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

我亲爱的父亲臧克家先生，在2004年2月5日元宵之夜，永远告别了他一生挚爱的祖国和人民，安详地走完了99岁的人生旅程。2010年10月8日，又是他诞辰105周年纪念。身为他的长女，父亲微笑的面庞和清癯挺拔的身影，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永远镌刻在我心灵的最深处。他辞世后，通过对父亲一生全面完整的重新审视，使我对于他的人生道路和毕生追求，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全新认识。于是，在我的心目中，父亲不仅是一位对中国文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诗人、作家和编辑家，更是一名在百年历史风云中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永远的战士！

凡是熟悉我父亲的人都知道，从1925年开始，在近八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紧握手中的那支大笔，从暗夜如磐的旧中国，写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涉猎了诗歌、散文、小说、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等多个文学领域，那皇皇十二卷全集，就是证明。父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他的许多作品，为国内外几代读者所熟悉和喜爱。

然而，不少人也许并不了解他人生的另一个不可分割的侧面。这是奠定了父亲文学创作基础和基调的尤为重要的基石，是他人生本色和一生不懈追求的最根本最真实的反映。其中可书可写的感人之处，不胜枚举。父亲曾在他暮年的一封信里，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一点。

1991年，父亲故乡山东诸城的赵顺年、茂梓两位同志，编辑了《诸城名人传略》一书。他们将有关我父亲的内容寄来，请老人过目并斧正。结果，86岁的父亲删去了书中对他的全部赞美、评价之辞，在给编者的复信中，非常明了地写道：“其实，我就是一位战士。”这几个字，是父亲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极其准确地点出了他整个人生的精髓所在。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父亲始终以一名无畏战士的英姿，抒写着他99岁的人生画卷。这种终生不渝的“永远的战士”的精神和追求，正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父亲的根深植于人民之中

父亲是奋斗不息的战士，因为，他的根从小就深植于劳苦大众之中。正是基于这最根本的人生渊源，奠定了他要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热情，为人民而战斗、而写作的立场与追求。

父亲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东诸城农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十四岁以前，几乎从未走出这块方圆三十里的故土。他看到了这个曾经荣华的封建之家的残烧，但是，他却是在穷孩子和贫苦农民中间长大的。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生于穷乡，长于穷乡，耳闻目睹了旧中国农村的穷困落后，他身边那些几乎终日相伴的赤贫的农人们，最终都没有逃脱在三座大山压榨下的悲苦生活和凄惨命运。“他们穷得可怜，没有田地，没有房子，有的是一条‘农奴’的身子。”(臧克家《我的诗生活》) 他热爱这些顶着农奴命运的淳朴善良的农民，他为他们流泪，更为他们不平！与挣扎在封建社会最底层农民为伍的农村生活，使他“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臧克家《诗与生活》)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两个人：“老哥哥”和六机匠。他们，是农民性格的两个典型，更是父亲人生的老师和以文学的乳汁滋养他的启蒙者。他们用爱和真情哺育他，成为父亲生命中魂牵梦萦终生挚爱的旧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表。“老哥哥”，在父亲家做了一辈子长工，从二十岁起，用他那曾是铜帮铁底的身子，用一生的血汗和忠诚朴实、任劳任怨的行动，服侍了臧家四代人。从父亲的曾祖父开始，每个叫过“老哥哥”这个称谓的主人，都曾经允诺：“你现在对我好，长大了我养你的老。”但是，当“老哥哥”真的年老无用的时候，父亲的祖父却因一点小事，无情地将他撵出了门。年少的父亲拉着一直那样疼爱他的“老哥哥”的衣角，用一双泪眼哭送这位心头上的亲人！望着被榨干血汗后孤身离去的老人的背影，父亲第一次对于他的祖父和地主阶级产生了憎恨！六机匠，同样是臧家的佃户。他是父亲最亲爱、最佩服不过的一个人。这位民间的天才，是一位出众的故事圣手，能把一个个故事的情节，夸张地、形象地、诗意地、活枝鲜叶地送到你的眼前来。因此，父亲说：“他的房子，就是我的家——灵魂的家。”“在他的屋子里，我认识了许多灵魂，在他的屋子里，我得到了盎洋的诗趣，在他的屋子里我洗白了自己的心。六机匠，他把诗的苗子插在了我心的田地上。”(臧克家《我的诗生活》)然而，就是这位底层劳苦大众聪慧天才的代表，同样被贫困追逐了一生，最终病死在故乡的土地上。这些在父亲身边不断发生着的残酷的社会现实，令年幼的他一步步认清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他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这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对父亲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奠定了他的阶级立场和情感基石，也奠定了他要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为社会的光明而战斗、而献身的初衷。而“老哥哥”、六机匠——这两位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也永远地走进了父亲的心间。他不仅在一生中为他们多次撰写深情感人的诗、文，并且在1979年写回忆录中有关“老哥哥”这一节时，74岁的父亲依旧三次为这位早已远去的故人痛哭失声！而他生前留下的遗愿，就是将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老哥哥”和六机匠的坟上。父亲要永远地陪伴在这些至亲至爱的劳苦大众身边！

走上革命斗争和战火纷飞的第一线

正如父亲在自传体散文《我的诗生活》中所写的：“我的童年，正当皇帝的宝座动摇的时期，正当封建社会崩溃的时期，正当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时期。我看到了旧的尾巴，也看到了光明的曙光。”正是在这样艰难曲折、你死我活的反复斗争之中，严酷动荡的社会现实：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屈辱，反动军阀令人窒息的黑暗统治，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使年少的父亲在刚一接触到“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便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919年夏秋之间，还在诸城县上高小的他，聆听了本县大学生丘纪明——北京学生运动派来的代表，宣传五四运动和它伟大精神的演讲，那一句句慷慨激昂、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父亲年轻的心。当时，父亲身处五四运动诱因之一的山东，这个感受痛切的十五岁的小学生，平生第一次以一名小战士的斗志和身影，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他和同学们组成了“反日会”，打着小旗到街头宣传。他们讲述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切齿痛恨，说到沉痛之处，演说者和听众们都留下了热泪。“反日会”的一个个小分队，还分头到商店去检查、封存日货，对于那些丧失爱国之心的奸商，毫不留情地给他戴上写着罪状的高帽子，游街示众……少年时期第一次投身到时代洪流中的这段经历，给了父亲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他深切地感到，在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中，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把全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一股多么伟大的势不可挡的力量！

然而，军阀张宗昌却对这场革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和文化腐蚀，社会空气沉重而窒息。1923年，父亲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一师，可以说是对于“五四”新思潮、新文化不断吸收与传播的一个革命阵地。受到校内活跃的革命空气和共产党组织的影响，父亲思想上向往着光明与进步，对于军阀的反动统治极为愤懑和憎恶。他不仅在平时参加了CP和CY组织的一些活动，“五州惨案”发生后，参加了济南学生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而且于1925年8月，在黑暗统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奋而疾书，以通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文章，投给进步文化刊物《语丝》，署名少全。《语丝》主编周作人先生以《别十与天罡》为题，将此文刊发在该刊第四十五期上，并亲自给父亲回了一信。这是父亲首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而这第一篇作品，就是颇有些战斗性和讥讽意味的檄文！从此以后，父亲正式走上文坛。他以笔为枪，在文学创作这块阵地上，与黑暗社会和反动统治者及日寇入侵，进行了为时二十余载的不息战斗，直至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1926年秋天，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感召下，对张宗昌倒行逆施和沉重压迫忍无可忍的父亲，与另外两名亲友一道，结伴奔赴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年轻的父亲当时胸怀豪情地在长诗《自己的写照》中，倾吐着心声：我们站在船头上听黑夜的海啸，/ 我们用放大的心向背岸嘲笑，/ 我们胸中落下了无边的天空，/ 我们将看见明早的太阳在大海上发红。

怀着向往光明与革命的一颗心，父亲1927年初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五期)。半年多的军校生活，对于父亲来讲，是人生的课堂，是淬火的熔炉，更是生与死的大考验。在这儿，父亲和同学们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且天天在广场上大课：政治的、经济的、国际问题的；在这儿，他们更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校领导和教官中的共产党员，呼唤起青年学员们心中的革命烈火。“一条身子配偶了长枪，同时把心也许给了党” ，这是父亲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第二次北伐中的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宣布投靠已经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的蒋介石。这时，父亲所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学兵团，合并组成为中央独立师，立即奔赴前线，讨伐夏斗寅叛军！身为副班长的父亲，和全体战士一样，每人四十排子弹，个个全副武装。他第一次成了真正在炮火中冲锋陷阵的战士！听，炮弹在身边爆炸，机枪在耳旁轰鸣；看，身为共产党员的连、排长们，英勇无畏地冲在最前边。一个、两个、三个……亲密的战友们在身边倒下了，但是，父亲和独立师的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紧跟着共产党员们往前冲！讨伐大军翻山越水，由湖北的纸坊而咸宁、蒲圻、嘉鱼，一直打到通海口。饿了，吃一口饭盒里馊了的米饭；渴了，一边前行，一边用小碗去舀路边小虫蠕动的塘水。激烈的战斗考验着每一个人。父亲亲眼目睹叶挺同志紧握手枪，迫使一名因一点轻伤就试图后退的指挥官，又向前冲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父亲接受着战火硝烟的洗礼，也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交出的是一份合格的答卷。这是一名战士初赴疆场的体验，它历练了他的灵魂，也丰富了一名战士的人生。

讨伐夏斗寅叛军的征程，同样是一座社会的大课堂。世世代代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以那样热烈的革命热情，发自内心地迎接着父亲所在的中央独立师。父亲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军到处，万众欢腾，争着看女兵。抓到罪孽深重的土豪劣绅，经过农民协会的控诉，由女同学宣布罪状，男同学立即去执行枪决。使我们大受感动、印象深刻、终生难忘的，莫过于新堤(今日的洪湖)之夜了。我们坐的轮船，还没有靠岸，欢迎的群众像一堵一堵的人墙，口号声，鞭炮声，声声震耳。这声音发自肺腑，高冲云霄。这声音，像热情的激流，贯穿了水中岸上的心胸。这声音里充满了同志的爱和革命的激情。革命歌声，像一条热线把我们拉上了岸，马上被人群包围了。队伍开到哪里，人群跟到哪里，大人苦诉军阀、地主们的万恶，从他们面色上看到怒火在燃烧，从他们的衣着上，看出生活的穷苦。他们向我们发问：‘为什么不发给我们枪？’”

身历其境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使身为一名战士的父亲，那样真切地再一次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那样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中间蕴藏着的可以翻天覆地的伟大力量和革命热情。战士在革命斗争的课堂里学习，成长；人民，是他最好的先生。这一切，使父亲更加坚定了要为这些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信念。

1937年，日寇入侵。父亲望着中华国土一寸寸沦丧，悲愤万分。抗战爆发后，他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和斗争中去：“抗战！抗战！/ 将敌人的脚跟，/ 从我们的国土上斩断。” “诗人们呵！/ 请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 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同年11月，父亲到达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当时，中国军队集结了四十五万多人，准备在徐州地区抗击日寇。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意办一个青年军团，收容、训练从北方各省流亡而来的青年学生，作为抗战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也想招贤纳士，增加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当他知道臧克家到了徐州，便派司令长官部随从秘书、我父亲的内兄王深林，请我父亲去面谈。但是，面对李宗仁当时并没有实际工作安排的邀请，父亲更向往的是去心中久已渴望的圣地——延安。在父亲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急迫地等待延安方面消息的五、六天里，王深林电告抗战青年军团已成立，催促他立即返回徐州。经过商议，父亲决定回徐州。“我要去从军，到徐州，/因为那儿最接近敌人。”这个决定，表达了当时父亲急于奔赴抗战最前线的战士的胸襟。

1938年4月初，台儿庄战役打响，战事紧张惨烈。再次穿上了一身戎装的父亲，应李宗仁邀请，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并进行报道。当时，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他三次深入战地，到了主力部队第五战区三十军孙连仲部下的三十一师、三十师和二十七师的前沿。在这震惊中华的大会战战地，父亲采访了从战役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孙连仲、池峰城、张华堂，直到普通的士兵和老百姓。他看到了敌寇的凶残和罪恶，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流血和牺牲，更看到了军民高昂的士气和被战斗锤炼成钢铁的意志，看到了万众同心以死御敌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力量！在父亲的眼中、足下和手中，台儿庄战役，这津浦北线上中华民族歼灭日寇的大会战、大胜利以及随后的战事，经过他七天夜以继日的不懈创作，立即化为积淀着他的情感和爱憎的长篇通讯报告集：《津浦北线血战记》。生活书店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这本书。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为他写了长篇题记：“暴日前受钜创于津浦路南段野心尤未稍戢近复挟其精锐数万之众恃犀利之器械左攻临沂县右取临峄直逼台儿庄炮火连天所过为墟气焰炽张有囊括我徐海之势幸我将士用命血战兼旬旅进旅退反复搏击卒将顽敌击退双方伤亡惨重为第三期抗战以来所仅有余偕臧君克家遄赴前线督战巡视台儿庄已成一片焦土人民未及逃避死于敌人炮火之下者不计其数敌尸未焚或已焚而残肢未化者累累皆是臭气熏天满目凄凉极尽人间之悲惨因日军阀逞侵略之野心致两国人民罹此极度之牺牲良可痛恨希我军民不以小胜而骄受挫而馁吾人为求我中华民族解放而抗战必须以大无畏之精神再接再厉扫荡顽敌还我河山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树立永久之和平焉     李宗仁写于前线 四、十四日”李宗仁先生的题记，为这本书增加了沉甸甸的分量，因为，它道出了抗战中国民党高层将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心声。父亲的另一本“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在距离血肉纷飞的火线不远的地方，在极度慷慨与悲壮的情绪下”写成和编就的抗战诗集《从军行》，也于1938年6月由生活书店出版。这两本书以铁的事实和激昂悲壮的爱国之情，向世人最迅速最及时地揭示了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战地实录，和与敌寇不共戴天的民族气概和精神。它们不仅马上被生活书店赶印出版，并立即被印行多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随后，1938年7月1日，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在潢川成立，团员14人，父亲任团长。他率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和大别山区，进行抗日文艺宣传和文学创作活动，直到1939年春被迫解散。在这艰苦的长途跋涉中遇到过多少艰难险阻！他们沐风餐雨，冒盛夏，战严寒；走到哪里，住在哪里，野外的荒村，庄头的破庙，都是安身之处。战事紧急时夜行军，不得不丢掉一些随身携带的必需品。在足迹踏过的地方，他们都用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留下了鼓动人心的抗日救亡讲演、演出和标语、墙报。事隔六十六年之后，著名作家贺敬之在2004年2月6日的文章《悼念臧克家同志》中，深情地回忆起那段难以忘怀的情景：

“我第一次见到克家同志是1938年，当时我14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进我中原大地。在鄂西北均县小城的一所从山东流亡出来的战时中学的操场上，在成百上千的同学的包围中，作为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的33岁的臧克家，站在临时垒起的土台上，向同学们做抗日救亡的演讲。由于我闻讯稍迟，不能拥到人群前列，只能远远望着他激情飞扬的面部轮廓和连续挥动的手臂，听到的只能是被掌声淹没的不易辨清的结尾的话音。但就是这样，已经使我热血沸腾。特别令我激动的是，紧接着就看到操场边墙上贴出的一张大幅壁报，通栏是用毛笔抄写的署名为‘臧克家’的一首诗，是写给我们这些同学的。我们争抢着高声朗诵：‘在异乡里/ 喜听熟悉的乡音，/ 在救亡歌声中/ 我遇到你们这群青年人……’

很快，整个诗篇随臧克家的名字传遍县城，掀起了我们这些操着熟悉乡音的青年人和少年人心中的阵阵波涛……”

这段充满情感的文字，形象地刻画出投身于时代洪流的父亲，作为一名抗日救亡战斗者的身姿、奉献和影响，他用自己的行动和那“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唤起了无数人心底的爱国情。几个月的行程，无论是在听众成百上千的村集市镇，还是在只有三两户人家的大别山中，父亲和战友们以同样饱满的激情宣讲着，演唱着。他们付出的汗水和艰辛，他们忘我的工作和牺牲，随着他们走过的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变作多少人誓死抗敌的意志和心头不灭的记忆。同时，在紧张劳累的宣传工作和徒步远征之余，在月光、手电筒或是一豆油灯之下，他们依然坚守着另一个战场——文学创作的阵地。文化工作团团员、作家曾克到了晚年，还清晰地记得我父亲深夜打着手电奋笔疾书的情景。父亲见缝插针地把战士的一腔激情和所见所闻所感，化为这支笔部队的另一番收获——抗战作品。这些作品，激昂慷慨，讴歌抗战，义正词严，痛击敌人，激励起人们心中“决不允许祖国母亲遭受外敌践踏”的坚定信念和奋起抗战，以热血与生命筑成御敌长城的誓死决心。它们，同样真实地记录着父亲“永远是战士”的人生。在这个战场，在这个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双重战斗中，父亲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做出了无怨无悔的奉献：“为了祖国，/ 把生活浸在苦辛中，/ 为了抗战，/ 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

1938年7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武汉商定，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文化工作组织——国民党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战区抗日救亡宣传。10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国湖北省委选派共产党员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参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钱俊瑞、胡绳和我父亲，都是其中的一员。重托在肩的父亲，更加深感责任的重大。在他不懈的工作中，1939年3月，父亲的另一本抗战诗集《泥沼集》，由生活书店出版。

1939年4月，随(县)枣(阳)战役又打响了消灭日寇的枪声。父亲和姚雪垠、孙陵组成了“文艺人从军部队” ，出发到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并曾参加随枣战役。父亲深入在此作战的广西部队84军的173师，从师部、团部、营部、连部，一直到了山头距敌人近二百米的前沿阵地。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敌寇的大炮飞机向这儿倾泻了三千余发炮弹，半小时前与父亲并肩屹立在阵地上的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他不仅在火线上目睹了随枣战役的实况，而且冒着身边不时炸开的炮弹，历尽艰辛和危险，完成着自己心目中的神圣使命。为了记录这次战地之行，父亲写了长诗《走向火线》和散文集《随枣行》。《随枣行》一书中的《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曾被当时的国语教科书选做教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9年7月至10月，父亲再次远征。他与姚雪垠等人，自湖北经河南向大别山进发，到安徽敌后采访，了解、反映当地的抗战情况，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先后会见了新四军办事处主任何伟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他将此行写成长诗《淮上吟》和通讯《淮上三千里》。同年12月中旬，父亲再次赴前线采访，与士兵们共度旧历年……1939年，从前线到后方，父亲的双腿走完了五千里路程，为了抗战，他做出了完全彻底的付出。直到1943年，他又先后出版了《呜咽的云烟》、《向祖国》、《古树的花朵》、《国旗飘在鸦雀尖》等多部抗战作品集。

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多的战地生活，父亲无论是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奔赴抗战前线，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还是后来因为他的进步立场为国民党所不容而几次被驱逐，他都怀着始终不变的战士的信念和责任感，高唱战歌赴疆场，他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作品，为抗日——这场全民族的战争，尽了一份作为战士应尽的责任！他“甘心掷上这条身子，/ 掷上一切，/ 去赢最后胜利的/ 那一份光荣。”(臧克家：《换上了戎装》。)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父亲作为一名抗战战士，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忘我的行动，与全国人民共同赢得的最后的胜利与光荣！

父亲的一生，都被冠以文化界人士的头衔，但是，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为了捍卫革命成果，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侵，他两次穿上戎装，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这两段走入军营的难忘生活，成为父亲生命中极为宝贵的经历。在这些岁月中，他问心无愧地战斗着，经受着生死与战火的考验，因此，他可以骄傲地说：“我，就是一名战士！”

旧中国以笔为枪的战斗

父亲是一名战士，他的另一个战场，是他坚守了一生的文学战线。从1925年正式在全国性刊物发表作品开始，他一直紧握手中那支笔，以它为匕首，为投枪，为刺向反动派黑心的利器，以一名无畏战士的勇气和意志，精神和责任感，真实地反映旧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社会现实，为贫苦农民和劳苦大众呐喊和歌哭；他无情地揭露和鞭挞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揭露和鞭挞旧制度的黑暗与反动，腐朽与虚伪；为祖国和人民自由光明、和平解放的未来忘情地歌唱。这信念，

这战斗，一直没有动摇和停息过。翻开父亲的十二卷文集，他解放前的大半作品，

不仅是历史前进和时代洪流的真实反映，更是一篇篇战歌和檄文。在那反动统治猖獗的岁月里，因一篇文章而遭厄运、被杀头的，不计其数。因此，在旧中国的文学战场，没有冲锋陷阵的战士那种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同样是不可能战斗到底的。

父亲一走上文坛，就将他的立足点和全部情感，投入到劳苦大众一边，《捡煤球的姑娘》、《难民》、《老哥哥》、《贩鱼郎》、《老马》、《炭鬼》、《当炉女》……他为深受压迫和苦难的民众，唱出了心中的愤怒与不平。父亲1933年写成的长诗《罪恶的黑手》，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罪恶和伪善的面目，与新诗《老马》一起，成为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而早在1931年，他就曾在诗篇《不久有那么一天》中，这样预言：“不要管现在是怎样，等着看，/ 不久有那么一天，/ 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天空耀着白光，/ 黑暗吓得没处躲藏，/ 人长上了翅膀，带着梦飞，/ 赛过白鸽翻着清风，/ 到处响着浑圆的和平。/ ……阴天的地上原找不到影子，/ 但请你注意一件事：/ 暗夜的长翼下，/ 伏着一个光明的晨曦。”

1933年7月，在恩师闻一多、文坛前辈王统照和诗友卞之琳的大力赞助下，父亲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自费出版。同年11月，父亲在这本诗集的《再版后志》中，这样写道：“老早心中为写诗定了个方针。第一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方面，再就是写人生永久性的真理。……写这些可怜的角落里的人群，我都是先流过泪的，我对这些同胞，不惜我最大的同情，好似我的心和他们的连结在一起。”几句话，点出了父亲进行文学创作的初衷。《烙印》出版后，立即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闻一多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老舍撰文《臧克家的<烙印>》，鲜明地表示了他的看法：“《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像‘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他的世界是个硬的，人也全是硬的。克家是对现在的世界和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由此可见，这本揭露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的处女诗集，是父亲向旧时代、旧社会发出的怒吼，鲜明地显示了他作为一名进步文化战士的立足点。从此，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小说、特写、通讯和文论，父亲始终紧紧把握着战斗方向，紧紧跟随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呼唤大众的觉醒，展现人民的斗争。几乎每个历史时期的现状和斗争，都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父亲以诗人锐利的目光观照历史和社会，从一踏上文学之路，就以笔为枪，“抒发我的不平之气，表现我对封建剥削阶级、新军阀反动统治的控诉” ：那些青春在黑风里暗暗憔悴的捡煤球的姑娘；那群被“阴森的凄凉吞了可怜的故乡” ，因而在“陌生的道路”上“无归宿”的难民；那匹“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抬起头来望望前面”的老马；那个因为“已经老得没用了” ，而被永远关在大门外的“老哥哥” ；那些“没有日头和月亮，/ 昼夜连成了一条线，/ 活着专为了和炭块对命，/ 是几时结下了不解的仇怨”的炭鬼；还有那个被美国兵“文明的皮鞭” 抽打着的中国苦力……他笔下这些写不尽的劳苦大众的生动形象、凄惨生活和悲苦命运，就是佐证。他呼唤人民的奋起和反抗，期待着“有那一天，/ 心上迸出个突然的勇敢，/ 捣碎这黑暗的囚牢，/ 头顶落下一个光天。”在抗日战争的战斗风云中，父亲在民族革命的战场上疾呼：“……敌人把我们推入了战争。/ 我们再不空口讲正义，/ 正义永远握在强者的手里，/ 我们要用枪炮的毒口去碰毒口，/ 我们要用鲜血去涂成‘真理’的名字！/ ……我们要用四万万条身子，/ 筑一道防卫祖国的围墙！/ 活，要立起身子带响地活，/ 死后尸体也要交横在一起！/ ……我们的乡村呵，美的化身，/ 决不让她任人奸淫！/ 古井的辘轳边决不让敌人来饮马！/ 决不让敌人的脚尖 / 踏着祖宗的坟头/ 把我们的河山当画图看！/ 我们的热炕头/ 不能让敌人躺在上边打鼾！/ 不能让妻子的手臂，/ 套上异种人的手腕！/ 不能让新的市场，历史上的都会，/ 打上倭奴耻辱的脚印！/ 不让，决不让！/ 除非我们全体都死亡！……”(臧克家：《我们要抗战》。)面对奔赴战场的中华儿女，父亲满怀豪情地高唱：“耕破黑夜，/ 又驰去白日，/ 赴敌几千里外，/ 挟一天风沙，/ 兵车向前方开。// 兵车向前方开。/ 炮口在笑，/ 壮士在高歌，/ 风萧萧，/ 鬃影在风里飘。”(臧克家：《兵车向前方开》)《从军行——送珙弟入游击队》、《伟大的交响》、《血的春天》、《别潢川——赠青年战友们》、《呜咽的云烟》、《古树的花朵》、《诗颂张自忠》、《潢川的女兵》、《十六岁的游击队员》……父亲笔下的作品，带着战火的硝烟，纪录下凶残的日寇面前，那不曾屈服的中国军民，他们用民族的铁拳，击退了入侵的强敌！这些在极为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中诞生的诗与文，基调高亢，极富爱憎，气势豪壮，它们是为我们民族振奋精神、砥砺正气的鼓角，更是一位战士在民族战争的火线上，放声高唱的战歌！

从抗战末期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日趋反动、黑暗、腐朽，乌云压顶，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父亲不仅一直积极投身于民主解放运动的革命斗争和历史洪流，更以更加坚定和自觉的革命立场，用手中的笔做枪，击发出一排排犀利无比的子弹，直射向反动统治者的黑心！1945年，毛泽东主席飞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正在重庆的父亲，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满腔激情地写出了诗篇《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以“何嘉”为笔名，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 不亮在天上，亮在人民心中，/ 你把光明、温暖和希望/ 带给我们，不，最重要的是斗争！”“用自己的胸膛/ 装着人民的心，/ 你亲自降临到这战时的都城，/ 做了一个伟大的的象征。/ 从你的声音里，我们听出了一个新中国，/ 从你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一道大光明。”这首诗，讲出了渴望光明、和平与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心声！这段时期，“蒋介石踏着亿万人民骷髅的天梯，爬到了‘总司令’、‘委员长’、‘总统’的宝座，卖国求荣，发动内战，以敌为友，以友为敌，杀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臧克家：《关于<胜利风>、<星点>、<民谣>》)在重庆、上海国统区的几年生活，父亲从“人民在流落，在呻吟，在饥饿，在死亡”的惨象中，痛切地感到：“这正是狂歌当哭的时代。这正是用诗抒愤，进攻的时代。”(臧克家：《歌唱起来》。)“恨，铸成力，力，向着黑暗的墙壁推去，推，推，推，推倒它。”(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久蓄在父亲心中的怒火，燃烧了，迸发了！从四十年代初起，他以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的英勇无畏，开始创作尖锐、犀利、激愤的政治讽刺诗，1944年到1948年达到高潮。“当眼前没有光明可以歌颂时，把火一样的诗句投向包围了我们的黑暗叫它燃烧去吧！”(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我们一齐向那些千夫所指的东西们掷出诗的匕首去，让它们早日倒下去吧！我们一齐向那些大家所希望的，来一个催生的大合唱吧！”(臧克家：《歌唱起来》。)父亲这样呐喊着，他高唱着诅咒黑暗现实、鞭挞反动统治的歌，拼搏在黎明前的黑暗！正如人们所指出的，父亲的政治讽刺诗，不是清浅的喟叹，俏皮的讥讽，低悒的哀怨，

不满的牢骚，而是强烈的仇恨，严峻的抗议，深刻的揭露，尖锐的指控，有的简直就是“指着鼻子数其罪行” 。《裁员》、《宝贝儿》、《星点》、《胜利风》、《重庆人》、《人民是什么？》、《枪筒子还在发烧》、《“警员”向老百姓说》、《谢谢了，“国大代表”们！》、《生命的零度》……父亲用这些诗篇，给国民党的“劫搜”大员、“国大”代表、警察、贪官污吏等画像，画出他们的可憎嘴脸和丑恶灵魂；他用它们揭露反动政权假民主、真专制的真相，号召人民起来，做自己真正的主人；他用它们刺穿蒋介石自诩“伟大”、“英雄”的虚伪画皮，还他以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大独裁者和大刽子手的本来满目……“前日一天风雪，昨夜八百童尸” ，在父亲根据上海——这东亚第一大都市一夜间发生的这出社会惨剧，而写成的诗《生命的零度》中，他怀着那样深刻的痛苦和愤怒，为这八百名“人的嫩芽”过早的夭折，发出了怒吼：“一夜西北风 / 扬起大雪，/ 你们的身子/ 像一支一支的温度表，/ 一点一点地下降，/ 终于降到了生命的零度！/ 你们死了，/ 八百多个人像约好了的一样，/ 抱着同样的绝望，/一齐死在一个夜里！”父亲用极尖利冷峻的讥讽和抨击，指向了制造这人间悲剧的罪恶根源。父亲的政治讽刺诗先后结集为《宝贝儿》和《生命的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创作政治讽刺诗的同时，父亲同样以杂文等多种文学形式为武器，在广泛的文学战线上战斗着。《官》、《做主》、《精神的囚犯》、《伟大与渺小》、《来个催生大合唱》……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尤其可贵的是，为了跟上时代和革命前进的步伐，跟上伟大的中国人民推动历史的脚步，父亲一边参加对反动统治者的坚决斗争，一边自觉地在世界观的旧我与新我的战斗中，沉下心来，认真总结自己四十年来走过的生活道路和二十年来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无情地解剖和审视自己，从而使他的阶级立场、思想情感和文学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44年，父亲迈入不惑之年。他在一些诗篇和文章中谈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世界发生激变的时代，“我，作为一份子，站在前进的行列上。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我走在前头，单纯的，勇敢的。可是，因为心上装载得太多太重，脚步也随着年龄蹒跚起来。我没有落后，我追随着时代，可是，以前不是拉着纤走的吗？”“对过去牵恋得过重，就把对未来的关心减轻了。怀旧，知识分子的通病，我患得特别厉害。时代变过了，一切都不同了，在感觉上，对于以往的总比对于新生的亲切，这是很可怕的。” (臧克家：《回首四十年》) “我所参加过的每一次战斗，总有许多人倒下去，许多人转回头，许多人挺身直前。而我自己呢？我没有倒下去，没有后退，我用了坚稳的小步子向前走，痛苦地、矛盾地、艰苦地走着。然而时代是在以百米竞赛的速度前进着，我害怕落后，也不甘落后。我是不是也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臧克家：《回首四十年》)“光瞅着眼前的东西‘变’，而自己却永远站在‘不变’这一点上，这是不行的。于是，我‘变’了，从‘我拭干眼泪瞅着你们变’，到‘我该拭干眼泪跟着你们变。’” “战斗，同自己战斗，理智鞭子的抽打，……新生活的树干上才可以抽出新生命的枝芽。”(《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卷》)这一切，对于身处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表现出一名自觉的革命文化战士，勇于抛弃人生观中不符合时代和革命要求的旧我，从而塑造一个迈开大步，与亿万人民共同前进的新我的过程。这是一名战士能够永远保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保证。

1946年末，国民党散布：“臧克家不再写诗了。”父亲立即以极大的义愤，写下了向反动政权再一次宣战的檄文《你们》 ：“你们宣传说，我不再写诗了，/ 对不起，我给你们一个大大的失望，/ 我被你们的话鼓励了，/ 我的诗性猛烈得像火！” “我有太多的悲愤要把胸膛爆炸开呵，/ 我有太多的感情要冲涌而出呵，/ 我的心被火燃烧着——/ 那羞耻的火，/ 那困恼的火，/ 那生之苦难的火呀！” “我要写诗，/ 因为我要活下去，/ 而且，越活越起劲！/ 我明白，在我们消极的时候，/ 你们才积极起来！/ 我要用我的诗句鞭打你们，/ 就是你们死了，/ 我也要鞭打你们的尸身！/ 我要把我的诗句当刀子，/ 去剖开你们的胸膛；/ 我要用我的诗句/ 去叫醒，去串连起/ 一颗一颗的心，/ 叫我们的人都起来，都起来，/站在一条线上，/ 向你们复仇！复仇！”这些指着鼻子声讨、痛斥和鞭挞反动派的作品，需要冒着多么大的危险，这是每个从黑暗时代走过的人，才能深刻体验到的呵！

在父亲解放前夕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冬天》中，他1947年末写成的诗歌代表作之一《冬天》，深刻形象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在那一年四季都是冬天的反动统治下，所遭受的无边的苦难，并且富有预见性地指出：“这该是最后的一个严冬” ，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垮台，提前敲响了丧钟。在这黎明前严寒逼人的冬天，在这白色恐怖登峰造极的岁月里，父亲除了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和以作品为武器之外，还先后主编了一些进步报纸和刊物，如：《侨声报》副刊、综合性文化月刊《文讯》和书籍《创造诗丛》十二种等，并大力协助青年友人曹辛之、林宏等成立了星群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诗创造》丛刊。在这些报刊上，父亲编发了大量革命与进步的文化人士和著名作家的文章，并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诗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是由于父亲作为一名革命与进步的文化战士的不懈斗争，1948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写讽刺诗、办左倾刊物和参与共产党创办的星群出版社”为罪名，将父亲的名字上了逮捕的黑名单。国民党特务们在查封星群出版社和《诗创造》丛刊时，一再逼问父亲的住处。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亲友们的帮助下，曾一周内五易其居的父亲，像当时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一样，于同年12月8日，潜往香港避难。三个多月后，他与我的母亲一起，乘坐中共党组织租用的专轮“宝通号”，由冯乃超同志带队，与全船一百多位进步文化人士一齐北上，奔向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光明、自由、和平、解放的新中国，这是父亲自从踏入战斗行列的最初一刻起，便已盼望的崭新的祖国和天地！为了它的早日到来，他与亿万中国人民一起，用自己的战斗，用自己的生命，迎来了这一天。父亲的心中，充满了一名战士为祖国和自己获得新生的无比喜悦与自豪！

坚守与捍卫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父亲生前经常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我认定的事，就破命去干！”它，不仅表现出父亲做事的坚韧精神和全身心投入，更可以看出他为了捍卫真理和原则，不惜牺牲个人的思想境界。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父亲一生近八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一路沿着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一贯提倡作家和文学作品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一贯主张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源泉，文学工作者要深入生活；一贯倡导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力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作方针。在漫长的创作之路上，无论社会上涌动着何种创作思潮，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和歪曲，他一直坚守和捍卫着这些创作原则和文学理念，终生都没有丝毫犹豫、动摇和改变。

父亲是在痛切地感受着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中，开始文学创作的；他是汲取着中国古典文学和大众民间文学的深厚营养，走上文坛的，因此，直面和反映社会现实，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融入自己的作品，就先天地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刻的几乎无法改变的印记。1933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前后，一些诗人远离现实，躲在自我的小天地里唱恋歌，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或沉醉于风花雪月之中。而父亲在《烙印》中所展示的社会现实，所描写的民众的苦难，把人们带回到真实的人间景况中来，因此，茅盾先生在1933年的评论文章《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 》中指出：《烙印》的“全部二十二首诗没有一首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没有一首诗歌颂爱情。甚至也没有所谓‘玄妙的哲理’以及什么‘珠圆玉润’的词藻！《烙印》的二十二首诗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正因为《烙印》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况，朱自清先生在《新诗的进步》中说，“初期新诗人大约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知道得太少，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没力量，”而到了臧克家，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穆木天在《关于<烙印>》中认为：“青年诗人臧克家的《烙印》，是最近值得注意的一本诗集。作者经验着‘九·一八’以后中国农村破产的情形，感到了深刻的人生的痛苦。他以现实的平常的材料，咏诸诗歌。……他的那些短诗，可说是时代象征之一面相。”就连一位反对、厌恶和从来不读新诗的齐东野先生，也在他的文章《由现在中国的诗坛谈到<烙印>》中，极生动地道出了他读《烙印》后的全新感受，和父亲这些真实反映劳苦大众生活的现实主义诗作，给予他心灵的巨大冲击：“那充实的内容，明显而深的字眼，新颖的词句，一字一字地刺入我心的深处，继续着一气读毕，我兴奋，我喜悦，全身感到一种紧张，又觉到一种松弛，意外地我在仇人中寻找到一个可爱的朋友，在垃圾中捡起一颗珍珠，那时我把它紧紧地搂在胸前，迅速地就向回跑，也不管朋友允许我借阅与否。它不但打破我那‘誓死抵制新诗‘的信条，而且闯进我那狭小的书斋，永久做我的伴侣，因为失去它我便感到空虚，也唯有这样才感到满足，纸上的字，个个都是刺，刺你的眼，刺你的心，犹如把刺刀穿进你的胸。……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那里发育、滋长，慢慢地繁荣起来了。”就这样，父亲这些根植于现实主义土壤的作品，一问世，就向人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为当时的诗坛，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这一切，不能不说是父亲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手法、他的民族化的文学风格，在首次集体展示时的一个大成功！

父亲从最初走上文坛，便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手法、对于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持有自己一贯的立场和见解。1933年11月，父亲在《烙印·再版后志》中说：“我有一个野心，我想给新诗一个有力的生命” ，又说自己“老早心里为写诗定了个方针” 。这个生命，这个方针，就是他坚持了一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他“沿着自己的道路，从《烙印》直走到”生命的终点。“这中间，在形式上显然有变化，有演进，但这变化，这演进，是沿着一条轨道进行的，而这条轨道是铺在生活的基地上的”(臧克家：《<十年诗选>序》)沿着这条现实主义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轨道，父亲被人们称为：对“五四”尤其是大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做了系统的、几乎是编年史的反映。他从1929年起，年年有新作问世，1933年后平均每年出版一本诗集，最多时一年出版了三部。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从“辛亥”到北伐，从抗战到建国，他作品覆盖的时间“面积”之大，在新诗史上是很少有人能够比拟的。对于这条道路，他的作品，他始终为之不懈的鼓与呼，他为捍卫它们所做的努力，都是最好的明证。

父亲晚年曾多次谈到：“我对文艺问题有个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与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学习是密切关连的。因而我坚持它，不易动摇。我觉得它对，就要坚持，人言不恤。这些，我都毫不含糊地形诸口头和笔头。”(臧克家：《<青柯小朵集>小序》)

父亲在1934年的文论《论新诗》中，就指出：“我们的时代是在暴风雨里，经济破产使得都市动摇，乡村崩溃，有多少生命在惨痛地往死路上去……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能写诗已经是可耻了……作为一个诗人而活在眼前的中国，纵不能用锐敏的眼指示着未来，也应当把眼前的惨状反映在你的诗里，不然，那真愧煞是一个诗人了。”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父亲一生都非常看重和大力提倡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巨大意义。他先后在许多文章和众多言论中，都提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土壤” 、要“深入生活”的主张。在1942年写成的《从学习到创作》中，他明确指出深入生活和正确的世界观，是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因而进一步丰富和提高了他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认识和理论。父亲还一直大力提倡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向大众学习，向民间学习。他曾下力搜集过民歌民谣，以通俗易懂、易于被民众接受的语言，写出优秀作品。他早在1940年的《我怎样学写新诗》中，就明确地提倡：“……向大众口语的源泉里，汲取一些活的诗句，……大众的口中流露了多少诗人笔下写不出来的妙句，这妙句只要你肯躬腰，真是‘俯拾即得’呵，……该要生活来充实诗的内容，该向大众学习自己的诗句了。”他又在《<臧克家诗选>后记》中说：“我很喜欢中国的古典诗歌(包括旧诗和民歌)，它们以极经济的字句，表现出很多的东西，朴素，铿锵，使人百读不厌。我在写诗的时候，有意地学习这种表现手法。……人民的口语在我的习作中也起了作用。”不仅是诗歌，从父亲对于文学的其它门类，如散文等的创作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对他的巨大影响。

父亲一生都坚守在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文学创作的阵地上，从来没有改变他认定的真理，无论风吹浪打，不改初衷。他曾在民众的苦难中，于1934年撰文指出：“囿于自己眼前苟安的小范围而大言不惭地唱恋歌……诗做得上了天，我也是反对的” ，并对当时“新月派”诗歌中过于注意外形上的修饰，而内容大多装满了闲情——爱和风花雪月；对“现代派”以神秘派的诗的形式，表现一种轻淡迷离的情感和意象，缺乏时代气息；对于某些革命派诗歌的标语口号式倾向，都提出了异议和批评。父亲不仅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观点上，坚守着这些原则，而且在解放前他主编报纸刊物的方针上，也强调了这些主张。尤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争连着战争，社会黑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和不断奋起的斗争之中。1946年，父亲大力支持和协助青年友人们创办了《诗创造》丛刊。在决定办刊之时，父亲向他们提出需要注意的两点，首先就是“一定要搞现实主义” 。在这些编辑者大目标共同一致，但在艺术思想上却有分歧，存在不同见解的时候，父亲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部分编辑人员的如下主张：“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要多刊登战斗气息浓厚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的作品，以激励斗志，不能让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派诗作充斥版面。”有时候，因为观点的不同，父亲曾与持不同见解的青年友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在这段时期的文章中谈到：“眼前是这样一个时代，真和假，丑和美，罪恶和正义，自由和奴隶，对照得如此鲜明，如此强烈，彼此在批着对方的面颊，而斗争的红血不断地流。” (臧克家：《论十二位诗人的诗》)“在今日意义上的‘新诗’，语言的近代化、口语化是必需的，而最主要还是内容方面强烈的时代性——也就是斗争性。”(臧克家：《新诗》) 让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父亲，让一生为人民而战斗的父亲，在人民的苦难和不屈的斗争面前闭上眼，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这场友人间由于文艺观念和办刊方针不同，而引发的争论和思想交锋，是遵从革命现实主义、主张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诗人和编辑者，与显示出西方现代主义色彩的同仁们的思想斗争。这场论争不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而且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全国解放后，父亲继续坚守在这块文学阵地上，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初衷不改，而且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为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理论和创作鼓与呼。同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和其中的名篇佳句，讲述自己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学传统的体会感悟，父亲陆续写了许多有关古典诗文的赏析文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的一些“心中有感、笔下有情”的作品，都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如《诗人之赋——重读<阿房宫赋>》等，作为保留节目，直到文革后还几次听到它们的声音，深受广大读者和听众的喜爱。1990年，这些文章结集为《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出版。父亲为坚守和捍卫现实主义传统和民族化、大众化阵地，切实地做着大量工作。

步入晚年和暮年，父亲这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园地耕耘了一生的老战士，不顾年老体衰，更以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着中国文坛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接到很多群众来信，反映文学界尤其是诗坛存在的一些问题；许多文学界的友人也谈到这些情况：现在的文坛上，出现了念不懂的晦涩的怪诗，用新名词堆垒起来的奇文，不知所云的小说……父亲对此忧心忡忡，十分焦虑。于是，不论是在自己的一系列文章中，还是在有关文学问题的会议上；不论是在家中接待旧识新交，还是在与友人、读者的通信中，他都旗帜鲜明地对这些不良的创作倾向和文艺界潮，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这位文学界的老者和过来人，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活生生的例子，用自己数十年来的创作经验和体会，语重心长地谈到，现在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离人民、生活和时代越远越好，去“狠挖个人内心” ；一些人对祖国优秀文化传统，淡然视之，甚至全盘否定；相反，对于国外的一些东西，有的是连外国人都已经摒弃的东西，不分香臭，不问后果，只管拿来。结果，连我这个老诗人都成了“诗盲” ，读者不满，专家摇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要前进，要革新，要与时俱进。但是，革新和前进要有个坚实的基础。脱离现实和人民，任意标新立异，结果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为群众所厌恶，降低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声誉。写诗，不要忘了民族风格，要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学外国的东西，当然是好事，但必须“大而化之，以我为主” 。我国“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应该总结经验，以利创作。作家要下到生活的深处，不然，就没法了解新的现实生活和战斗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新事物面前，就会“眼前有景说不得” ，只为相看不相知了。现在，有的人主张从零开始，不要传统。水无源，人没有祖宗，怎么行？知古才能知新。父亲还指出，文艺创作是各式各样的，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产生过著名篇章而传诵永久。可是，每个时代的大作品，大作家，都是与时代精神、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成为启发、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向前进的伟大号召力量。大作家和名作家的分界线就在这里。……父亲不仅对作家、诗人，而且对文艺理论研究者和报刊编辑，也提出了为繁荣和正确引导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应该恪尽职守的要求和期望。父亲这些文学观点和主张的提出和一再重申，在当时是顶着压力和个别人的非议甚至谩骂、攻击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文学阵地这块没有硝烟战火和刀光剑影的地方，父亲知道，有些文艺思想、观点和文学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十分尖锐、激烈的。对于个人遭受的压力、打击和曲解，这位经过枪林弹雨和生死考验的老战士，这位淡泊名利并早已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世纪老人，对此历来淡然处之，毫不在意。我想，时间与历史是最好的见证。父亲为之坚持和奋斗了一生的文学主张，是经得起中国文学发展的考验的。

父亲对中国文学事业，尤其是中、青年文学作者，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在他生前，曾培养了几代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1996年末，92岁的父亲满怀深情地为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和文代会寄语：“身在文艺界的每一位同志，……都要深入生活，锻炼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大作品，成为大作家。同时，应该注意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好作品，多予表扬；对腐朽有害的东西，严肃地给予批评，使是非有准，正气浩然。我作为一名九十二岁的文艺界老兵，期望这两个大会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起到更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5年以后，97岁的病中的父亲，又以《继往开来，走向辉煌》为题，贺第六次作代会召开：“……我年近期颐，老朽矣。‘老来病院半为家，苦药天天代绿茶。’自然规律已使得我不能再用手中的铁笔为时代放歌，为人民呐喊了。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于广大的中、青年作家，我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博大精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更应继承；对于外国文学，要学其精华，为我所用。希望祖国文学战线上的同志们，能踵事增华，贴近时代，关心人民，深入生活，真正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大作品来！”

一名在中国文学战线战斗、工作了一生的战士，直到他的耄耋之年，依旧高举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的大旗，依旧怀揣着深切期盼中国文学事业沿着正确的康庄大道发展、前进的拳拳之心，依旧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祖国社会主义文学大树，除去枯枝杂芜，添一铲土，育一棵苗。这就是父亲——这位老战士的本色和心愿呵！

怀揣着祖国、人民和文学事业

坚韧顽强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实在不愿提笔写这最后一个小节。我情愿将这段记忆永远封存。因为，父亲从2002年底因病住院，直到2004年2月5日辞世，眼看着他受到多种疾病的折磨，眼看着他的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一天天衰弱，我深感撕肝裂肺万箭穿心般的痛。然而，99岁的父亲，以令我震撼的精神和毅力，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在长达一年多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那样坚韧顽强地与病魔、与死神，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持久战、拉锯战、阵地战和白刃战！当他安详地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知道，他在生命的阵地上，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中，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战斗和坚守到了最后一息！

重病的父亲，依旧是一名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战士。你看，当他第一次呼吸衰竭，住入重症监护室，戴上呼吸机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和医护人员为此忧虑万分，生怕近百岁的老人挺不过这一关。但是，仅仅半天，父亲就能够脱离机器自主呼吸。第三天，他就在大家惊喜地簇拥下，微笑着被送回了病房。在离开重症监护室的那一刻，他为自己的胜利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这一仗，他又打赢了！他在为自己庆功！医生们多次对我们说：“这老人，真牛！他创造了我们医院治疗史上好几个‘第一次’，有的真是医学奇迹！”的确呵，一年多的时间里，医院为父亲报了六次病危，但是，父亲硬是五次击退了死神的进攻。这发生在近百岁的老人身上的战斗故事，怎能不是奇迹？！

在父亲病情相对稳定的一段日子里，老人示意身边的家人为他拿来纸和笔，他要再用这些陪伴他战斗了一生的武器，写下心中不忘的话语。亲人们望着白纸上已不成型的笔迹 ，问他在写什么？父亲一字字大声地说：“时代精神！人民大众！”重症在身有时神志已经模糊的父亲，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信念和挚爱，这怎能不令人深深地震撼和感动？！

2003年10月，父亲刚在医院度过99岁生日，病情又一度恶化。然而，当刘云山同志代表党中央来看望他，向他讲起祖国繁荣、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的现况，以此来告慰这位为祖国和人民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时，已经不能讲话的父亲，吃力地抬起瘦弱的手臂，高高地，高高地树起了大拇指！因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中国人民的富足安康，正是父亲战斗的目标，一生的向往；也是他心中不灭的牵挂啊！

今天，当我们迎来父亲百岁诞辰的时候，我的耳边，那样响亮地听到了他略带山东口音的话语：“我，其实就是一位战士！”是呵，这位矢志不渝的永远的战士，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事业和理想。他，不仅是我人生的楷模，也永远活在他战斗过的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