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1942年是因身患严重肺病去世的，终年59岁。据母亲回忆说，在爷爷去世的两年前，即1940年，她和父亲结的婚，当时父亲21岁，母亲17岁。

爷爷没有患病之前，父亲在焦作市郊的一家国营农场工作。爷爷患病后，叔叔年龄还小且还在上学，奶奶负担过重，父亲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家种地。爷爷去世后，父亲便成了全家人的“顶梁柱”。父亲那年23岁，叔叔才16岁。父亲生于1930年11月24日，叔叔生于1936年11月30日，父亲比叔叔大6岁。这样，家里最早的家庭成员即：奶奶、父亲、母亲、叔叔4人。

爷爷生前给父亲、母亲 、叔叔、奶奶留下了3间烂瓦房和两间土坯垒得烂草房。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自从他离开焦作市郊那家国营农场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去工作，家庭责任的重担永远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爷爷生前给父亲、母亲 、叔叔、奶奶留下了3间烂瓦房和两间土坯垒得烂草房。家乡人习惯将背靠北方的房子称为堂屋，将背靠东方的称为东屋。所谓瓦房，就是部分砖和土坯砌成四周围墙，顶蓬全部由瓦铺设。所谓土房，就是四周围墙全部由土坯或泥巴构成，顶蓬全部由高粱秸或草编成的笆子蒙盖.笆子上面上了一层泥巴，或厚或薄，很不均匀，所上泥巴一年至少得重新上一次，否则遇到雨天很容易漏水。父母婚后就一直住在那两间土坯房里，姐姐便是在这两间土坯房里出生的。那3间烂瓦房里住着当年年逾五旬的奶奶和16岁的叔叔。

据母亲说，爷爷去世后，奶奶和叔叔住得那两间烂瓦房后坡开始坍塌，父亲和母亲住得那两间土坯也倒塌了。这样，父亲便和全家人一起动手，将后坡开始坍塌的烂瓦房重新维修了一下，并在烂瓦房东边接盖了两间土坯房。此后，父母居住的那两间被称为东屋的土坯房完全倒塌了，父母就搬进了新接盖的两间土坯房里。这一年，姐姐才一岁多一点。此后的几年间，大哥、二哥先后在这两间土坯房里出生。

 一天晚上，人刚睡下，土坯房后坡突然塌了个大窟窿，全家人十分害怕和紧张，天还不停地下着雨。 

在二哥一岁多的那年秋天，由于连续几天下雨，待雨停后，姐姐和大哥出去玩耍，半晌回家推不开门。当时母亲下地参加生产劳动，父亲在生产队的饲养室当饲养员。大哥和姐姐跑步下地找母亲，适逢母亲收工回来，母亲问咋啦!大哥和姐姐说推不开门了。母亲赶回家一推门，才发现土坯房中间塌了个大窟窿，落下的泥土将门顶住了。据大哥回忆说:那年秋天，天气十分阴暗，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一天晚上，人刚睡下，土坯房后坡突然塌了个大窟窿，全家人十分害怕和紧张，天还不停地下着雨。

房子塌了个大窟窿，实在没办法再住下去了。好在父亲当时在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当饲养员。没有办法，全家人只好搬进了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居住。晚上，父亲和大哥就睡在给牛马放干草的草池里；母亲、姐姐及年仅一岁的二哥3人睡在一张小床上。

父亲计划盖三间西屋。这样，全家人便开始起五更爬半夜地准备材料。

父亲打算将塌了的两间土坯房再维修一下再搬进去居住，母亲却为那一下雨就漏水的土坯房伤透了心，不愿再搬进去，便和父亲商量着再盖新房子。于是，父亲计划盖三间西屋。这样，全家人便开始起五更爬半夜地准备材料。盖三间西屋需要3000块砖，因为家里没钱，买3000块砖都成问题。

听说北邻居小常的舅舅在邻村马村开了个砖瓦窑。小常的姐姐不能生育，要了别人的一个小女孩儿做养女。小女孩儿正处于哺乳期，却没有奶吃。二哥还没有断奶，母亲便经常丢下二哥到小常的姐姐家，为她收养的小女孩儿喂奶，试图通过这种邻里亲情关系，让小常的姐姐给其舅舅说说，能够便宜一点卖给我们家3000块砖。母亲的苦心没有白费，我们家终于用很有限的钱买到了人家3000块砖。现在，母亲每提起这件事就伤心地掉眼泪。

这座西屋共有三间，四个墙角垛子及墙根脚全部由砖砌成，另加门窗框，其余部分全是由泥巴垛成。房子的顶蓬则是用棉花秸编成的笆子，笆子蒙盖在根根很细的木椽上，笆子上再上一层泥巴，泥巴上再上一层瓦，房子就盖成了。这座房子成了当时我们家最漂亮的房子。不久，我们全家人便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搬进了新房子里。几年后，我便在这座房子里出生了。

奶奶也是个苦命人，在搬进父亲为她盖的泥巴草房一年后就不幸患病去世了。

1943年底，18岁的叔叔应征入伍到了广州某部当海军，留下了奶奶一人在那三间烂瓦房里居住。

3年后，叔叔当兵复员，没有几年，叔叔就结了婚，和婶婶住在了那三间烂瓦房里。

有一天，家住郭庵的老姨，也就是父亲的姨妈来我们家，和奶奶拉家常时言不由衷:“你看!人家都有房子住了，就你没有，是只鸽子也的有个窝”。这话让父亲给知道了，父亲就计划着给奶奶盖房子。

父亲和叔叔弟兄两人，父亲这样认为，作为家的“老大”，他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此时，姐姐已经十三、四岁，并且能帮父亲干活儿了，于是就帮父亲推车拉土垛墙。

家乡土地少，所以别小看一车土,也不是谁想在哪拉就在哪拉的.没有地方拉,父亲就到庄稼地的排水沟里挖,东一车西一车地找着拉.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父亲的努力,在挨着我们家西屋北窗的右侧，地方虽然不大，父亲却硬是用泥巴垛起来两间草房。所谓草房,就是用高粱秸、麦秸蒙盖顶棚,然后再用草和泥和成泥巴整个在上面抹一层,这样,两间草房就盖好了。两间草房盖好后，父亲便从中间隔开，分成两间,并各面朝南面开了个门,左间成了我们家的厨房，右间成了奶奶的住房。

不久，奶奶就从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的那三间烂瓦房里搬进了这间草房。父亲大叔叔6岁，父亲作为老大,在盖子问题上从未让叔叔操过心，充分体现了一个当老大的作风。

奶奶也是个苦命人，在搬进父亲为她盖的泥巴草房一年后就不幸患病去世了。据母亲说，奶奶患得是食道癌。遗憾的是奶奶和爷爷一样，平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是不同的是，奶奶去世时我已经四、五岁了，已经懂事，奶奶生前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而爷爷却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个空白。爷爷去世时，我还没有出生。

17岁的姐姐去邸塥为生产队出工挖排涝河回来，说腿疼，后经医院检查，患得是骨髓炎。

 姐姐只上了两年学，就辍学在家开始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儿了。

1970年的一天，17岁的姐姐去邸塥为生产队出工挖排涝河回来，说腿疼，后经医院检查，患得是骨髓炎。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很厉害的病，如果治不好，就要将患病的那条腿锯掉。姐姐的患病，对于我们这个在风雨中飘摇的贫困农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姐姐患病后，父亲起先是带她坐火车到郑州市的一家医院看病，医院诊断为骨髓炎，但是父亲、母亲不相信这是真的，结果又通过街坊邻居的关系，被介绍到汲县的一家医院，再通过拍片诊断，结果还是骨髓炎，这样，父母才不得不相信姐姐的确患得是骨髓炎，这个让我们全家人都难以接受的现实。

不久，姐姐的病腿便开始了浮肿，并不时拌着疼痛，父亲就用小平板车拉着她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木城镇医院做了手术。不知是由于当时县城的医疗条件差还是医生的水平低，手术后姐姐的病腿还是疼，后来发现是一些恶化的碎骨没有清除干净。此后，父亲又用小平板车拉着姐姐到几十公里外的焦作市的一家医院治病。我们家乡离焦作几十公里，现在看来都十分的遥远，父亲来回都是徒步拉着小平板车接送姐姐去的，对于身体瘦弱的父亲来说，可谓吃尽了苦头。其间，弟弟还未满周岁，母亲顾不了我，就将我送到了姥姥家里，让小姨照管我，好在小时侯我胆子很小，比较听话。有时小姨有事要出去，就给我一块馍，让我坐到门口的石头墩上等她回家。

 姐姐治病需要用钱，家里没钱，母亲就到家住王庄的大姨妈家借钱。大姨妈家里当时也不富裕，经过七拼八凑才筹出了20元钱。钱还不够，母亲就抱着嗷嗷哭叫的弟弟徒步到离大姨妈家不远的新城集市上赶集，将父亲和她平时不穿的衣服在集上卖掉，又筹了20元钱。据母亲说，当时姐姐每次治疗手术费是100元，先后几次动手术的手术费真不知父母是如何筹集的。

动手术后姐姐的病腿好长一段时间仍不消肿，听说吃四环素能消肿，远在西部边陲乌鲁木齐市工作的舅舅知道了，便从遥远的乌鲁木齐寄来了4瓶“四环素”药片，为此，我们全家人感动了好几天。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几乎父亲是经常拉着小平车到很远的地方为姐姐治病。

 父亲先后拉着小平车徒步到焦作为姐姐治病3次，住院治疗一个多月。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几乎父亲是经常拉着小平车到很远的地方为姐姐治病的。记忆中往往是家人都睡了，父亲才拉着小平车上的姐姐回来。当然，每次回来后，我都能听到屋外父母亲隐隐约约的说话声。我每次都这样想：这次回来，父亲和姐姐就再也不要出去了。

 父亲每次用小平板车拉着姐姐去看病，母亲都事先炕好一些饼子用布袋子装上，以备父亲和姐姐在路上吃。在路上，父亲和姐姐饿了就吃口干饼子；渴了，就近在路边的老乡家喝口水。每次父亲拉着姐姐看病回来，都带来了他们在路上吃剩下的干饼子，我都要争着去吃。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父亲和姐姐吃剩下的这些饼子是那样的香甜。

 现在我才知道，从我们家乡到焦作当时没有像现在的有高速公路，可以走捷径，那时要绕道而行，来回至少有90公里的路程，父亲每次都是在太阳初升时拉着姐姐起程，到太阳西沉的时候才抵达地处焦作市北郊的医院。

几十年前我们家乡的土路比较多，遇到刮风下雨土路变得泥泞不堪，人车难行，父亲拉着小平板车上坐着的姐姐去看病，行路之难可想而知。

另据二哥回忆，那时我们家烧的煤，也就是像现在的一些火力发电厂澄水池里挖出来的煤泥，家乡人称它为“烟子灰”，就是父亲徒步几十公里用小平板车一车车拉回来的。因为这些烟子灰价格比较便宜，五角钱一车，一辆小平板车尽量装。这种烟子灰被风吹干得象沙子一样，很不好装，哪个地方稍微有点漏洞，烟子灰就会流泻掉。因此，父亲每次装时都是用高粱席或草毡子将小平板车周围围成一圈，用几根小木棍撑着，这样可以将小平板车装满并多装一点，因为来回几十公里，拉一次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多拉一点就可以省得来回跑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是比较贫穷的，但由于父亲的淳朴、憨厚、实诚，能干，家里的生活基本上还算过得去，因为先辈没有流下值钱的遗产，家里全靠挣工分过日子，而仅父亲一个劳动力，我们弟兄几个上学，姐姐又患腿病，家里又要盖房，方方面面都要用钱，使得家里经济条件日趋拮据，以至于紧巴到烧五角钱一车的烟子灰。

父亲在他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不知道徒步到焦作去了几趟，这连母亲也说不清楚。

姐姐患骨髓炎那年是17岁，一直到25岁，她的骨髓炎病才彻底治愈，时间跨度为9年。腿病治好两年后，姐姐就同离我们村不远的杨村的一位普通农民结婚了。9年的时间，我们家为治姐姐的腿病花了多少钱，除了父亲外，别人谁也不知道。据母亲说，当时为了让姐姐手术后腿长骨头，吃不上鸡蛋就吃鸡蛋皮。其方法是用一个碾中药的槽子，将鸡蛋皮烤干后，在这个槽子里碾碎成粉，然后掺到面粉里，烙成薄薄的煎饼让姐姐吃。姐姐的腿病治好后，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笼罩在我们全家人头上9年之久的隐影终于散了。从此，我们家里的日子趋于平稳，我们弟兄几个也渐渐大了起来。

提起大食堂吃的饭，母亲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因为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大哥生于1958年，母亲说我大哥是在我们家三间破瓦房里出生的。1959年，全国农村推行大食堂政策，我们家乡也不例外，但家乡人的生活却是苦不堪言，因此大哥的童年是在及其艰难的环境中渡过的。

所谓大食堂，就是全生产队将每家每户的锅都搜集到一起，劳动之余，全队的社员都集中在一块同吃一口锅里的饭，因此，大食堂也叫大锅饭。当时，很多人对这种形式感到不满意，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对，都知道是上面的政策。在当时，谁敢违反上面的政策就是反革命，只能执行而不能违背。

在全队上下都在收交锅碗瓢勺的同时，奶奶动了个心眼儿，将一口小锅偷偷地藏了起来，以备在家给刚刚一岁的大哥烧口水喝或做点吃的。这一天，她抱大哥出去玩耍时间过长忘了关门，恰巧又遇到生产队里派人挨家挨户地搜锅，结果被搜走了。当时，在家带小孩儿的老人是不下地干活儿的。吃饭时，是谁家的老人没吃饭，就由谁给自家的老人带饭吃。不管老人年龄大小，每顿饭是一个窝头和一勺苞谷粥。在实行大锅饭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帮大食堂做饭，姐姐在托儿所被托管，奶奶在家里带大哥,母亲作为劳动力下地参加生产劳动。

提起大食堂吃的饭，母亲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因为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据母亲说，每当开饭时人人都可领到两个窝窝头。但窝窝头也有它的不同之处，秋天吃的窝窝头是用红薯叶、白菜叶、胡萝卜叶、白萝卜叶掺在一起，再拌点面粉做的；春天吃的窝窝头则是用榆树叶、槐树叶掺在一起，再拌点面粉做的。窝窝头所拌的面粉很独特，不象现在人们食用的面粉，是小麦或玉米加工的。在那个年代，做窝窝头的面粉大概有这么几种东西加工而成，譬如，将玉米杆芯、河里挖出在太阳下晒干的蒲根及锅里炒焦的花生皮用石碾碾成粉，再掺上碾碎的榆树皮粉，加上水，合上各类菜叶，做成一个个窝窝头。现在的人谁也不会想到那年代做馍馍工序怎么会如此复杂!

真难想象，这种窝窝头吃到嘴里会是什么味道，但是，那时我们的家乡人就是吃的这个东西，给现在的年轻人说起这事，没有几个会相信。好在当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没有吃过,不知道其中味道。现在每当母亲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时，我就将上世纪70年代初期吃过柳树叶、芝麻叶、小麦苗、榆树叶讲给母亲听，母亲总是说那还算是好的。在“大食堂”时期根本吃不上这些东西。榆树皮都被剥光了，因此一到冬天，很多榆树就都因没有皮而活活死掉了。我想,“大食堂”所吃的窝窝头绝对不会太好吃，但是，在那个年代，你不吃又有什么办法，你如果不吃就会被饿死。

   “大食堂”结束后，母亲抱着长兄和家住杨洼的姑奶坐火车到西平县境内去要饭。

“大食堂”推行了两年半以后，实在是推行不下去了，于是，在这一年农历的二、三月份，队上的领导终于说“谁想散伙的就散伙回家”，但竟然还有不愿意回家的，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愿意回家自己做着吃。因此，少数服从多数，“大食堂”历史从此结束了。

“大食堂”的历史结束后，队上每家每户每人一天四两面粉分了下来。纵然如此，日子还是难过，母亲就给奶奶说: “面粉分下来了,你们都在家吃吧,我去要饭去!”这样,父亲、奶奶和姐姐就留在了家里。

母亲抱着长兄,带了些旧衣裳,就和家住杨洼的姑奶奶坐火车到西平县境内去要饭。

晚上,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一个老乡家的磨房.这家房东老大娘好心地对姑奶奶说: “你们晚上睡觉将门用木棍顶上,不要让外人进来欺负你们!”第二天天一亮,姑奶奶和怀抱长兄的母亲又要去要饭,好心的房东老大娘见母亲抱着小孩,很是同情,执意让母亲抱着长兄到人家屋里去,房东大娘将熬好的面汤端出来让长兄喝。

要了10天的饭,对于母亲来说收获却很大,除了吃百家的玉米粥和红薯粥维持了生命外,她还用事先带去的两对胶鞋换了人家12斤绿豆,讨了用衣服包裹的一包红薯片.在路上,母亲因拿东西多,又怀抱长兄,走不动路,幸亏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好心人,人家推着自行车,自行车上驮着母亲和姑奶奶的东西,硬是将姑奶奶和母亲送到了火车站。回到家后,母亲抱着长兄又到广武县境内拾烂红薯,拾了一大包,晚上在一个老乡家的小厨房过的.母亲说她是在这间小厨房里半躺半坐了一夜.再回到家后,母亲将烂红薯用水泡了泡,不是太苦了,全家人便开始食用。

长兄的童年是在那非常艰苦的岁月度过的,小小的年纪就吃了不少的苦头。

母亲这次要饭回来,地里的麦子也快熟了。当年是个好收成,生产队集体收了庄稼后,除了交纳公粮以外,剩下的粮食全部都分给了社员群众。当时我们家4口人,生产队给我们家分了400多斤小麦,小麦用石磨磨成面后,全家人连同麦皮都吃了。从此,我们家的日子和众乡亲一样,开始好过一些,母亲也再也没有出去要过饭,并作为壮劳力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这一年,长兄已经4岁半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长兄如愿上了学,并且学习成绩还不错,据说他的作文可以,毛笔字写得也好,但遗憾的是,长兄只上了五年的学就辍学了。辍学后,长兄也开始和父亲母亲一样下地参加生产劳动,当时他每天的劳动报酬可能是3工分。长兄的童年是在那非常艰苦的岁月中度过的,小小的年纪就吃了不少的苦头.可能是从小就由于营养不良的原因,长兄在我们兄弟几个当中个子显得较矮一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全是穿着母亲亲手织布做得衣服过来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前,我们全家几乎没有买过布,所穿的衣服布料基本上全部是母亲用木制的织布机一梭一梭地织出来的。在当时的我们家乡,如果谁家的女人不会织布或做衣服,那便被视为不会过日子。在那时,家乡的女人一生不仅要学会洗衣做饭,收拾家务,生儿育女,伺候男人,还要学会纺花织布做衣服,否则便被外人瞧不起。因此,作为生就在家乡这片土地上的女人们来说,在她童年的时候,就要在母亲的教导下学着做各种家务,当然,也有不屈服的,但那便被视作不规矩,长大了连找婆家都成问题。母亲便是在旧中国“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铸就了她终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的性格,是一个典型的、要强的北方农家妇女形象。

至今我还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母亲纺花织布时的情景.也不知道在多少个寒冷的冬夜,母亲在屋中央支起一架纺花车,然后盘腿坐在一个用玉米包皮拧制而成的垫子上,旁边地上放置一盏燃着的、黄豆般大小火苗的煤油灯。在灰黄的煤油灯的灯光下,母亲开始纺花。她一手捏着用白棉花搓成的棉花卷儿,一手搅着缠着根根棉线的纺花车。纺花车不时发出“叽嗡叽嗡叽叽嗡”的声音。有时，我从睡梦中一觉醒来,仍能听到母亲的纺花声.我的童年就是在那不知多少个漫漫无聊的长夜中度过的。有时,当我写完作业后,实在无事可做,就坐在母亲的纺花车旁,一边看母亲纺花,一边听母亲讲那陈年老事。往往是母亲的几卷花纺完了,母亲那过去的事情还没有讲完。

那时,我们家乡好多家里都没有电灯,一到晚上,到处是一片漆黑。除了白天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之外,一般在夜里我是很少出去的,因为当时的我们家乡冬夜,四处的确是漆黑,遇到阴天,的确是伸手不见五指。家里比较贫穷,父母从来就没有给我们兄弟几个买过任何玩具。在我的童年时代,最要好的玩具要算是自制的用自行车链条做成的火药枪和用铁丝握成的弹弓之类了,但大人小孩有危险之嫌,父母是不主张我们玩这些东西.因此,不知有多少个冬夜,我都坐在母亲的纺花车旁,听母亲一遍遍讲那过去的事情。那不知有多少个冬夜是那样的寒冷,但只要一坐到母亲的纺花车旁,我就感到浑身充满了无限的温暖。

母亲一般是冬天纺花,春天织布。

我们家没有织布机,母亲大都是用邻居家的织布机.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姥姥将他们家的织布机送给了我们家。据说这架织布机是姥姥出嫁时的陪嫁品,然而,母亲没有用过几次就不用了,原因是当时的条件慢慢好了,没有人再纺花织布了。时隔19年之后,我回故乡一次,偶然在弟弟家的院子里,发现了姥姥送给我们家的这架织布机,它显然成了历史的古董了,并且完全成了一个烂木头架子,上面的零部件全都没有了,连烧火都没有地方,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将它搬到屋西头的一个旮旯里了。

母亲织出来的布全都是白色的,做衣服不能全是白色的.于是,母亲就到集上买来深蓝色或黑色的颜料染布,其办法是,烧一大盆开水,将颜料倒在水里搅匀,然后将白布放到里面进行浸泡,大概时间需要7天7夜,再将布捞出来,拧干水,搭在院子里两头扯好的铁丝上让太阳暴晒干,这蓝色或黑色的布料便成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全是穿着母亲亲手织布做得衣服过来的。1983年我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再也没有织过布。据母亲说,她至今仅剩下了一条自己亲手织布缝制而成的床单,还留在了老家。她还说,我的大嫂、二嫂在出嫁到我们家时都将娘家的一条自织布床单送给她。如今,这些床单都放姐姐家里,姐姐说等母亲回老家时,姐姐再将这些东西还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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