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理想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品质，人不会因为外力的强迫而追求理想，为衣食住行等生存生理需求而开展的物质实践活动，是人从事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和条件。但人不会把自己的生存目标锁定在衣食住行的满足上，他还会从满足衣食住行等生存生理需求的物质实践活动中，萌生出人按照理想的样式规划人生、设计未来的可能性维度。正是这可能性维度，使人秉持了可贵的自由精神、主体性力量和丰富性潜能。人的生产也就摆脱了机械的劳作，成为诗意的载体和有意义的人生。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即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人却能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他引用康德的话说，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把不可能的东西当做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

　　当下人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的存在的理想性维度的缺失。人们似乎越来越不屑于讨论理想问题，物质主义和现世情怀作为一种弥散性的力量渗透在人们的观念里，而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则被冷落乃至被嘲笑。早在1816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就任海德堡大学校长时的演讲中就曾指出：“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精神世界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不幸的是，黑格尔200年前的感慨，在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里部分被应验了。基于此，张扬人的存在的理想性维度，就是面对现实而提出来的一个有针对性的命题。

　　二

　　人的存在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最深刻的根据，也是说明文学活着的惟一本体论理由，所以，不必乱弹“文学的终结”或“文学的死亡”之论调。只要现实中人的存在问题的求解还不尽如人意，文学就仍然有活着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具有深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谈论文学的理想诉求，不能离开人的存在的理想性本质。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并不都是轻松甜美的可口可乐，文学担当着比轻松闲适一类更为丰富的精神承诺。把文学等同于吃喝拉撒、油盐酱醋，实际是降低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标准，为作家生存的世俗化和文学担当意识的逃逸开脱。曾经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写作，沈从文坦率地回答：为了爱。正是对爱的近于宗教般的热情，促使沈从文拿起笔来，不断地写作，没有厌倦。这爱的流露和表达，既丰富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又提升了作品的理想性高度。当代作家王安忆把小说说成是个人的“心灵世界”，因为小说不是以提供实用性的东西，而是以提供理想以及可能的世界为旨归的。她说艺术“设立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个境界不是以真实性、实用性为价值，它只是作为一个人类理想，一个人类的神界”而存在的，好小说就是好神话，这也是讲文学的理想性特征的。文学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为人类建立起了人的存在的理想性空间。这个理想性空间存储着人的情感、愿望和梦想，丰富着人的生活世界，涵养着人的精神气质。对友谊、同情、理解的诉说，对爱与美的期盼，以及对灾难、不幸的悲悯与肩负等，都在文学的世界里得到集中表达。是的，理想的文学应该有能力眷注这个世界，诗意地表达这个世界，从而帮助人抚摸生命的律动和咏叹，呵护心灵的感动和发现，倾听灵魂的呼唤和太息。

　　历史上伟大的作家都是有深挚的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从他们对于生活的发现与选择开始，理想主义就作为挥之不去的在场引导着作家实现对于生活的发现、质询、批判和超越。这些作家尽管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呈现的文学世界迥异，但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写作，文学何为？他们思考的结论几乎是相通的。那就是，为理想、为信念、为人类精神的可能而写作。正是这类作家的存在，文学对人的存在的勘察才有了深度，而人也因为高悬的理想灯火而执著前行，踏实而坚定。

　　三

　　审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文学在获得不断丰富和多维探索可能的同时，理想却正在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话题。理想精神的缺乏，使得作品意蕴浅薄，语言贫乏，情感枯竭，想象力不足。

　　在电影《唐山大地震》里，我们就能感觉到某种理想精神的阙如。《唐山大地震》不能说不是一部好的片子，其中不乏感人的场面和情节。但是，在哭声背后，我们还是觉得这部作品缺少了点什么。编导由于对人物命运讨巧的处理而降低了影片的理想性高度：一是将灾难之后的心理疗伤寄托在了对亲情的唤醒上面，似乎亲情可以超越时空，弥合一切伤痛。这种认识当然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习惯，但低估了人在灾难面前焕发出的超越亲情的力量。在灾难面前，人会获得对于生的意义的超乎寻常的理解，诸如对于命运、隐忍、感恩、敬畏、谦卑等，都会因为遭遇灾难而得到深刻的理解。而这些，恰是影片所缺乏的。电影镜头中的女主人公村妮在震后一直生活在痛苦、忏悔和自我的折磨当中，原因就在于在救儿子还是救女儿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了救儿子，而女儿也因为无法理解母亲的选择在震后余生中选择了叛逆，最后还是亲情的力量导致了母女和解，两个人都没有走出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逻辑，这大大限制了电影对人性可能性的探索。二是在叙述上编导过分依赖某种巧合的故事情节来支撑人物命运的叙事，削弱了影片的悲壮和崇高的美学意蕴。影片女主人公——女儿的人生历程可以概括为：震后幸存——被收养——考上大学——爱恋——怀孕——弃学生子——隐忍度日——远嫁老外——汶川地震——姐弟相认——母女团圆，这种偶然的、近于编造出来的情节安排除了因为演员还算成功的演技弥补了一些缺憾以外，几乎再也找不到撼动人心的力量了。这种安排，恰是编导对灾难以及灾难中的人性缺乏应有的关怀的表现。因为缺乏对灾难以及灾难中的人性关怀，电影就从重大的、崇高的、富有启示性的题材意蕴滑落到对于凡俗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刻画上，从而也就使影片失去了理想性的高度。以至于结尾那个骑着自行车的人通过死者纪念碑的时候，没有静穆、忧伤和悲戚，反而像是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一切仿佛一个轮回，近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与之比较，波兰一部产生世界影响的电影《钢琴师》，写的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事件。艺术家在表现这种灾难的时候，也是通过钢琴师一家特别是钢琴师的命运来展开的。与《唐山大地震》视角相似，但境界有别。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极度痛苦和压抑中，依然保持充盈和完整的灵魂的人性故事”。看过这部电影的人，谁也不会忘记钢琴家那忧郁的面庞，那双瘦骨嶙峋的本来用于弹奏美妙乐曲，却被砖瓦、废石磨出厚厚老茧的手。那生命瞬间的破碎，那求生的痛苦和内心的挣扎，那亲人间的用一块糖果传递温暖和牵挂的场面，深深嵌入到观众的记忆深处。这一切充分表现了编导对于“黑暗中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于生命尊严的谦卑的敬畏，以及对于自由必将来临的坚定信念。比较起来，我们的一些艺术家似乎太喜欢玩弄技巧，卖弄才情，兜售油滑，制造幽默，却缺乏面对灾难应有的真诚和力量，更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使得作品往往带有理想性不足的先天硬伤。

　　我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近年来每年都在1000部以上，全国文学副刊多达600余种，任何一年文学作品的总量，都可以轻易超过17年文学作品数量的总和，不少年轻的作家出版了动辄几百万字的洋洋文集。但是，在文学繁荣的背后，我们惊讶于真正有精神有生气的作品并不多见，有思想力、有忧患意识和形上关怀的佳作更是少而又少。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比较，90年代以来文学告别了理想主义和乌托邦幻想，而开始走一条从此岸组织生活秩序的世俗化叙事的道路。凡俗的、日常的生活成为文学乐此不疲的表现对象，身体的、欲望的乃至本能的冲动，成为文学调动眼球的卖点。告别英雄、躲避崇高、消解诗意，成为一些作家的自觉追求。这固然体现了文学对常态的回归，但也引发了文学理想精神的匮乏和精神生气的不足等问题，以至于作家不得不靠技巧甚至通过媚俗、迎合等方式来取悦读者。

　　当前文学理想精神的匮乏和精神生气的不足，是与一些作家人生理想的丢弃和审美标准的降低联系在一起的。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作家从过去的“广场”角色走向日常生活的凡夫俗子，作家和普通人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赢得了平等和自由。作家可以不再充当那个被放大了意义的“立法者”或“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角色，而文学也从那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神坛里走下来，成了和日常消费品没有什么两样的东西。作家兴趣点的转移和文学的“向下”倾斜，引发了文学理想精神的危机。它反映了一些作家对自我身份在认同上的危机，把自我等同于世俗社会中的一员，以市场规则为导向，以物质关怀为动力，以制造快乐为目标，文学也就等同于一般的商品，作家的社会角色也就变得晦暗不明。我们当然无意苛求作家，因为作家也是生活中的人，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他不能不为衣食住行而奔波，为活着而操劳。更何况，靠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改善生活条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把作家存在的理由定位于物质生存生理需要的满足是否降低了作家的标准？马克思认为：“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诗一旦变成了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四

　　我们呼唤文学的理想，并不是要为文学制定标准，划定一个准入门槛，或者把理想性文学视为文学的惟一样式。为文学立法或将文学理想定于一尊，是某种专制主义或集权主义的东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把对乌托邦的执迷和非理性的热情引入文学，也会造成文学理想的专制化，文学表达的垄断化。文明社会需要平常的心态、平常的文学。人的心灵是一个复杂的内宇宙，理应在平等的生命权利下得到尊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那么“为什么要让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有一种存在方式呢？”是的，文学是高度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作家有着因为性格、心理倾向、知识背景和生活阅历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学领悟世界、表现世界的差异性，对这种差异性的尊重是衡量我们对待文学心态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呼唤文学的理想绝不是以抹煞这种差异为代价的。文学的世界是一个异常丰富的世界，这里有以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为旨归的文学，有着眼于人的未来的理想性的文学，还有批判现实、抗议异化的文学，当然还有自娱自乐，边走边唱，甚至满足求知欲、好奇心，乃至“低级趣味”的文学。只要与人类向善的本性没有根本冲突，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学都有存在的理由。我们甚至不能要求每一位作家的文学作品里都表现理想，毕竟，文学表现与否与如何表现，那是作家的事情，作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方式组织叙事。只是，在承认文学多元存在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我们还是希望有好的文学，来表达对于现实残缺性的不满，对于精神丰富性的探索，以及对于未来的理想主义关怀等。这不应该是文学的额外负担，而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失去了理想性的烛照，文学也就失去了使人为之投入和痴迷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