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量的文艺作品塑造了很多给人印象深刻、值得久久回味的艺术形象，文艺创作特别是影视剧作品为我们贡献了石光荣、李云龙、朱开山、余则成、杨立青等令人叫绝的正面人物形象。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些正面人物形象个个血肉丰满、性格鲜明，既有英雄豪迈的精气神，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受益于成功的形象塑造，这些英雄人物产生了扑面而来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极大地激发了英雄人物特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判定一部文艺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有很多，能否塑造出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形象是否真实鲜活，是否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关乎作品的可信度和生命力。一说起李云龙，人们自然想起《亮剑》；一提到余则成，人们就会脱口而出《潜伏》，这就是人物形象之于作品的重要价值。反之，如果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表达，文艺作品就难以有行云流水般的叙事、泓涵深厚的内蕴以及鲜明丰富的主题，其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自然大打折扣。应该看到，一段时期以来，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呈现出日益丰满、多元、深刻的可喜态势。一批性格丰富、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纷纷跃然纸上、闪亮荧屏。同样应该看到，虽然层出不穷的文艺作品接力似的创造出海量正面人物形象，但这些人物形象大多来去匆匆，难言成功。具体表现为，人物形象单一化、概念化、模式化较突出，大都“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缺乏应有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如果稍加留意，我们不难总结出多数正面人物形象的特征：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形象直白呆板，像是一个苍白空洞的符号，既缺乏符合人物性格的个性化语言，也没有抓人眼球的故事情节。往往人物一出场，读者和观众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本应浓墨重彩的正面人物形象就这样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疏远了。与之对应的是，一些作品中的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形象反而塑造得惟妙惟肖，逼真传神。人们往往对他们印象深刻，津津乐道，反而想不起正面人物究竟是谁，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为什么许多原本应该光彩照人的正面人物形象反而成为干瘪的陪衬，本应成为受众的宠儿却反而遭致冷落？细究背后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怎样刻画正面人物形象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认识误区。比如，有人认为，中间人物更容易出彩，正面人物则费力不讨好，因为前者在艺术创作中受到的束缚和限制很少，创作主体能够大展拳脚，自由发挥个人才华。而正面人物则不然，由于要突出英雄品格，那么越是强调人物的“高大全”、“红光亮”，就越能彰显其浩然正气和昂扬锐气。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很多作品中小人物最容易出彩，喧宾夺主，掩盖了正面人物的光芒。这一认识在不少作品中均有所反映，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小觑。还有人认为，正面人物就一定要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和目炫神离的传奇色彩，他们笔下的英雄人物往往超然于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享有种种常人想都不敢想的特权。其实不然，那些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的“普通人”，那些甘坐冷板凳、淡泊名利、把智慧和力量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的人们，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和先锋，当然有资格进入文艺作品，成为丰赡的艺术形象。还有人认为，作为对“高大全”的反拨，正面人物形象就应该充分“人性化”。一些创作者无视客观现实的真实逻辑和社会生活本质，随意按照自己的思维进行“创造”，特别是在历史题材领域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描写和评价违背了最起码的史实，矮化甚至丑化正面人物，把灰色的、病态的正面人物形象强塞给读者和观众。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正面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性格特征，才能立体地呈现一个完整的人。殊不知却造成了艺术创作与生活实际、历史事实乖离，人物形象失去了最基本的可信度。

　　怎样才能塑造出血肉丰满、感人肺腑的正面人物形象？怎样才能让正面人物形象既崇高伟大，又不失人格魅力，既能淬砺精神、引领前进，又能以丰满生动、形象传神的艺术魅力打动人、感染人、教育人。我认为，至少应该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努力克服见物不见人的创作倾向，把人物描写和艺术提炼放在文艺创作的中心位置。首先，把人物的命运与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把人物置于典型环境当中，通过对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真实描写，使人物与环境有机结合，从而赋予人物形象以鲜明的倾向性和丰富内涵，进而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要之，人物透过环境的建构使内涵日益充实，使形象渐次鲜明；而环境则因人的 “活动”而不断深化。《红楼梦》的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不仅仅在于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写得如何哀感顽艳，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人物的活动都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的，作者是根据自己“半世亲见亲闻来创作”，“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因此，《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来自作者以十年的辛勤劳动，对生活素材进行严格挑选、高度提炼、深刻挖掘，其艺术价值是基于生活真实的。其次，把人物的命运与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结合起来，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精神世界，不仅要表现人物做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要表现他怎么做，使人物形象随着波澜壮阔、一唱三叹的故事情节不断鲜明充实，成为鲜活可感的“这一个”。同时，也让人物命运成为推动故事发展、丰富叙事线索的推力。李渔说得好：“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猜破而后出之，则观者索然，作者赧然。”此外，在叙事上善于开小切口做大文章，善于把个人命运与宏大叙事有机结合，以及富有个性化的语言风格，都是凸显人物形象的有效策略。

　　第二，正面人物形象的单一化、脸谱化，其症结还在于创作主体并没有真正地深入生活，试图用抽象的观念表现广阔的现实生活，犯了主题先行的毛病。大量的创作实践证明，创作主体对客观生活的了解愈深入，认识愈深刻，作品所凝结的思想含量和艺术价值就愈大，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当然就更加鲜活生动。“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恩格斯的这一告诫，就是针对那种不重视客观现实生活，耽于臆想的创作倾向。因此，作为有担当的艺术家，就要重心下移，深入生活，潜心创作，精益求精，坚持文艺创作从生活出发的美学原则，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勇气和决心。《牡丹亭》中的女主角杜丽娘，是汤显祖着力塑造的“生死至情”的奇女子，他在写“忆女”一出时，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原因就是作者把个体生命融入了创作，与剧中人高度融合，进入了“迷狂”的状态，从而释放出像火一样燃烧的生命激情。当代著名作家柳青为了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把全家从北京迁到陕西省长安县的皇甫村，把自己当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一住就是14年。为了掌握农民的粮食交易的第一手材料，他像当地农民一样把手缩在袖筒里，与对方捏指头报价，惟妙惟肖的模样和神态，竟然骗过了卖主的眼睛。柳青正是通过日积月累的观察和体验，才使梁生宝这个当代青年农民的形象集中典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从而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生活的本质，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当代的艺术家们应当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心无旁骛、潜心磨剑、精雕细刻，努力创造出更多的能够全面深刻反映时代精神的正面人物形象，为当代中国文艺，多留存一些荡气回肠、感动灵魂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