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歌文体写作的冷与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热

　　诗歌文体写作的冷，从根本上，是由于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不断趋于功利、实用。饱受物质化的压迫，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带有紧迫感，心浮气躁几成生活常态，无名焦虑环绕四周，在这样的前提下，诗歌的阅读以及对诗美的追求，无疑是一种奢侈。再就是许多年来新诗美学教育的泛诗化的缺陷，导致一代代人已没有能力窥见现代诗美，而成为另一层意义上的扫盲对象，且诗歌文体写作的品质越是纯正，其接受难度越大。这两点决定了诗歌文体写作遭遇双重意义上的冷。

　　诗歌文体写作的冷，直接导致诗人头上的光环失色，那些与名利相关的附加值被消解。附加值的消解，分流、重组了诗人队伍，留下的更多是一些不怕被“笑话”的人群，这直接导致诗歌人口的剧减。从另一个角度，“冷”对诗歌文体写作的影响，未必全是负面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有助于推进自主化写作，毕竟，过于关注附加值，对诗歌文体写作弊大于利。

　　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热，是新世纪以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在电视、报纸以及网络等媒体上，人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由官方主办的诗歌节、诗歌朗诵会以及征集与地方历史文化相关诗歌等活动的报道。这种热不是没来由的。首先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地方政府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文化与文明重建的重要，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并不掩饰他们“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直接动机，因而把“泛诗歌”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谋略或应用于经济建设的手段；其次是“泛诗歌”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既有便于朗诵、传播的文体特点，同时也契合现行教育体制下泛诗歌美学的教育背景，即泛诗歌的接受人群要远大于对纯粹诗歌的接受人群；再次，“泛诗歌”毕竟是诗歌的外延拓展和边界延伸，而诗歌作为公认的高雅艺术，在我们的传统中常常标示着一种文化品格，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或地方政府选择泛诗歌文化活动这种形式，已经暗含了官员的文化品质不俗以及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文化意识。

　　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于，诗歌可以超出诗歌文体写作的冷而成为一个被媒体关注的话题，同时，由于这样的活动往往邀请一些诗歌界知名人士参与(一般这样的活动，都有诗人讲座或受众与诗人的直接对话这样一些内容)，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介、普及新诗美学知识的作用，可以弥补课堂诗美教育之不足，尽管诗人的介入尚不足以改变其“泛诗歌”的主导倾向。值得警惕的倒是有些活动由于主办者对诗美的理解与诗歌相距甚远，以及参与者大都与诗歌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这时，就可能在推介、传播过程中，用越界的“诗”甚或是非诗的理念误导受众(尤其是中学生)，产生负面的效果。

　　二、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拓宽与审美趣味的趋同

　　新世纪之初，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率先将月刊改成了半月刊，接下来改半月刊的有《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等省级诗刊，一时间，国内几乎所有诗歌媒体都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版面或缩短了出版周期。这就使原本极其有限的诗歌出版资源得到拓宽。与此同时，《扬子江诗刊》《上海诗人》《诗江南》等一些新增出版资源也先后投向诗歌现场，成为新增的诗歌出版园地。这些都是正式纸媒介质的诗歌出版物。

　　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另一个景观，是正式刊物与民间刊物的诗美趣味渐渐趋同，民刊已成为事实上的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补充。

　　民刊肇始于新时期的文学复兴。民刊诞生的原动力，在于其诗歌趣味以及美学追求方面与当时的官方媒体有较大不同，甚至有很大相悖，而一部分不能被官方媒体接受的“民间”诗人，采取了在当时尚不被认可的另类出版方式，自编自印书刊，通过赠阅在诗人之间传播。新世纪以来，这样一些并不进入图书市场、仅供赠阅交流的诗歌出版物，其出版传播过程中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小，出版的品种也越来越多，更由于在诗歌美学趣味上已没有什么不同，许多最初从事“民间”写作的诗人，已经毫无障碍地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作品并受到应有关注，因而民刊在诗歌趣味方面，已从过去的对抗变成了一种补充。事实上，某些民刊由于受同人或圈子的局限，甚至没有开阔视野与包容度，一定程度显示出其狭隘性，过去那种所谓“好诗在民间”的说法不仅辞不达意，也不再契合诗歌现场当下的真实。

　　新世纪以来，纸媒介质的诗歌出版资源通过整合、拓展，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且诗歌趣味在纯正诗歌的前提下日益趋同，过去的种种区别，已经在诗美、好诗这样一种普遍价值的理念下被重新整合、区分，也就是说，在诗歌界，在诗人眼中，一本诗歌读物的好与差，与它的身份已没有多大关系，关键在于谁在办、办得好不好、诗歌界是不是认同。

　　三、网络传播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使诗歌的生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网络传播技术的便捷、即时、覆盖范围广等特点，以及其几乎不受限制的发布、传播、反馈方式，从创作、接受、批评等诸方面发生作用，给诗歌生态带来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是创作主体。由于过去那种在纸质媒体发表作品的惟一性被打破，受制于诗歌编辑美学趣味的门槛也被拆除，写作的自主性有所增强。同时，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对具体作品的认同与反馈，几乎可在作品发布的同时即得到实现，这就使作品形成的过程——创作、发表、反馈、修正、再创作——周期缩短，创作主体的创作激情被激活，创作经验的积累在阶段时间内更有效率地丰厚起来。

　　其次是阅读接受。事实上，任何作品的最终完成都包含着读者的参与。在线阅读是网络传播最显著的特征，在线阅读的便捷性与即时性，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纸媒的阅读途径与方式。在纸媒时代，如果手边没有诗歌读物，就无法读到具体诗歌作品。网络阅读的即时便捷，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诗歌美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改变并提高诗歌读者的诗歌美学素养，从根本上改变始终滞后的课堂诗美教育，起到了不断扫除“诗盲”的效果，进而，扩大阅读诗歌的人群。网络阅读的便捷，还使得诗歌的文本意义更加凸显，尤其是针对一些“著名”诗人，过去普通受众对他们的了解，往往得借助于媒体或批评界对其的关注，而现在，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具体作品来读。其结果，一是能通过具体文本加深对诗人、对优秀作品的理解，二是具体文本也会让某些借助于媒体或批评造势的诗人掉下神坛，毕竟在文本面前，真伪已经变得很容易识别。

　　最后是批评。网络传播手段对批评的最大帮助，是批评家在利用资料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去蔽的作用。人的精力与时间总是有限的，批评家也不例外，因此所有从事批评的人都有一个视野受限的现实难题。当下，网络传播在扩大视野、提供索引，以及搜集资料诸方面，为批评家提供了便利，使他们在精力和时间的利用方面，更加经济有效。另一方面，从批评视角来看，网络阅读传播所造成的遮蔽也是毋庸置疑的。海量的不加任何取舍的文本发布，以及网络传播一个致命的弊端——瞬时覆盖，使得一种新的更大的遮蔽成为很难克服的障碍。也就是说，过去的遮蔽存在于不能阅读到更多，而当下的遮蔽却是因为多得无法阅读。此外，还有趋同倾向与审美疲劳等方面的问题，也在阻碍阅读并影响其效果。这也正是为何在公认的诗歌“当下已有长足的发展”的客观实际面前，批评家在梳理诗歌现场与诗歌现象时，每每还是从上个世纪的一些诗歌写作者那里寻找例证的一个理由吧。

　　诗歌生态是离不开诗歌审美的。当我们把话题转向新诗审美，就会发现，前面对诗歌生态的描述，似乎还只是从专业的角度切入。新诗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其审美主体应该还有专业之外更宽泛的角度，只是，一旦从专业以外的角度切入，对于诗歌生态的描述几乎要重写。或者可以这么说，一个从专业角度去看原本是很乐观的话题，放到大众层面，却有可能成为一个或许是悲观的话题。当专业人士包括一些汉学家，对当代中国新诗的艺术价值有了充分估价、并将其放到国际背景下来进行描述，大众对当代中国诗歌的评估却令人失望。这从诗歌受众的不断减员可以感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也许要从大众的文化经验去寻找答案。

　　新诗是五四以来建筑在白话文基础的诗歌文体样式，它不可能像唐诗、宋词、元曲那样，是基于古文础石上的一种渐变。新诗文体变化与当代小说的文体变化一样，都建筑在以白话文翻译西方文学的前提之上，翻译文本对当代小说和新诗的文体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为什么当代人对当代小说文体的认同要远大于对新诗文体的认同？一是小说除了对语言的依赖，还得借重人物、故事、情节这些重要元素，而诗歌则对语言有更大依赖。再就是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传统诗歌教育远比传统小说教育占的比重大，还有中国作为诗歌大国，以及古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因袭，使民众有着近乎天然的重视传统诗教的习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儿童尚未上学识字，家长就开始教他背古诗。一个接受很多与当下不同美学趣味的人，与一个没有接受与当下不同美学趣味的人，对当下美学趣味的认同显然不一样，这也是当代诗歌与当代小说在普通受众中认同度不一样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旧体诗有严格的“形式要求”，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知道，旧体诗能否成立的前提是形式要素，一首旧体诗如果不合音韵格律，即可被断为非诗，哪怕它内容写得再好，也只是打油诗。但是，当语言环境由文言演变为白话，今人还能用二十言的白话文写一首好的五言绝句吗？答案是：很难。既然旧体诗的“格式”已经不能承载白话文，很难抒发今人的情怀，它还能成为当代诗歌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吗？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冯文炳(废名)在北大任教时，回答学生提问“新诗与旧诗的区别”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旧体诗是用诗的语言写散文的内容，而新诗则是用散文的语言写诗的内容。显然，关于新诗旧诗的不同，以及新诗文体的边界，在废名那个时代就已相对明确。遗憾的是七八十年以后，严重滞后的诗歌美学教育，让今天的孩子其诗歌美学趣味苍老于七八十年前的老人。由于现行教育体制的缺陷，从课堂教育走出来的年轻人，现代诗美学知识几乎是空白。这是一个令人悲观的现实话题。这也正是一些年轻人看上去各方面观念都很超前，与时代贴得很紧，可一旦具体到诗歌美学上，观念就变得极其陈腐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文化经验让他们成为诗歌美学趣味上的老人。作为一个曾经的诗歌编辑，因工作关系我曾接触过许多青少年诗歌爱好者，生理年龄让他们有着令人羡慕的青春年华，可放在眼前的诗歌习作却让我为他们陈旧的诗歌美学趣味无比沮丧。人常说“青春无处不是诗”、“花和春天，诗与少年”，诗教的缺陷以及诗意表达的缺失，让眼前的大好春光黯然失色。

　　新时期文艺复兴迄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为何诗歌人口仍在不断减员？其中的社会原因，前面已经阐述，这里依旧从文化经验的角度来寻找答案。由于文化经验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是讲点道理就能有根本改变的，何况，即便到了今天，新诗的美学教育现状依旧没有根本的改观。也就是说，诗歌现场发生了重要变化，而诗歌的美学教育却依旧墨守陈规，从课堂到社会输送一代代“诗盲”。还有，在新诗发展过程中，即使是诗歌营垒内，新旧两种观念始终在处于抵牾状态，虽然总的趋势是新观念在不断推进、旧观念在节节后退，但也不排除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某些媒体，依旧是旧观念占有话语权，继续在传播“泛诗”甚至“非诗”的文本，从而继续对人们的文化经验产生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