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忠经由博士论文修正、完善而成的学术论著《扩散的综合性——20世纪90年代诗歌写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将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置于“综合性”的视野中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言说和把握,具有极强的学理深度和积极的学术价值,反映出了论者面对驳杂、繁复的1990年代诗歌时独到、敏锐的学术思维。
论著首先对“1990年代诗歌”命题进行了厘清。在王昌忠看来,用物理层面的1990年代来直接称呼1990年代诗歌是无理和无效的,也就是说,任何所谓1990年代诗歌其实都无法笼络和统摄、代表和标识1990年代的诗歌话语事实。由于对缺乏诗学指归的1990年代诗歌命题的采纳和运用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自明(命名者自己明白其所指)性,因而在诗歌言说界和诗歌史编排界造成了极大的理论混乱,甚至带来了关乎诗歌和诗学话语权的争端、战火。应该说,论著中的上述论证既富于见地,又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论著所体现出来的诗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诗界的一些诗学命题——诸如个人化写作、历史化写作、限度与自由、情思经验的异质混成等等——进行了深入探察和辨识。
1980年代盛极一时的反权威意识形态写作、私我写作、语词写作等染有病灶的写作样态也出现在了1990年代个人化诗歌写作大家族之中,并且依然活跃、富有生气。不过,与对1980年代诸多革命性、运动性的写作方式一样,在1990年代,还是有一些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构者对上述个人化诗歌写作进行了严肃而谨慎的打点和检视,并对其存有的病态产生了警觉和醒悟。这些打点和检视者的动机在于希求诗歌写作的个人化能去病强身进入正常、良性、健康的也就是能有效促进诗歌繁荣、提升诗歌品格,维护、强化诗歌本体的成长态势和发展路向上来。在论著中,论者将这一路向的写作立场指认为“个人写作”,并令人信服地指出它是1980年代延续至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的个人化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式的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的综合。
在论著中,论者对诗歌写作中的历史化与非历史化倾向进行了清理。对于起步于1980年代的非历史化的诗学取向和诗歌实践,论者认为这样的诗歌写作,因为沉溺、陷落在了艺术和审美乌托邦中而弱化甚至丧失了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品格和能力,也丧失了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应该具备的“文化参与意识和美学批判精神”(王家新语)。不言而喻,遗弃了历史的诗歌写作,自然也只能被历史遗弃——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中国诗歌现场,非历史化的诗歌写作只能作为“缺席的在场”而不尴不尬地存在着。
诗歌语境对诗歌话语的影响受到论者的相当关注,论著专门论证了诗歌写作的自由与限度的关系。论者意识到,对于中国新诗,就其主流来说,由于长期以来是以宏大运作、巨型想像的国家话语、民族话语的形式作为政治的奴婢而存在的,因而承受的是太森严的限制而缺少的是必要的自由。自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随着政治封锁的打开和权威意识形态禁锢的松动,中国新诗至少在现象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不再被迫接受外在强制性的指示和命令了。对于这种自由,论者进行了恰适、合理的评判:这种空前的自由却把一些人的诗歌写作推向了失范、失控的境地:起义、造反、破坏、革命一时间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在披着实验、探索等时尚外衣的种种主义、旗帜的鼓荡之下,诗歌写作惟以追奇逐怪、花样翻新为能事,以跨越诗歌边界、刷新接受视野、踏碎传统阈限为己任,结果导致大量消解了诗意、颠覆了诗性、泯灭了精神性和心灵性诗歌本质规定性的所谓诗歌玷污着人们的阅读趣味、败坏着人们的审美口味,从而从另一个向度窒息、泯灭了写好诗的可能性。
对于诗歌文本的综合性,论著重点探究的是诗歌内容的综合性,也就是诗歌内涵意蕴、题材对象的综合性。近现代以来,一些诗歌写作者和理论家,把内涵意蕴、题材对象的综合性视为诗歌文本现代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与诗学意义上的非综合性诗歌文本相比,所谓现代性诗歌文本的综合性表现得最为独到、特别的则是诗歌情思、经验的异质混成。瑞恰慈明确提出的“包容诗”、“综感论”等诗学概念和术语,所指对的主要就是诗歌内涵意蕴情思、经验的异质混成。论者对情思经验异质混成的诗学思考,有利于我们对现代主义诗歌内涵意蕴的理解和体认,也有助于我们对1990年代诗歌的解读和赏析。
论著对于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既没有游离出1990年代的诗歌话语事实进行理论“空转”,从而提出一些大而不当的诗学命题;也不是只注目于几个诗人、几首诗,在所谓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1990年代诗歌写作进行一叶障目似的价值评判和界定。论著使言说笔触游走于1990年代诗歌写作版图,从诗学意识、诗歌内涵意蕴、诗歌表意方式、诗歌审美特质诸方面发现、把握各自具有新质色彩、创生性的综合性,分别进行了深度考察、研讨,学理性地对各自综合性进行了积极与消极的辨析和评判,显得有理有据、客观公正。本论著是研究1990年代诗歌写作难得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