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清晰地记得十一岁那年的我跟着父亲进城的情景。那是1979年的事。
进城的理由是照小学毕业像。心情激动了一个星期。动身前的那个晚上，一夜未眠。脑海里总在一千遍一万遍地勾画着从未谋面的城市。天不亮就起床，破例吃了一顿大米饭。身上穿起那件有五个纽扣的劳动布的对襟衣服，裤子也是劳动布的，腰上是一根只有一个疙瘩的鸡肠带（一种白色的、像鸡肠子似的带子，当时乡下人大都用来做裤带）。鞋子是黑布的，剪子口的，厚厚的胶底。这些，现在的乡下都很难见了，要在老电影里才能见到。
父亲在前，我在后，一路小跑。
露珠打湿了我的布鞋。不知爬了几座山，下了几道坎，30多里的路就被我们走完了。当房屋渐渐多起来，道路渐渐宽起来的时候，父亲说，我们已经到城边了。我们走过一座一丈余宽的石桥时，父亲说这叫小石桥，过了小石桥就是城里了。我往桥下看，桥下的水是黑的，而且还散发着臭味。我觉得奇怪，在我印象里，桥下的水都是清澈见底的。家乡的哪一座桥下的水不是清澈见底的呢？过了小石桥，就走上了一条平坦宽敞的路，路的两边，各是一长排高矮不一的房子，木门青瓦，透着时间的沧桑气息。我觉得乡下是没有这样的路的，父亲说，那不叫路，那是街。叫西街，街面是青石板铺就的，被形形色色的鞋跟，马蹄，车轮磨得光滑清亮，能照得出日月人影。那石板铺就的路上，走着许多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们穿得干干净净，走路也不慌不忙的，脸色红润，眼睛亮亮的；身上看不见半点泥土星子。我想，这就是城里人了吧，模样和举动都与乡下人不同。
我没见到想象中的城门，就问父亲，城门呢？
父亲奇怪地看着我说，什么城门？
我说，你不是说有四个城门吗？怎么我们连一个都没见到？原以为城门的两旁有持着枪站岗的，还在心里盘算要怎样才能让那些站岗的把城门打开，让我们进城去。没想到连城门的影子都没见到，就进入了城里。
父亲疑惑地说，我说过吗？
我肯定地说，说过。
父亲笑了笑说，其实我也没见过城门。好像过去是有城门的，那时搞文化大革命，分什么八五派八一派，那时就是有城门的，不知为什么，现在却没有了。
我心里有些失望，又有些庆幸。庆幸的是我和父亲没有遇到想象中的那些困难，轻而易举就进入城市里了；失望的是我没有见到那想象中的高大威严的城门，那一定比家里的门大很多倍吧！
城里还有一条有名的街，那就叫陡街。父亲说我第一次进城，他要带我去看陡街，但去看陡街之前，发生了一些令我惊恐不安的事，以至于我跟着父亲走在陡街上时，泪水还在眼眶里打转。
那时乡下没有照相的，老师要求我们仁和小学快班的四十多名学生全部到城里来照毕业像。其他同学大都跟着老师一起来，而我却跟着父亲来，原因是父亲要到城里卖他的八两瓜子，顺便还要买五根手推车上的钢丝。我家里的手推车轮子的钢丝断了，不能拉东西了，不修好不行。父亲说他对城里熟悉，我没进过城，他要带我好好看一看城市，好好在城里玩一玩。我自然高兴得不得了，我从小就每天晚上跟父亲睡在一起，现在父亲要亲自带我进城，肯定比跟着别人更安全，更可靠。
城里人虽然多，但却没有我们的熟人。老师说，我们是在西街像馆照像的，父亲带着我赶到西街像馆，我就看到了我的同学们，男的女的，几乎个个都穿着乡下孩子常穿的衣服，有的新的，有的虽然是旧的，但却洗得干干净净。他们站在像馆门口叽叽喳喳，东张西望，眼里满是胆怯和好奇。就像是一群从乡下跑到城里的羊羔，看着完全陌生的环境而摸不着北。那个扎着两个大辫子的女老师没在。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就等你了，你才来！老师让我们站在门口集合等你，她到里面去联系照像的事了。同学们看着拉着我的手的父亲，眼里都露出羡慕的神色。因为他们都没有大人跟着来，只有我例外。
父亲说，你就跟着大伙在一起照相吧！我先到西街的转角处去卖瓜子，照完像你来找我！
接着就照像。老师让我们排着长队，照像的师傅喊一个，我们就按顺序进去一个。我是第二十个进去的。里面的灯很亮，那个戴着撮撮帽的师傅让我坐在一个高高的凳子上，眼睛看着前面那盏灯，双手放在大腿上。我按师傅说的做了，师傅却不满意，走了过来，用双手捧住我的脑袋，向左边扳一扳，又向右边扳一扳，说，不要紧张！哎！脑袋要正，向左边再歪一歪，向右边再歪一歪！我左歪一下，右歪一下，全身都在发抖了。师傅说，看着我，哎，不要动，哎，好，可以了。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汗水都打湿了衣襟。这就是我第一次照像。多年以后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看到了一个乡下孩子在1979年夏天的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的惊恐的表情，目光呆板，嘴微张着，肌肉好像在扭动，一副受惊的可怜样。
我对老师说，我要去找我的父亲。老师同意了，说，要小心点啊！不要迷路，把自己丢失了！
我顺着来路去找我的父亲，在西街的转角处，果然看见了我的父亲。父亲穿着黑色的衣裤蹲在一块高出路面的石头上，看上去极像一只正在小憩的乌鸦。我忽然就笑了起来，城里怎么会有乌鸦呢？那只乌鸦的头伸着，看着前面的水泥地，水泥地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白色塑料袋，塑料袋里是八两瓜子，旁边是一把老秤。那瓜子肯定是八两，父亲在家里就称过了几遍。为了防止我们偷吃，父亲把那瓜籽放在房顶上晒干的。父亲说，不要贪嘴，一吃就吃到肚子里了，不起什么作用，存起来，卖了给你买本子，还可以给你买支钢笔。这样一说，我的嘴巴就不馋了，要知道，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想拥有一支钢笔啊！
许多人都从父亲的面前走过，但都没有侧眼看一下父亲和父亲面前的瓜子。
我说，爹，没有人买我们的瓜子吗？
父亲看了我一眼，惊喜地说，回来啦？照得好不好？
我摇了摇头说，不晓得。
我说，爹，怎么瓜子还没卖了呢？城里人不买我们的瓜子吗？
爹说，会有人买的，肯定会的，城里人喜欢吃瓜子呢！我们这瓜子又大颗又饱绽，城里人肯定喜欢呢！
又等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人来问。
爹摸着我的头说，娃仔，你在这儿卖，我去买钢丝，要不，耽误了时间，没空带你去玩了。
可我不懂秤，我说。
父亲提起秤来说，很简单，我教你，第一颗花星起头，每一格为一两，父亲指着一大格说，这里就为一斤。我看着密密麻麻的花星，弄不懂。父亲说，你把瓜子放到秤盘里，移动秤砣，站住了，就说刚好八两。
父亲转身要走的时候说，卖没卖了你都在这里等我，不要乱跑，怕丢失了。
瓜子是一个老太太买走的。我提着秤说刚好八两。
老太太说，八两平了，要少付一毛钱。
我说就是八两，不能少付。
僵持了好一会儿，老太太说，看你这娃儿也怪可怜的，就如数付给你吧！
我手里捏着钱，站在西街的转角处等父亲，望穿双眼不见父亲的影子。
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还不见父亲回来。我急了，手里的钱也被汗水浸湿了。
我开始沿着父亲行走的方向寻找。走到西街的尽头又走回来，然后又走回去，这样来来回回走了四趟，始终没有看见我的父亲。我想到西街像馆去找我的同学，可我的同学已照完像走了。我想我被丢失了，我开始哭泣，起先是泪水顺着脸颊流淌，后来就哭出了声音。期间有两个老太婆一个老头子停下脚步来问我，小娃儿，怎么了？找不到大人啦？你家是哪里的？来城里干什么？他们越问，我就越哭，后来那些人就在我的哭声中离开了。
后来，我就回到西街拐角处的那个石头旁哭。父亲终于找到我了，他一把将我搂在怀里，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四五转都不见你，叫你别乱跑，你偏要跑！这是在城里，丢失了怎么办？你看你……
父亲说，他要买的钢丝还没有买到。原因是他跑了好几家，型号都不合。他还要再跑几家。本来我完全可以跟着父亲跑的，但父亲怕我吃不消，因为晚上还要走三十里路回家。在路过一家电影院时，父亲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父亲说，你想看电影吗？城里的电影跟乡下的电影不同。我在乡下也是看过电影的，那是在黑咕隆咚的夜里才能看的露天电影。城里的电影我却从来没有看过，而且是白天就能看到。我想跟着父亲走，我怕再一次丢失。但我又想看一次城里的电影。
父亲说，你还小，腿上的骨头还没长硬，不能跟着我跑，跑累了就游不成陡街了，陡街那种热闹呀，你从来没有见过。
父亲说，你就在这儿看上一场电影，我说不定还要跑好多地方才能买到钢丝，进城一趟也难，一定要买到，要不，收庄稼就麻烦了。
父亲买了一张票，对那个看门的说，同志，麻烦你给他安个位子，我回来时来带他。刚要转身，父亲又对我说，要是电影放完了我还没回来，你就在电影院门口等我，不要乱跑！
电影院的门上挂着两块黑布，那个看门的拉着我的手掀开黑布走了进去，我一下子就陷入黑夜了。那个人让我坐在一个木椅子上，说，就坐在这里，不能乱跑！就走开了。银幕上有一个女子，穿着古装，甩着长长的袖子，依依呀呀地唱，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影，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只觉得，城里的电影是白天放，在黑咕隆咚的屋子里，有凳子坐。还有，就是要出钱才能看。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银幕上就出现了剧终两个字，人们就纷纷往外走，一出黑布做成的门，外面的阳光刺得眼睛都睁不开。街上行走着许许多多的人，就像在梦中一样。心里觉得城市与乡下就是不同。
还好，刚好站到门口，就看见父亲手里握着银亮亮的钢丝，汗流满面地站在我的面前了。父亲高兴地说，还是买到了，跑遍了大半个城市。
父亲说话算数，终于带着我去游陡街了。
先是看到黑压压的人，然后就听到闹哄哄的声音。父亲指了指前面说，那就是陡街了。
陡街果然热闹，人密密麻麻的，脚跟碰脚跟的。走的走，站的站。我在心里想，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要到哪里去？是不是也像我和父亲一样专门来陡街看热闹？
十一岁的我有了新的发现，陡街之所以叫陡街，因为这街是爬坡的，就像家门前的那座小山坡一样。不同的是，小山坡上的全是乱石和泥土，缝隙之间长着的，是一些四季常青的小松树。而陡街上，铺着的全是光亮亮的青石板，长条形的，像我一想起来就馋得流口水的桃片糕。而那青石板上长出来的，全是密密麻麻的人群。陡街的两边，依然是两排并不高大的房屋，迎街依然是摆满商品的门面，造型跟西街上的没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就是陡街上多出了一些卖木瓜凉粉和水果的摊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喜欢集中在陡街上，而不在其他街上？我问父亲，父亲摇了摇头，说，陡街历来都比西街热闹。我想了想，忽然说，我明白了陡街为什么比西街热闹。父亲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人们都来陡街看热闹，陡街就热闹起来了。父亲看了看我，摸着我的头说，你还真聪明。
父亲带我去吃木瓜凉粉，每人两碗。
我看见一个胖胖的女人端起一个碗，先往碗里舀上大半碗清亮亮的水，又用勺子舀了一勺亮晶晶的东西在碗里，快捷地在碗里搅动，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那个胖女人的整个身子随着手臂的晃动而晃动，好像她的身子里装满了水一样。我觉得奇怪，城里怎么会有那么胖的人呢？要知道，那时的乡下是看不见那么胖的人的。
木瓜凉粉又凉又甜，脖子一仰，滑腻腻的，还来不及品味就跑到肚子里了。这是我第一次吃木瓜凉粉，味道好极了。
两碗木瓜凉粉一下肚，全身舒泰。看着周围的人群，心里很满足，也很自豪。
父亲说，城里好不好玩？
我说，好玩。
父亲说，今后我再带你来。
我说好，心里就觉得父亲真是个好父亲。
父亲说，陡街也看得差不多了，走，我们到馆子里吃饭去，吃了饭就上路，天不早了，估计要天黑了才能到家。
我们去的馆子叫红旗饭店，我抬着头看了好几眼，却没看见红旗。就想，为什么要叫红旗饭店呢？
大概还没到吃饭的时间，馆子里只有几张桌子摆着，并不见吃饭的人。
父亲朗声说，还有饭没有？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
一个戴白帽子扑在桌子上打瞌睡的男人说，有。要吃什么？
父亲说，来一盘辣子炒肉片，一盘炒豆腐，再加两碗饭。
不大一会儿，菜饭都上桌了，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我羡慕地看着父亲，我觉得父亲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见过世面的父亲，因为他能带我到城里进馆子。这是我第一次进馆子。我觉得城里跟乡下就是不同，城里有馆子，在馆子里，你要什么，人家就很快送上什么来。比我妈在家里做饭菜快了许多倍。
我和父亲很快就把饭和菜扫光了。盘子里还沾着一些油，父亲就把饭赶在盘子里，用筷子搅动，直到那些油都粘在饭上了，再把饭吃了。我看着桌子上的两个碗两个盘子，像洗过一样的干净。那饭菜的味道啊，好得无法说出来，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来，都还会流口水。
我记得当时我舔嘴抹舌的抬起头来，就看见一双明亮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那是坐在对面桌子旁的一个小姑娘，看来比我大不了多少。她扎着两个小羊角辫，脸又白净又红润，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衣服，脚上是一双绿色的小凉鞋。整个人看上去又干净又精神又可爱，一看就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她好奇地看着我，还对我顽皮地笑了笑，露出两排白净的牙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我的脸有些发热，有一种想跑过去拉着她的手喊一声姐姐的冲动。
当时父亲肯定没有看透我的心思，他从桌子旁站起来，问我，吃饱了没有？
我说饱了。
父亲说，那就上路，再耽搁一会儿，天要黑了。
父亲拉着我的手就往饭馆外面走，我扭过头看看那小女孩，那小女孩也睁着大大的眼睛看我。还对我又笑了笑，我又看见了那两排又白又净的牙齿。多年以后，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小女孩的模样和笑容。那是最纯真最干净最动人的笑容。它藏在我灵魂的某一个角落，不经意间就会在我的脑海里绽放。
这是我印象中第一个城市人留给我的笑容。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中年，已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十年。但我还是再一次想起那个第一次给我笑容的城市小女孩。她现在在哪里呢？她也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女人了。她是一个教师？工人？军人？机关干部？演员？抑或已经下岗？我想她一定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其实，我并不认识她，在茫茫人海中，她就算与我擦肩而过，或许跟我在一个机关工作，我也未必认识。她只是我通过无数次想象加工后的我对城市最初记忆的最美好的一个形象而已。记忆有时是不可靠的，它时常在遭受想象的串改，以至于最初的事实反而变得不真实起来。
我刚走出红旗饭馆，就觉得膀胱胀得难受。我想撒尿。父亲说，城里是不能随便撒尿的，有公厕，但要收五分钱。父亲看着我难受的样子，就说，能不能忍一忍出城去再撒？我点了点头。
我实在忍不住了，快要撒在裤子里了。
父亲环顾了一下四周，就看见了一个胡同。
父亲说，你还是小娃儿，不怕，就在胡同口撒吧！
我顾不得那么多了，就酣畅淋漓地在胡同口撒了一泡长长的尿。父亲紧张地环顾着四周，但没有人过来干涉我们。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里撒尿。
只是在我提起裤子来的时候，父亲惋惜地说，可惜了，两碗木瓜凉粉，被你一泡尿尿完了。

本文发表于2010年《山花B》第8期

刘平勇，男，汉族，1968年生于云南昭通。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鸭绿江》、《星火》、《山花》、《四川文学》、《绿洲》、《青年作家》、《广州文艺》、《边疆文学》、《滇池》、《散文》、《散文百家》等多种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有小说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小说曾获《滇池》文学奖，《边疆文学》奖，中国首届“鲲鹏文学奖”，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昭通市政府文学奖”。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昭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昭阳区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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