，郁达夫还是一位有着十分浓郁的忧郁气质的诗人，因此他的篇篇游记所描绘的自然山水，除了秀美奇丽，也带着淡淡的忧郁、冷落、凄寒和寂寞，这虽然是作者心灵外射的结果，但不可否认也是那一时代中国的主色调。

　　郁达夫山水游记的现代性，还体现在他有时的出行已经跟商业性的运作有关，《浙江小历纪程》就是这样的产物。1933年下半年，杭江铁路即将通车，有眼光的铁路当局邀请郁达夫“去浙东遍游一次，将耳闻目见的景物，详告中外之来浙行旅者，并且通至(江西)玉山之路轨，已完全接就，将于十二月底通车，同时路局刊行旅行指掌之类的书时，亦可将游记收入”。铁路当局看重的是名人的广告效应，而郁达夫也能满足自己寻幽访胜的心意，因此读者得到的是对这一带犹藏于“深闺”之中的“处女地”的认识：诸暨、金华、兰溪、龙游，以及岩洞、庙宇和其背后的人文、历史，联翩而来，光影交错，不啻于一首牧歌式的“好的故事”。

　　在山水游记中大量征用古代名人的笔记、游记，是一般作家的惯常做法，郁达夫也不例外，而且从中还能读到他自己的即兴吟咏，这些都增强了郁达夫游记散文的文化含量，使其笔下的风景更加人文化。我们还应注意到，郁达夫在游记中还不时地将中国的风景跟外国的相比较，就进一步表明了作者的现代身份，使我们感觉到作者对中国山水的观照是在20世纪。如写《杭州》：“可是日本的山水，秀丽处远在杭州之上；瑞士我不晓得，意大利的风景画片我们总也时常看见的吧，何以外国人都可以不受着地理的限制，独有杭州会陷入这一个绝境去的呢？”

　　郁达夫的游记是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字，事实上它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郁达夫的游记文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水，而且看到了现代的中国，看到作者对现代中国的爱与恨的情怀，一篇篇如峥嵘的山岳，蔚然深秀，本身就诱人去探幽访胜。《郁达夫游记选集》收集了作者几乎所有的游记，或将再一次引领我们去触摸定格在现代时空中的中国的山山水水与作者的深深屐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