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己职业的关系，再加上平时不注意，十几年下来我就落下颈椎病了。每年看到树叶变黄、大雁南飞的时候，我的心都会打颤，内心告诉着自己，这该死的冬天就要来了。
　　回想这十几年来被它的戏弄我历历在目。是的，是戏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本来我是标准的山东大汉，身高1•80米，体重170斤，结果却被它戏弄的极其狼狈不堪。于是我痛下决心，在家绞尽脑汁地想，怎么对付它呢——对了，我想到了一招，多穿一些，比别人多穿一个棉袄，穿上俩棉袄。打定主意后，我抄起电话就给远在300公里外的老邻居李大姐打去了。
　　“大姐，是我呀，”我叫着说，“这冬天马上来了，再给我做件棉袄吧。”
　　李大姐笑了，尔后问我：“你还穿那家什干啥？我家那口子，就是你王哥，现在都不愿穿了——嫌难看，买起了羽绒服，你咋又拾捣起那东西了。”
　　“不穿不行呀大姐，脖子受不了。一到冬天脖子弄得像缩头的乌龟，见了人就缩起来，我是见了风就缩起来，我俩差不多呀。”
　　大姐嘎嘎又笑了，像只大白鹅。大姐的丈夫，王哥接过了电话，他说：“梆子啊（梆子是我的小名），你的脖子咋又不行了？你看，这咋整呀真是的！”
　　“是的王哥，”我回答，“我的脖子一到冬天就犯，可准了，拿它没一丁点的办法。”
　　“梆子啊，”王哥说，“我劝你一句，以后就少看那狗日的书吧，它是个害人精。你看我，比你大五岁吧，到现在了，脖子啥时候都是硬邦邦着，什么风啊雨的，咱啥他娘的都不怕哩！”
　　大姐这时候接过了电话，说：“梆子啊，别听你王哥的，他懂个啥！我让他念念你写的小说啥的，他就会念亲嘴俩字，别的字他说不认识，敢情他就知道亲嘴了，别的啥也不知道。今天你正好打电话来了，我想问问你，你小说里写亲嘴俩字了吗？再说了，你那一肚子认识的字，那个多呀，我记的我那俩孩子的名就是你起的，要是让他起，憋三天，你猜他起的啥，老大叫王大蛋，以后再生个叫王二蛋吧！”
　　大姐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突然听她骂起来：“死鬼，给我端杯水来，杵这里干嘛！是我，梆子兄弟，刚才骂你王哥呢。咱刚才说到哪了？对了，说到起名字的事，后来我越琢磨越不对劲，王大蛋，王二蛋，这俩名字咋起得像操蛋的意思。那孩子大了，要是当个村长、乡长啥的，人家不在背后骂，操蛋村长来了，操蛋乡长来了，多难听，你说是吧梆子？他那个人，哎！除了知道床头热乎往里钻之外，别的没啥本事了。还是你，识的字多，有学问，看书读报的，多好呀！”
　　我左右晃晃脑袋听大姐又说，“梆子啊，我给你出一招，以后没事的时候就让弟妹多揉揉你的脖子，你没听老话说的，女人的手，农家院里的狗，都是治病的良药啊。没事时还是让弟妹多掐吧掐吧，我家那死鬼，你王哥，就是脖子不疼了也让我给他掐掐，他说那样活血止疼哩。”
　　我有点不信，问她：“大姐，真管用么？”
　　大姐说：“老话说的没错哩，你就试试吧。”
　　挂上电话后，我使劲搓起后脖梗，还别说，真管用，感觉脖子后面热乎乎的，像被电击了，还有点麻。
　　老婆下班回来，看我揉脖子，啧啧两声，撇着嘴说：“自作自受吧，让你趴那写，像个狗熊似的，也没见你写出啥名堂来，还白白搭进去一个好脖子……”
　　我赶紧把手放下，止住了她的嘟喽。
　　老婆换着衣服，我在她身后小心翼翼地说：“下午我给李大姐打电话了，让她帮我再做个厚棉袄。”
　　老婆“哦”的一声，没再说啥，扭着腰进了客厅。
　　我没敢再搓脖子，灰溜溜地进了书房。
　　老婆突然推门进来，问：“梆子，今天让你交的水电费交了吗？”
　　我合上书，摸着额头想了想——坏了，这一下午光想着让大姐做棉袄的事，把那事忘了，就赶紧送上了笑脸。
　　“瞧你这个熊样就知道没交！脑子里整天想的啥！”
　　老婆说完摔门出去，没过两秒又折回来，掐着腰说，“梆子，李大姐要把棉袄寄来，你就把我的那件蓝毛衣给她寄去吧，我不穿了，反正她农村人又不嫌孬的！”
　　我点着头，呆呆坐了一会，又想起以前在乡下的日子。
　　算起来，我和李大姐是十五年前的邻居。那时我们的关系很好，孩子们天天在一块玩，李大姐的丈夫、也就是王哥经常找我喝酒，大姐有时候也饶有兴致地来上一杯。别看大姐没文化（大姐没上过一天学，她爹说，妮子们哪有上学的，大了找个婆家就行，上学有个屁用啊。）可大姐的手却很巧——下到孩子的棉袄棉裤，上到老人的大褂汗衫，都做的有模有样、板板正正的。后来不光我穿的棉袄，还有我俩孩子的棉袄都是李大姐做的——他们的奶奶去世的早，偏又摊上一个不会做营生的娘，没办法，只好求李大姐了。
　　有次找李大姐，大姐说：“熊孩子们的衣服好做，缝吧缝吧糊搭上就行，有啥做的。”
　　我笑着说：“大姐你缝吧缝吧就行，我那口子就是急出屁来也缝不起来呀。”
　　王哥在一旁搭话了，说：“你就别夸她了梆子，弟妹做衣服不行，可做饭挺香的，你瞧她做的，啥菜都一个熊味！也就我不嫌乎她，换了别人，早把她撵回娘家了。”
　　大姐笑起来，过了一会突然大骂：“王大善你个驴操的！家什倒是不小，不顶事。我没稀罕说你吧，你看你能的，还好意思恬着脸在这里说。”
　　王哥一看大姐动怒，蔫了，不吱声了，噗哒噗哒抽起烟。
　　别看大姐的嘴厉害，对我们两口子而言，胜似亲姐了。我唯一能让大姐感动的就是利用我在乡政府当文秘的便利条件，经常给她家的孩子拿些稿纸或者圆珠笔之类的小玩意。大姐不嫌弃，笑得喜贼贼的，她说这是好东西，熊孩子们现在还不能用，都祸害了，我得给他们留着，等上初中了再用这个写。她都是把稿纸板板正正地放在床底下的一个小木箱里。
　　后来，我从乡里调到县上，最后又调到了省晚报当编辑，中间用去了我十三年的时间，李大姐也由三十多向五十岁的人奔了。早在调到县上当文秘时，我就搬家了——离开了我出生和生活过的村子，在县城安了家。新家离李大姐家不远，有十公里的路程。我经常回去，一是看我叔叔，二是回家给父母上坟，三是到大姐家坐坐。村里已没有别的至亲了，父母去世的早，我还有一个弟弟，我调到县上时他大学毕业就到了新疆，现在还在那里。
　　每次回去，只要到了大姐家，大姐都会留我在她那里吃。我也不做假，坐下就吃。大姐总是说：梆子啊，你别嫌大姐做的饭难吃就行。我说现在到了县上，还常常想起你做的香椿芽小饼呢。大姐笑着说：还是俺兄弟会说话哩。
　　大姐的两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十八了，刚定亲，媳妇是辛里庄的，离我们村有九里地，女方家干木匠。有次回去我问大姐：“大小子现在跟着他丈门爷学手艺？”大姐说：“不学咋行？也得会个吃饭的营生不是。”大姐家的老小还在上初中，大姐说等二小子初中毕业就不让上了，回家跟着他爹学种菜，卖菜。
　　前年回了一趟老家，这是我从县里调到省城第二次回去，主要是去看我叔叔，他快不行了，是肺癌晚期。见我来了，叔叔紧紧攥着我的手，老泪纵横。我说你别哭了，我不是来了吗。拿出从省城带来的饼干，塞到他的嘴里。他一边吃着一边哭，我像哄小孩一样把他扶到炕上。叔叔坐下后喊我的小名：“梆子啊，我现在做梦老想起你，也想你爹，我的大哥呀。我盼着你来，可我知道你忙，可我能咋办呢，没几天活头了，看看你我就能放心走了，去找我的大哥了。”
　　婶子在一旁落下了泪，说：“梆子啊，你两个妹妹也不回来，知道自己的爹病了，都躲的远远的。我去找她们，她们一个推这边，一个推那边的，反正都不想管。最后大闺女发话了，给你们两百块钱，想吃嘛就买点嘛吧。梆子啊，你说说，我找她们是为了钱么？就是想让她们勤回家看看她们的爹，你说这快死的人了，还有啥大要求呢。”
　　我眼前模糊着，恶狠狠地说：“忒不像话了！我去找她们。”
　　叔叔死死攥着我的手，哭腔着说：“随她们去吧梆子，就当我没这俩闺女了，唉……”
　　在叔叔家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李大姐来了，非要拉着我去她家吃饭。临去时叔叔嘱咐我少喝点，我答应了他。
　　王大哥在门口迎着，进了家，大姐给我说：“大叔的病她也是刚知道，平时看得好好的，咋不行就不行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要是早给我说，我也能领他去省城检查检查。
　　大姐说：“我前几天问过大叔了，我说你可以找梆子，让他领你看看。你猜你叔说的啥？他说大夫告诉他做好心理准备。他就明白了，不想麻烦你，觉得你在外面也不容易的，花那个冤枉钱干嘛，反正都是快入土的人了。”
　　吃饭中间我把两千块钱交给大姐，让她转交给我叔叔。
　　大姐说：“大叔知道你这么想着他，也能走得踏实了。”
　　从老家回来，我又步入了原来的生活状态中。半个月后李大姐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叔叔走了。她说我叔叔临走前，嘱咐我婶子不要给我打电话，免得我再回去，反正前段时间见到我了，就能安心走了。听大姐这么说，我在电话这头哭得一塌糊涂。大姐又说，你叔的俩闺女把你婶子接走了，说的好听是养老，不好听就是给她们当保姆，在她们家里又是看孩子又是做饭的，闲不下来呀。
　　思绪又回到了现在，我觉得老婆在那屋，还是别过去了，又看起书。
　　吃完晚饭，我小心翼翼地给老婆说：“你给我揉揉脖子吧，李大姐说这样管用。”
　　老婆正呲着嘴剔牙，听我喊她，牙签在嘴里转了一圈，抽出来，噗的一声，把剔下的肉吐在了地板上。
　　“长眼干啥的？没看见我在剔牙嘛？等一会！”老婆显然不高兴，说话硬邦邦的。
　　我讨了个没趣，扭身进了书房，又拿起一本书看，是戴维•洛奇的《小世界》。看了一页多，老婆进来了。她让我趴在床上，说那样得劲揉。她坐在我的屁股上，把我的领子朝后拽拽，把口豁大点，像活面一样搓起来。我给她说慢点，生疼。她嫌我的毛病多，在我脖梗上吐了口吐沫，又搓起来。没过三分钟，我说你下来吧，快让你弄得喘不上气了，你这么重，骑在我身上，又使这么大的劲掐，我能受的了。老婆不高兴了，重重拍了我肩膀一下，从我屁股上滑了下来。
　　“你这个熊东西真是不好伺候，”老婆喘着粗气，“看我累得和王八孙子似的，你还嫌这嫌那的，自己捣鼓吧。”
　　老婆拽平毛衣，晃晃屁股回到客厅，又继续剔她的牙。
　　我爬起来，活动活动脖子，感觉比刚才更疼了。我把领子朝下拽拽，来到客厅的镜子前照了照，通红一片，还有指甲印。气得我想大骂她一顿，可话到嘴边又咽下了。我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每次的吵架都是以我的失败而草草收场，就赶紧离开了镜子，回到书房，继续看《小世界》。
　　第二天上班的路上，我缩着头、猫着腰朝前走着，胳肢窝还夹着两本书。老远看，像个收电费的。好在报社离家不远，走十分钟到了。同事老张看我这样，和我开起玩笑。
　　“梆子，看你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以后冬天就戴个大头套，前面挖俩窟窿眼，包准管用。”
　　“那样不行，”和我坐对桌的老刘说，“要是走路快了，喘气不得劲，还不得憋的慌。”
　　“我觉得梆子老师应该在脖梗上绑个热水袋才行，”编辑王红英插进话，“你们想想，梆子老师的家离报社很近，一会到了，热水袋也凉不了。”
　　“梆子啊，”和我坐对桌的老刘又说，“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走路的时候用手捂着后脖梗，手上再带副棉手套，那样保准管用。”
　　老刘的话音刚落，编辑王红英接过话说，“刘老师，我觉得你那个法肯定不行。你想想，两手捂着脖子走路容易摔倒，要是再摔个脑震荡啥的更不划算啦。”
　　王红英说完，旁边的人都笑了，我也笑了。
　　中午回到家，我把同事们给我出主意的事给老婆讲了。
　　老婆听完，不以为然，说：“梆子，对付你这个脖子我也有个法，就是咱们全家搬到海南去，那里没冬天，你脖子就不用怕凉了。”
　　我听完没吱声，进了书房，心想：你这不等于没说嘛，明知道去不了海南。
　　半个月后，李大姐把棉袄寄来了，是蓝里子灰色面的，摸着挺厚墩，挺轻省的。
　　我很满意，接着试起来。
　　老婆看我穿上，叫着说：“太大了，太大了，包腚了。”
　　老婆说完过来拽了拽棉袄袖子，围着我转了一圈，又问，“梆子，你里面穿个棉袄，外边再套一个，走路得劲不？”
　　我有些不高兴，说：“走路得劲不得劲的，又不让你穿。”
　　老婆笑嘻嘻地说：“熊样的说说是为你好，咋就听不出好赖话呢。”
　　我撇了她一眼，没吱声，把棉袄脱下来，恶狠狠地挂在床头上。
　　天说冷就冷，上周六的最低气温还是3度，周一就是0度了，还刮着西北风，我缩着脖子走在上班的路上。
　　到了办公室，同事老张又和我开起玩笑：“梆子啊，看你这样我真替你难受。不如按我说的，弄个大头套，戴头上多暖和。”
　　老张说完，王红英走了过来，看看我的后脖梗，又用手摸摸，而后问我：“梆子老师，你每年冬天脖子都疼，我咋就看不出你的脖子和别人的有啥不同呢？”
　　对桌老刘说：“瞧你说的，梆子的脖子疼是里面的关节有问题，又不是外面的皮有问题，你能看出啥？真笨呀！”
　　老张接着说：“还是老刘分析的准，是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外面的皮表表有问题。就像咱们的地下游击队，已经打入敌人的内部啦。”
　　王红英说：“老张，梆子老师的脖子疼是脖子疼，你咋又扯游击队那儿去啦，真是严重跑题啦。”
　　他们几个说完，我拍起巴掌高声说：“各位同仁，各位同仁，以后没事了，我就不怕冬天了。老家的李大姐又给我做了一个大棉袄，过两天我穿上俩棉袄就不冷了。”
　　我刚说完，他们几个哄堂大笑。
　　王红英笑完说我：“梆子老师，你穿俩棉袄倒是暖和了，就是走路不得劲啦。”
　　对桌老刘走到我跟前，拍着我的腿冲着王红英说：“红英啊，这和走路没啥关系，梆子穿的是俩棉袄又不是俩棉裤，碍着走路啥事了。”
　　老刘说完，老张接着站起来，笑咪咪地走到我跟前，拍拍我的肩膀，小声说：“梆子啊，你想的这个法倒是挺好的，就是太不美观了。你想想看，这满大街的哪有穿俩棉袄的，那不得鼓成这样了。”他说着比划了一个大圆圈。
　　正如老张说的，第三天早上我穿着俩棉袄上班时，路上的行人就像看西洋景似的看着我。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冲着我捂着嘴笑，有的还骂我是神经病。
　　突然，有个小伙子跑到我跟前“咔咔”照了两张，而后问我：“老先生，你是搞行为艺术的吗？”
　　我没吱声，继续走着。
　　他不甘心，接着又问：“老先生，你这个的主题是什么？”
　　我瞪了他一眼，同时加快了步子。
　　小伙子穷追不舍，大声喊：“老先生，你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呀？”
　　我有些不耐烦，脱口而出：“该死的冬天！”
　　小伙子听我这么说，大叫起来：“老先生，这个主题好啊，该死的冬天！该死的冬天！”
　　我就这样，穿了一个星期，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身上倒是不冷了，有时候中午头，或者碰到好天气了后背还渗出汗，就是脖子不咋样，感觉凉飕飕的，风一吹还是疼。
　　我就纳闷了，这穿得已经不少了，脖子还是疼，到底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