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电视剧创作，以现实题材居多，尤其关注家庭的情感伦理、寻常百姓的琐碎生活，那么，您希望在这些创作中传达怎样的信息和理念？有没有持之以恒所坚守的东西？

　　王宛平：这个问题正是我最近经常思考的。写电视剧之前，我写过一些有影响的婚恋类畅销书，代表作是《婚内婚外》。在那些书里，我写过几十对不幸夫妻的婚姻故事，大多灰暗消极，婚姻中男女主人公互相折磨，生不如死。这些书当时非常畅销，但观众反映看了这类书，对人生和婚姻更加悲观绝望了。当时我就开始反思，我们写作究竟为了什么？如果我们的作品不能给观众读者带来对生命的关注关怀、希望希冀、温暖温馨，这样的写作，即使再吸引眼球，也没有任何意义。

　　而电视剧这样一个面对最广大普通观众的艺术形式，我认为创作者更应在创作中，怀有一份普世情怀，坚守主流价值观念，带给观众健康积极、温暖温馨的东西。从《幸福像花儿一样》开始，直到正在播出的《金婚风雨情》，我作品中或许可以看到这样的标签：阳光，温暖，温馨，这正是我要坚持和持之以恒的东西。

　　记者：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些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经验和心得吗？您又是从哪些途径积累和寻找创作素材的？

　　王宛平：电视剧创作中，现实题材写作是最难的。现实题材来不得假，需要踏实深入的生活阅历和人生感悟。我本人也算经历丰富，15岁当兵，19岁当工人，然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当公务员，又考研，毕业后留校，期间也曾出国游历，历尽人生沧桑。总之，在我看来，电视剧编剧，尤其写现实生活的编剧，没有踏实的生活基础很难写出有厚度、有情感的东西。一个优秀的编剧应该具备文学天赋，能够从琐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精彩的创作素材，这个素材更多的来自于作者生活阅历和对生活感悟的能力。二者不可缺一。

　　记者：在《金婚》《金婚风雨情》中，您都尝试采用了编年体的结构形式。这是您的创意吗？您认为这种结构有什么独特优势？

　　王宛平：两部“金婚”采用编年体形式是导演郑晓龙的创意，郑导希望用这种一年又一年的形式感给观众造成一种时间感——50年历史沧桑感。事实证明，郑导的意图达到了。编年体对于一部生活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叙事节奏加快，人物命运感更为浓重，人物形象也更为突出。两部金婚都没有大的情节冲突设计，但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就在于此。

　　记者：就您的观察，您认为目前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存在哪些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您有没有在创作上去规避或调整？

　　王宛平：目前现实题材电视剧分几类，一类是所谓苦情剧，也是所谓三破一苦，剧中写尽人生奇闻逸事，千奇百怪，只为吸引眼球。这类剧往往写作和制作成本很低，收视率超高，但口碑并不好，观众往往边骂瞎编，边往下看。还有一类就是所谓青春偶像剧，这类戏比较轻浅，并不一定真实，靠青春靓丽时尚或者话题包装，这类剧的收视群体大都是非青年观众，所以制作公司往往也不敢投入大成本。真正有分量的现实题材，应该是与时代和人的命运情感息息相关，关注民生民意，有一定厚重的作品。应该说，一个有良知的编剧都愿意从事这样的写作。

　　但这样的写作在当前中国电视剧创作中是最难的。编剧经常感叹，写剧本是戴着镣铐跳舞，写现实题材就更是戴着重铐舞蹈。写现实题材往往是如履薄冰，既怕触碰政策陷阱，也怕写平淡了，没有收视率，甚至卖不掉。

　　具体到创作本身，也如我前所说，现实题材写作来不得虚假和编造，如果说古装戏、年代戏、战争戏、谍战戏，可以天马行空，发挥极大想象力，现实题材则不允许，现实题材更需要的是扎实的生活细节，真实的人物形象，打动人心的情感力度。总之，现实题材写作需要的综合能力更强。

　　记者：您是如何理解编剧的作用的？身为编剧，您的创作思想和意图在制片方的利益需求、电视台的收视率压力以及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是否能得到真正实现？

　　王宛平：电视剧中编剧的作用目前已得到承认，但所处的地位大多是被动和尴尬的。电视剧是一个特别市场化的东西，收视率决定着一个产业链的生存状态，编剧作为这个链上的一环，完全不可能像作家那样，真正左右自己的作品，编剧的剧本只是一个初坯，真正成为作品还需诸多环节。作为编剧，妥协和困惑是每时每刻都发生的。因此，当编剧高呼维权时，只做编剧是很难做到真正与资本平起平坐的。现在很多年轻编剧，开始自己当制片人、制作人，这样也许是真正改变编剧地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