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上关于于坚的介绍是这么说的：他14岁辍学，在故乡闲居。16岁以后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宣传干事、农场工人、大学生、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等。于坚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年长诗《O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作为中国第三代诗歌的诗人代表，批评家认为于坚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风格为自己的追求，其诗平易却蕴含深意，他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作品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

　　新报：现在的诗歌朗诵现场经常出现在酒吧、茶社和各种沙龙中，在你看来，这个时代的诗歌繁荣和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繁荣有着怎样的区别？

　　于坚：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是广场式的，经常出现集体朗诵。那时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个诗歌朗诵会可以来十几万人。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时候的诗歌是人们宣泄自己情感的一个重要渠道。现在的诗歌活动比原来要频繁很多，但都是在一些小场合里，属于沙龙式的，现在的诗歌活动是真正的诗歌活动。在这个时代，随着经济起飞，人们在内心深处也开始渴望更深层次的东西。自古以来，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是依靠于宗教来完成的，而中国人是以诗为首的文化来完成的。如果不是这种诗教，我们就会彻底丧失文化身份。诗人是活在人群中的五百罗汉，天马行空，然而虚怀若谷，让那些在时代之夜中迷失了的人们有所依托。如果大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原天地之美”，如果大地已经没有能力依托自己的“原在”，那么这一责任就转移到诗人身上。30年前，“现代化”是一个不可及的东西，高楼大厦和小汽车也曾经是一代人的梦想，但是这些东西在现在都实现了。其实现代化走到今天，我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很简单，甚至是一个很乏味的东西，于是人们开始追问存在的意义，诗歌的价值将逐步彰显。

　　新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你感觉诗歌在这30年里的“冷”“热”变化是怎样的？

　　于坚：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一个高峰期，然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缓慢下降，到了21世纪初期，公众对诗歌的关注度降到了历史水平线以下，我感觉简直可以算是5000年来的最低谷，现在又开始慢慢回升。

　　新报：你怎么看待当代诗坛中不同流派诗人之间的纷争？

　　于坚：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在这样一个自古就以“诗教”为荣的大国里，如果诗歌就只有一个流派，那就太可笑了。在一个大国里，诗歌注定是要多元的，要有着不用流派之间的纷争，这也说明文化上的深厚。我觉得这种纷争其实是越多越好。如果要用权力意志来限制这些不同风格的流派，就会让诗歌变得很乏味。但是至于最后哪些诗会流芳千古，那还是杜甫说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新报：你怎么看待中国诗歌中南方与北方的这种差异？

　　于坚：中国如此辽阔，也有着南方与北方的这种明显的不同。这首先是地理决定的，我是一个南方人，但也很喜欢北方，北方的大地苍茫辽阔，人站在这里的土地上，会感到无限的存在，南方的感觉是“群峰并峙”，人比较容易产生距离感，因为山峰与河流众多，把人群都割裂开来。南方更注重个体的差异，比如在我们云南，共有26个少数民族，这是由于历史上地理的封闭造成的，因为每一个民族都生活在不同的山林中，缺乏互相沟通，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在整个南方都存在这种情况。总的来说，南方的文化比较丰富多彩，比较强调个体的差异，而北方文化则更整一，更有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南方更讲究细节与操作，北方更讲究玄想，更讲究象征。这在城市建筑上也可以看出来，南方城市的建筑仿佛更实用，而北方城市的建筑更讲究视觉冲击力，更有象征色彩。在诗歌上也是这样，北方的诗歌更讲究整体把握，南方的诗歌更讲究细节与精致。在古代诗歌中这一点也很明显，曹操的诗歌是典型的北方诗歌，而宋词则是南方诗歌的代表。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中国的很多东西也都是讲究“通”的，比如一位诗人，他可能有着北方的气质，同时在文字上也有着南方的细节。

　　新报：你对天津的诗歌现状有怎样的印象？

　　于坚：天津还是有非常好的写作态势。而且天津的诗歌写作是有传统的，从原先“七月诗派”的鲁藜，还有穆旦，到后来的这些诗人，都很优秀。朵渔办的《诗歌现场》是中国最好的民间诗刊，视野比较宽阔，也不自卖自夸。

　　新报：你很喜欢摄影，那么摄影和你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关系？

　　于坚： 在今天，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你肯定要用电脑写作，你肯定不会用毛笔来写作。清代大画家石涛讲过：笔墨当随时代。在狭义上，对于作家来讲，电脑也是一种笔墨，对于我来讲，照相机也是笔墨。自古对于作家来讲，诗书画都是相通的，对于现代作家来讲，照相机就代表着绘画。文人就是写一切。我写毛笔字，来保持汉字与我身体的一种联系，我也用摄影来表达绘画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图片的时代，图片的功用以后甚至要超越文字，我今后出的书都会是文字与摄影的结合，我相信在文字的独立性与照片的独立性之间，还会产生一个新的意义空间。

　　新报：在今天，“文化的娱乐化”是一个普遍现象，也引起了很大争议，你怎么看待今天的这种被娱乐化的文化现象？

　　于坚：我觉得今天的娱乐化是对于几十年前的某些文化教条主义的一种解构与反动。过去时代流行说教，过于一本正经，走到极端，就出来解构的思潮。解构是民间运动。也有西方思想的影响。“解构”是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的，庄子讲的“道在屎溺”就有着某种解构的意思。在中国，后现代有天然基础，“解构”起来就更加势如破竹。这又走到了极端，搞成了段子化、通俗娱乐化，没有一点正经了。我是比较严肃的。本本主义、一本正经曾经很令人窒息，但是，没有一点正经同样令人窒息，现在大家在一起，不讲个段子、八卦乐乐就无话可说，也很令人窒息啊。我批判这种在文化上以搞笑为荣的做法。我想说的是，有很多事情确实不搞笑，也笑不起来，也不应该笑。

　　新报：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讲，你觉得是应该一意孤行，在自己的创作上完全不要考虑其他人的感受，还是应该听取别人的意见来完善自己的创作？

　　于坚：你可以只坚持自己的小国寡民的真理，不考虑普遍真理。但你就不要抱怨你的东西大家不接受。其实无论多么有个性的艺术家，都会很在乎其他人的看法。当年梵·高也是因为他周围有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在鼓励他，认为他是“法兰西艺术的未来”，他才会有激情地画下去。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周围的朋友都很鼓励我，说我是云南的莱蒙托夫，说你的诗要等到你的名字被画上黑框以后才能发表。我很开心，因为我信任的人们认可我，增加了我写作的快感，我才有力量写到今天。

　　新报：在今天的社会，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很好的“财路”，仿佛只有诗歌很难赚钱，导致许多诗人都很贫穷，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于坚：在我看来，诗人贫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诗人就像是僧侣与牧师，如果一位僧侣腰缠万贯，大家就要怀疑他和神之间的距离。老子说，“有无相生”，诗人玩的就是“无”。现在的大多数诗人都有其他的赖以谋生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诗歌更纯粹。(马驰)

　　采访手记

　　说实话，是先读过瘾了于坚的散文，再慢慢地读了他的诗。他的散文很有张力，却在文字上很内敛，而且干净利落，像极了他的那些山南海北照来的照片，不是那种看上去很炫的东西，但是总有一股劲儿在那撑着，这就是所谓气质吧。于坚的语速不快，带着些云南的口音，有些话怕我听不懂，还会特意重复几遍，于我而言，他的描述里充满着让我向往的东西，就像是云南的那些著名景致，譬如丽江，譬如大理。站在朵渔家的露台上，于坚向这座北方城市近郊的远处张望，我相信，许多我们视野里的寻常风景，会在他的眼睛里重新排列组合，成为天空下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